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伦敦商学院的“全球创业观察（GEM）”数年度披露“中国缺少机会型创业”。但终因GEM内在的学理性缺陷，而没能揭示“中国缺少机会型创业”的本因是什么。本文认为，我国属于典型的转型经济，我们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社会创业体系，这正是我国缺少机会型创业的本因所在。

第一，市场信息不充分大大降低了创业者发现机会的效率。Kirzner（1997）认为，充分的市场信息对于创业者发现商业机会有着特别的价值。但在转轨中的中国，市场信息多数情况下是不充分的，潜在创业者只能利用有限的个人社会网络来收集所需的信息。其结果，正如Kirzner（1997）所言，创业者的个人社会网络既弥补了市场信息的不充分，同时又大大降低了创业者发现机会的概率和效率。创业者难以发现机会，则何以有机会型创业的发生。

第二，资源市场缺陷降低了创业者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效率。在转轨的中国经济中，创业所需的资本、技术、人才三类市场皆不完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新创企业有着较多的资金来源渠道。如日本形成了以融资、信用保证补充、资本形成为主要内容的创业融资体系（李政，李玉玲，2006）；美国形成了包括天使投资在内的创业投资体系。而在转轨的中国经济中，创业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创业者个人积累或家族的资金支持，以及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融资渠道（诸如个人借贷或股权融资）。尚且源于机会的创业企业大部分是小企业，刚刚起步而缺少信用记录而很难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这就使得不少有创业机会和能力的潜在创业者由于难以获取创业所需的资金而放弃创业。在机会型创业中，创业者并非一定是技术的拥有者，但在转轨中的中国，创业者与技术拥有者之间还缺少有效的市场链接机制，这则抑制了创业者获取所需的技术资源。在现实创业活动中，“团队是最为重要的”，创业投资界甚至将团队作为选择投资对象的首要因素。但在转轨中的中国，我们还缺少有效的人才市场。创业者需要乐于同甘共苦的创业团队，但在人才市场中能够看到的主要是谋求高薪的职业经理人和梦寐以求做白领的专业人士，这同样使得创业者难以实施他的创业计划。

第三，政府对创业的激励不足、社会缺少创业文化、缺少一套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严重制约了创业者将创业计划付诸实施的冲动。在转轨中的中国，政府在政策上鼓励创业，但过多过高的“创业门槛”又在抑制创业。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2003）在“什么妨碍了我们创业”一文中曾经提到，“在中国创业会遇到一些政策壁垒与行政歧视”。“可从公司注册审批的难易看出在一个国家创业的难易”。哈佛大学的laporta与Shleifer、耶鲁大学的lopez－de－silanes和世界银行的Djankov等四位教授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的统计分析发现，从开始注册公司到可正式营业之间平均必须走过的审批步骤数、所需天数及注册申请费用来看，在11个国家和地区，从注册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加拿大最少2步、意大利最多11步，中国内地则需要走过7道关。从申请注册公司到开业平均需经历的工作日天数，加拿大最快只需2天，意大利最长121天，中国内地需111天。从得到各种审批、执照所需支付的费用看，在11个国家和地区，显性注册审批费用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均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国内地则占人均年薪的11％。由此不难看到，在转轨中的中国，过多过高的“创业门槛”的确在抑制我们的创业。故称志武教授坦言，“这种创业门槛看起来简单，但它意味着在中国内地可能难走出像迈克·戴尔、比尔·盖茨这样的世界首富，也难出像“微软”、“英特尔”那样的传奇性公司。而从社会文化来看，我们长期崇尚的社会文化总是告诫人们“枪打出头鸟”。在不少地区，你没有办好企业，周围人咧着大牙“耻笑你”；你办好了企业，周围人又争相来吃“唐曾肉”。从社会保障来看，创业者面对机会去创业，也需要维持基本的生存保障，这就要求一个社会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但在转轨中的中国，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完善、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这样，创业者必然会担忧于创业失败后的生存保障。可见，即便我们的政府发自内心地鼓励人们创业，但过多过高的“创业门槛”、“枪打出头鸟”的社会文化和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又在抑制人们创业。

第四，市场响应机制的缺失导致新创企业难以持续。被潜在客户所了解是新创企业获得市场响应的第一步。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在新创企业普遍缺少资金和网络来推销自己的产品的情况下，在转轨中的中国，我们还缺少新创企业产品的媒体推介机制，由此不少新创企业的产品就很难被潜在的客户所了解。在转轨中的中国，商品市场并不是完全有效的，我们还没有真正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在商品市场上，劣货排斥优货的现象并不鲜见。特别是，国有企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等还严重抑制着中小企业特别是新创企业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这样，“失灵”的商品市场机制就难以对新创企业的产品供给给予恰当的“响应”。在转轨中的中国，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商业信用机制，新创企业还难以借助社会中的商业信用机制来为自己建立起必要的商业信用，更难以借助社会中的商业信用机制来推销自己独辟蹊径的产品。总体上看，正是由于这三种情况的存在，在转轨中的中国，不少新创企业自然就很难迈过“赢得市场响应”这个门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