在一九九二年的总统选举中，比尔．克林顿提出了“傻瓜，这是经济问题”。

　　这句口号戏剧性的改变了选举结果，经验丰富、打赢了海湾战争、外交政策上大获全胜的乔治．布殊，充满遗憾的落选了。一次经济衰退正席卷美国，而这正是在布殊任内。

　　这像是全球政治的转捩点。那个外交行动、地缘政治主导的冷战年代过去了，人们不再担心冷战、核问题，就业、物价、储蓄、住宅，这些经济因素决定公垄情绪，也决定政治议程。克林顿战胜布殊的那一年，也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年份。被……事件中断的改革，以另一种方式重启。政治上的改革被终止，但经济上的改革要更为大胆。

　　比起八十年代涉及到政治、教育、军事、农村、经济的全方位变革，九十年代的中国倒是牢牢的回应了克林顿的口号。经济意识已深入政治人物与普通公垄，甚至变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所有人都只是经济动物，只有经济增长能堳O持住，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或者继续拖延下去。 

　　一方面，它成功了。中国的确正前所未有的沦为一个经济国家，政府官员们忙于招商引资、建工厂、卖地皮，而普通民垄，则让自己的整个身心被股票、房子、存款所T据。它们达成了一致。但另一方面，政治的腐烂和社会的衰败，同时到来。

　　一个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在不断涌现的物质诱惑面前，变革更加肆无忌惮，观察官员们在过去二十年的腐败程度的曲线，你会看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增长，以至于你听到一个局级官员上千万元的贪污，根本不会吃惊。垄断的政治权力，也造就了庞大的垄断经济实体，它们不依赖于创新和效率，它们让刚刚开始的自由市场相形失色。

　　社会的溃坏则更为触目惊心。……事件摧毁了人们对于政治的信念，也埋葬了纯真和社会正义。物质欲望暂时填补了精神真空，但也把我们带入一个“一切都是可以交换的”的年代。这种社会情绪中，有利可图的事务会以极高的效率完成，而和每个人不直接相关的公共事务，则会乏人问津。

　　在大学教育的领域，更能表现出这一特性。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大学迅速的膨胀，经费迅速的增加，但主要的结果是，大学校园里增添了大量丑陋的楼房，教授们将大量精力用于争夺研究基金，至于大学的理念、研究的课题、学生们的未来，则像是一片没有利用价值的荒草地，被忽略了。

　　当一个社会中，连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都放弃了自己的价值观，变成了另一种权力和经济机构，那整个社会的思想混乱、气质的庸俗就可想而知了。大学的失败，也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一个国家未来的失败，它无法培育出所需要的创造力、激情、理想和信念。 

　　彻底的经济思维，也妨碍了这个国家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的理解。“只有我们中招了，这些问题就都能解决”，每当遇到令人不悦的国际摩擦时，很多人立刻会这揦想。 

　　每当领导人出访时谈到双边关系时，一长串的投资、贸易数字总是被最先谈论的。即使面临国内问题时也同样如此，我们谈论两岸问题，总会说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依存度有多高，提到西藏问题，则是中央对于拉萨的经济建设与援助的额度。倘若把这些外交措辞排列在一起，很容易给人这样一副印象──中国是一个小商小贩式的国家，相信一切都可以通过金钱来解决。

　　此刻的中国，面临着双重的转变。在国内，政治溃坏和社会矛盾都在加剧，但解决它的方式显然不能依靠经济手段，政府通过金钱来收买社会的方式，将会带来更剧烈的社会溃败。每个中国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多元价值观、自由表达、尊重个人权力、能催生美好的文学、艺术的社会中，而不仅仅是天天沉溺于物质生活又贫富差距严重的社会。

　　而面对中国不可避免的重新掘起的进程，中国也需要理解，物质财富并不总是能转化国家关系中的权力，而没有信念和价值观的政权，则只会以更快的速度衰落。它自身的重量，常常会压垮它。

　　眼前的金融危机，正给予中国政府新的藉口，使它既可以将过错推给全球市场，又可以延缓急需开始的政治改革和社会重建。一切又都是经济问题了，刺激经济的言辞掩盖了这个国家更根本的困境与挑战。

　　一个外来者会将美国迟缓的计划和中国迅速行动作类比，从而得出中国政府更为高效的结论。但他们却常常忘记了，当没有一个官僚制度和社会系统来支持时，所有的良好政策与大胆行动都会迅速变形，以至于背道而驰。因为，它从不仅是个经济问题。

　　
　　（文/许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