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天的第五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顺利结束了，应该说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方面，与会者在这里见到了老朋友、又结识了新朋友，新朋旧友欢聚一堂，自然其乐融融；另一方面，一些研究成果在会上发布，便于互相取长补短，修改完善。

举办这么一个大型研讨会，会务组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当年我在青岛和《经济研究》、《南开管理评论》共同举办公司治理与国企改革研讨会（参见《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时楞是掉了几斤肉，费了几个月时间。艰辛可想而知。

最近几年出席了国内外十几个研讨会，感觉南开举办的比较富有特色：

第一，与会人员特别是嘉宾请的比较好，知名度比较高，很多是与公司治理有关的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或前任领导。

第二，会议地点固定，连续五届都是在天津举办，不像其他的会议，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第三，办会人员固定，基本上是原班人马，便于积累经验。

会议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第一，官本位倾向依然比较严重。有的分会场的日程表上居然标出主持人和评议人的行政职务，甚至按行政职务和学校级别安排先后次序，背离了学术规则。这使我不禁想起在厦门召开的一次全国经济学年会。当时厦大的朱校长在介绍嘉宾时，不懂规则把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蜚声世界的老教授排在厦门市长后面，引起学者们的不快，后来北大的海闻教授发言时不得不做了修正（此事怪不得朱校长，毕竟厦大是在厦门的地皮上）。

第二，学术界的研究似乎越来越脱离实际，有些论文模型做得很漂亮，数据也很充实，但却毫无意义，既没有自己的idea,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甚至为论文而论文。国外的论文一般都是先有idea，然后才是模型、数据，我们则往往搬用人家的idea，用现成的数据去验证人家的思想。不接触实际，怎么会产生好的idea？真该好好学学科斯。

第三，一部分学者基本功欠佳，语法、逻辑不过关，文献掌握不全，辨别能力不高，比较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