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解读
杨明文
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是十六大以来的两次特别重要的会议。这两次会议作出了两个重要决定，它们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它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方面。在这里，我们以讲四中全会精神为主，在其中的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方面，再把三中全会精神贯串进去。
一、 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内容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一次民主、团结、务实的会议。
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全面分析当前形势，着重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这是中央的一个重大部署。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始终面临和不断探索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十六大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中央对此高度重视。
《决定》共九个部分，开头三部分是总论，分别阐明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总结了55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第四至第八部分，分别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第九部分强调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全会认为，《决定》立意高远、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内容丰富，论述深刻、措施有力，通篇贯穿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满了改革精神，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治国理政的思路和方略，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指导全党担当起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纲领性文件，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锐意创新的文件。
二、 为什么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决定》站在时代和战略的高度，着重从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从当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等方面，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首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正确应对面临的严峻挑战、顺利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的现实需要。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55年来，我们党依靠全国各族人民，把一个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执政成就。我们党在实践中锻炼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形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国内现代化建设任务更为繁重，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从国际来看，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天下并不太平，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加。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从国内来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利的体制环境。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生产力和科技、教育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还很大，农村贫困人口、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和贫困居民还为数不少。特别是随着我国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临“矛盾凸显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保持稳定的任务更为艰巨，这就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第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给我们党的深刻启示。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一批大党老党相继失去政权。当时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在一夜之间国家解体、政权垮台；当年的苏共是一个拥有88年历史、1500万名党员的大党，却被解散。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尽管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很重要的一条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执政体制僵化，执政能力衰退，执政成绩不能令人民满意，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决定》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精辟论断，深刻汲取了包括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内的外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意在促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警醒起来，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和执政意识，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第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迫切要求。四中全会《决定》对党的执政能力作了一个科学界定，阐明了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这是在科学分析了党执政的现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重视从各方面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全党共同努力，有力地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党的执政能力同党所担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决定》对此作了分析。
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一个是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所谓“不适应”，正如《决定》所指出的，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既有思想观念和执政理念的不适应，也有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不适应，还有党员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等方面的不适应。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以及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等。所谓“不符合”，就是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等等。这两方面的问题都直接影响党的执政成效。“不适应”是从本领方面影响执政成效；“不符合”是从作风方面影响执政成效。我们党强调解决“不适应”，就是要增强全党同志对新的历史方位和执政使命的适应力；强调解决“不符合”，就是要帮助全党同志增强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消极腐败因素的免疫力。
三、 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1、我党执政55年的经验必须借鉴。
《决定》总结和阐述了党执政的六条主要经验。这六条经验，从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的角度，阐明了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一要有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二要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三要有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四要有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五要有科学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六要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六条主要经验强调，我们党在执政实践中，对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既要坚持又要完善；在推进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时既要加快又要全面；在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时既要为民造福又要清正廉洁；在治国理政中既要为人民执政又要靠人民执政；在党的自身建设上既要抓住重点又要全面推进。《决定》总结的这六条主要经验，突出了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等重大问题，坚持和发展了十六大提出的基本经验。
《决定》强调，这六条主要经验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必须在实践中长期坚持并继续丰富和完善。
2、必须明确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
务。
学习领会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最重要的是全面把握“五个以”。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这“五个以”，是55年来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体现了继承性和时代性的要求。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会失去正确方向，搞得不好甚至连执政地位都会丢掉。没有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就失去了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也无法实现我们的执政目的。没有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党就失去了执政的骨干力量，就无法完成我们的执政任务和执政使命。没有完善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的执政效率就无法提高。没有充满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党的执政任务和执政目标就无法落实到基层。因此，这“五个以”每一条都很重要，哪一条都不可偏废。
学习领会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要深刻认识这一目标是从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角度来进行概括的。其中，党要“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是从我们党为谁执政的角度所作的概括；党要“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是从我们党怎样执政、靠什么执政的角度所作的概括；党要“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从我们党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坚定性、纯洁性的角度所作的概括。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学习领会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主要任务，首先要把握这五项任务就是五大能力，即：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五项任务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以及国家主权和安全等各个方面。这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能力建设的思考和部署是全方位的，是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综合起来考虑的，是覆盖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总揽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两个方面的。此外还要把握，《决定》中提出的这五项主要任务，是对党的总体执政能力的要求。而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五种执政能力，主要是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侧重点在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执政素质和本领。这两方面的要求是相辅相成的，应当把它们统一起来加以思考，贯通起来加以落实。五大能力也好，五种能力也好，实质上就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坚持不懈地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贯彻落实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必然要求；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必然要求；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必然要求；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必然要求。
3、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党的执政能力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党的执政能力给出了一个科学而简明的定义：“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其科学内涵，需要深刻领会这一定义所蕴含的五个关系：
一是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的关系。党的执政活动和领导活动既有联系，又不能简单地等同。执政是针对国家政权而言的，主要发生在国家政权活动领域。执政更多地体现为法治活动。领导在广义上是政治活动。在我国现行的制度条件下，党的领导是执政的政治前提，但是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并不是以党组织的名义号令社会成员，而是以国家和公共管理者的角色，通过制定和执行全社会的共同规则━━宪法与法律，来从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活动。
二是执政能力与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依法执政是现代国家政治建设的一条普遍规律，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党的执政能力综合地体现为依法执政的能力。四中全会强调，党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是执政能力与领导制度、领导方式的关系。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本身并不是执政能力，但整个党的执政能力如何，执政成效如何，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但要着眼于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还要重视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
四是执政能力与党制定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关系。理论、路线、方针是执政党凝聚党心、赢得人心和引领社会、整合社会的旗帜，政策和策略是执政党的生命。现在，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善于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善于用理论创新的成果指导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和创新。
五是执政能力与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党自身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关系。我们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从来都是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伟大事业不断为伟大工程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开辟广阔的前景；伟大工程紧紧围绕伟大事业来进行、确保其蓬勃发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着眼于既促进伟大事业、又推进伟大工程提出来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坚强保证。《决定》关于执政能力的科学定义，全面覆盖了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这“两个伟大”，因而是很科学、很全面的。
4、关于提高“五大能力”。
（1）关于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197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其实质和发展趋势考察，可以说一开始就是逐步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走的。先后提出和实施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无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改革实践上，都可视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宏伟纲领。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这种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总结了1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充实了10年前来不及或因条件不成熟而不可能展开的内容，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整的纲领。《决定》针对国内、国际以及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重大方针政策，为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努力做到“五个”统筹，兼顾各个方面，保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保持社会安定与和谐，这是新的发展观和新的改革观的体现，也是我们必须长期遵循的原则。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的重大举措。《决定》对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全面规划和部署，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从“改革”——“建立”——“完善”，虽然我们基本是十年才跨越一步，但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举世瞩目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了要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驾驭”一词体现了要营造一种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良好状态。
十六大报告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决定》据此提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特别是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决定》强调，要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自觉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
四中全会《决定》针对我国改革仍处在攻坚阶段、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的特点，针对现阶段各方面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引发经济波动、社会动荡的因素较多的难点，突出强调要提高领导艺术，妥善处理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全局的六个重大关系：
一是要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公有制是国家引导、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很多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一定要着眼于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做到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使两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是要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在现阶段，在继续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要注重兼顾社会公平。党和国家一方面要继续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另一方面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三是要正确处理好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宏观调控能力直接反映党的执政能力，体现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既要针对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又要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
四是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如果我们思想上不清醒，工作上不注意，是很容易搞散的。这些年，我们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国家的集中统一，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在维护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应当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这就要合理划分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限和职责，做到权责一致、上下一心，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五是要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的关系。要把握改革越向纵深推进，配套性越强、社会风险越大的特点，统筹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努力实现宏观经济改革与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使各项改革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六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着眼于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结合起来，力求既在关键环节上实现突破，又充分考虑社会环境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坚持以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在社会稳定中推动改革发展。
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关键在于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不断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职责定位，即：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同时，还明确了政府管理经济工作的行为原则，即：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决定》还明确规定，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重大方针政策、工作总体部署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要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而经常性工作由政府及其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决策和管理。这个规定，既着眼于理顺党政关系，又着眼于形成党政合力；既进一步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又积极推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
（2）关于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为贯彻这一战略思想，《决定》提出，要不断提高我们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决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其精神实质可以概括为“四个一”：即要实现“一个执政本质”，这就是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一个根本要求”，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明确“一个重要途径”，这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要完善“一个执政方式”，这就是坚持依法执政。
《决定》中关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重要提法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尊重和运用科学规律，发扬民主，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这些提法和概念，我们党过去都提过，但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与执政联系起来，并且作为执政党建设的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这还是第一次。科学执政，就是党要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和科学的制度、方法来执政，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依法执政，就是党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更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研究专家叶笃初表示，成为一个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三者是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要素。三者的辩证统一，表明我们党对执政方式的认识有了新的深化和拓展，执政理念实现了新的飞跃。
（3）关于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决定》根据十六大的要求，就这个问题作出了部署。
一是要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积极推动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工作，不断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着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决定》强调，要着力抓好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建设和鼓励理论创新的社会环境建设，特别是要重视培养中青年理论人才，鼓励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发挥思想库作用。
二是要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决定》强调，要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决定》还要求，加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三是要坚持宣传舆论工作的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增强舆论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决定》强调，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引导新闻媒体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正面宣传为主和积极开展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强互联网管理体制和网上宣传队伍建设，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
四是要不断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决定》强调，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民族传统美德，倡导基本道德规范；坚持鼓励先进和照顾多数、统一思想和尊重差异、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统一，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问题；把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切实抓好青少年教育结合起来，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各负其责又密切配合的青少年教育网络；着眼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深化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教育和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推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推动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推动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
（4）关于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使社会更加和谐，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四中全会《决定》据此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归根到底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的要求。去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000美元，正在向人均3000美元的新目标跨越。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个关键的发展时期，如果政策把握得当，就能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反之，就会出现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导致各种社会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经济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决定》强调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着眼于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眼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从而争取实现前一种发展结果，避免后一种发展结果。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我们党提出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其着眼点就是要从政策上促进、从制度上保证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决定》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提出要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坚决破除各种障碍，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充分发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力量的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阶层人员为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要在全社会努力形成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这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鼓励创造，才有活力和效率；扶贫济困，才有安定与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在充满发展活力、各方面群众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我们党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并正在采取各种措施积极解决这个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节。《决定》强调，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这就要善于从政策取向上抓准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的结合点，正确反映并妥善处理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反对和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同时，要增强妥善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本领，善于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进一步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此外，还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的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四个多样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社会管理形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方法，越来越紧迫地提到我们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决定》提出，要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同时，《决定》还针对社会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对基层党组织、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社团和行业等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务进行了定位。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发挥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发挥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其着眼点就是要加快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和政府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稳定有序的社会。社会稳定既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而且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决定》提出，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积极探索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路子。一方面，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使人民群众的意见能够充分表达出来，以便能够依法及时合理地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另一方面，要针对各种因素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还要有效发挥司法机关惩治犯罪、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要靠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决定》强调，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现在，有相当一批新进入领导班子的干部不善于做群众工作，有些担任领导工作多年的干部，群众观点也有所淡漠，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党的群众工作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受到削弱，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受到影响，群众对此反映强烈。这种状况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我们党无论在执政前还是执政后，密切联系群众都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而脱离群众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决定》提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宣传教育，积极研究并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努力改进群众工作，不断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以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为工作重点，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凝聚和激励群众共同前进。
（5）关于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联系日益广泛。《决定》强调，我们党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领导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贡献，就必须正确应对国际局势，妥善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决定》提出加强党在这方面的能力建设，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是着眼于内政和外交的相互联系来思考和对待执政能力建设的。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领会。
第一，要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决定》强调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
第二，要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决定》强调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霸，坚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伸张正义，支持公道，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恐怖主义；正确处理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关系，主动参与多边外交活动，积极在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互利合作。
第三，要不断提高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决定》强调要全面认识和把握国际因素对我国的影响，坚持以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处理国际事务；加快熟悉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磋商和制定；妥善回应国际社会对我国情况的关注，进一步推动形成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
第四，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决定》强调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
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确保国防安全，是党执政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党肩负的神圣使命。这些问题都很重要，都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然涉及的重要问题。但这些问题又无法完全纳入到五个方面的执政能力中去，所以，《决定》第八部分末尾，在阐明了五个方面的执政能力之后，采取空一行加以间隔的形式，分别对这些重要问题作了论述，表明了我们党的原则立场和任务要求。总起来说，就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中，要始终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香港、澳门事务，坚决反对和阻止外国干涉势力插手两岸事务，坚决反对和遏止“台独”分裂势力，坚决粉碎一切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图谋，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5、抓好“四个结合”，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执政能力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连接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的建设。《决定》强调，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紧密联系治国理政的实践，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各方面建设成效最终都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上来。
（1）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理论武装工作结合起来。《决定》强调，要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继续进行大规模干部培训，在全党开展好保先教育活动，增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能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2）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同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结合起来。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我们党要完成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的原则，坚持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三支队伍一起抓，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来，使我们党真正成为优秀人才密集的执政党。《决定》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同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结合起来。我们党是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成的统一整体。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党执政的基础。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给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来了许多新课题、新要求。为此，《决定》强调要根据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整组织设置，改进工作方式，创新活动内容，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探索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方法和途径。要切实加强党员队伍建设。重点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中发展党员，同时做好在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3）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同不断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结合起来。《决定》强调，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要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要建立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建立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建立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机制，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等。这些重大改革举措，吸取了来自基层、来自实践的新鲜经验，体现了改革精神和时代精神。《决定》还强调，要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坚持“四个服从”的原则，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中央权威，严肃党的纪律，保证政令畅通。
（4）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同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决定》强调，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决反对脱离群众、以权谋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坚决反对骄傲自满、铺张浪费。
《决定》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决定》还强调各级党组织要督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四、资料
1、五大理论贡献
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副校长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对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的思路作了具体部署。
2、六大变化
新华社北京（2004）10月24日电(记者孙承斌、邹声文、李亚杰 )
“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
“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逐步推进党务公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全面总结执政经验、专门论述执政能力建设、指导全党担当起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纲领性文件。《决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以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理论品格和诸多明确、科学、富于新意的制度构想，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决定》的贯彻实施，必将给中国带来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
变化一：党领导经济工作将更加“艺术”
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后，怎样有效地执掌政权、治理国家，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课题。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在努力破解这个课题。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认为，党和政府的一些机构设置存在交叉重复现象，在发挥同样职能时，容易造成低效率、扯皮不断、社会成本较高的弊端。《决定》就党和政府的不同职责作出明确界定。韩康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讲，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倾向于‘务虚’，而在党领导下的政府则倾向于‘务实’。这无疑是一个新思维，对未来的党政分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指向。按照这个指向走下去，就能进一步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积极推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们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党政不分导致党从领导者变成管理者，政企不分导致政府从管理者变成经营者，事无巨细都去管，既管不了也管不好。”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认为，《决定》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职责作出科学界定，更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向现代化迈进，有利于集中精力管好大事，提高执政水平。“随着《决定》的实施，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将更多地隐身于幕后，而政府将站在前台。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执政模式，党和政府、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将会更加规范。”
变化二：注重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当前社会上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各种利益矛盾相互交织，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重要“关口”。
国际经验表明，在这种时期，如果我们正确把握航向，成功化解社会危机，就能绕过急流险滩，平稳健康地进入到一个“黄金发展期”；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进入“矛盾凸显期”，进而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正是站在这样的战略高度，《决定》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全团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同时还存在一些不太协调的发展状况，应该说我们还没有构建起一个比较理想的‘和谐社会’。”韩康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来讲，还是对国家经济治理目标和治理模式来讲，都是一种创新，将对国家的未来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确保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是创造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条件。黄苇町表示，改革开放中，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受益者。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可能不同群体得到的实惠会不一样多，一些群体的利益在短期内还可能受到损害，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一直是我们党追求的目标。近年来，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到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这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无不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实现。黄苇町表示，在这个紧要“关口”，我们党和政府正视当前存在的一些有违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问题，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切实加以解决，最终一定能够形成一个既稳定又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和谐社会。
变化三：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将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发展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为此《决定》指出，要“认真贯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普遍提高，民主在制度上和程序上逐步有了相应保证。《决定》突出强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第一次鲜明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并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设计，以使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 一个聪明、智慧的执政党，都会通过努力推进民主来破解遇到的执政难题，通过推进民主来获得人民认同，通过推进民主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黄苇町认为，《决定》关于发展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方面设想的逐步实施，将更有利于我国形成和保持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中国共产党也将得到广大党员和亿万群众的衷心拥护，实现自己长期执政、稳固执政的目的。
《决定》特别提到，要“逐步加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干部交流”。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这意味着党的系统干部和国家权力系统干部之间将实现正常交流，从而改变以往那种干部从党和政权机关退下来再到人大、政协任职的作法。黄苇町则认为，党的干部与人大、政协干部的双向交流，表明人大和政协不再是人们眼中的“二线”，其作用将更加突出，可能成为培养政治家的重要舞台。
李君如指出，《决定》最后一部分，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一系列具体部署，比如建立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扩大在市县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等等。“总之，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将不断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变化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将有制度保障
2002年1月起，投资2亿多元的武汉外滩花园因建在河道内、妨碍长江行洪，违反防洪法规定，被陆续爆破拆除；
同样在两年前，青海大通筹资542万元，为常年缺水的群众引水。但工程完工时，作为供水水源的4个泉眼有3个已经干涸，“民心工程”成了百姓心中的 “伤心工程”；
……
类似的盲目决策、胡乱决策，可以列出一长串。因为决策失误，曾让多少地方和部门付出高昂的“学费”。李君如认为，党的执政能力既是指党员个体的能力，更是指党整体的能力。而党的整体能力取决于党的体制和机制，其中决策机制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决定》鲜明提出，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并分别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专业性、技术性强的重大事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如何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出了相应的具体要求。
《决定》还提出，要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黄苇町认为，这也是《决定》的一个亮点。“对决策失误实行问责制，决策者在决策时就会更加慎重，不能再打着集体决策的旗号，搞个人拍板，出事之后又用集体决策的名义去掩饰，以‘交学费’逃避责任追究。这一制度设计，将为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变化五：干部考评将告别“政绩标准”和“ＧＤＰ崇拜”
一段时间里，“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一些地方屡禁不止，人民群众怨声载道；片面追求ＧＤＰ数字，导致少数干部在统计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如何破解干部考评中的难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对于这样一个极具现实紧迫性的问题，《决定》提出，要“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抓紧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完善职务和职级相结合的制度，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健全公务员制度”。
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选择什么发展方式、发展道路，实现更好地发展的问题。“我们自己多年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以及西方国家的有益参照，都提醒我们不要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黄苇町表示，“实际上我们的问题比西方发达国家当时的情形更加突出，在巨大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下，如何确保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要破解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就必须切实树立科学发展观。”
专家认为，坚持科学发展观，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改变干部的政绩考评体系，因为它是指挥棒，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黄苇町认为，科学的干部政绩考评体系应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让群众在干部考评中拥有发言权，切断那些损害群众利益，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干部的上升之路。二、在考评内容上，不能只包含经济发展指标，还应该包括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防止干部“偏科”。
韩康表示，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对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方式和管理体制具有重大意义。“有了这个标准，党和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治理方式和管理方式，将会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不断创新。”
变化六：文化生产力将得到极大发展
在今天，文化已被看作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还比较低，一些舶来的文化产品在国内不断受到追捧。黄苇町认为，与我们拥有的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相比，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的文化生产还处在一个相对较弱的地位，文化领域普遍存在“入超”现象。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决定》中一系列鼓舞人心的表述，引起人们强烈共鸣。
许多专家认为，《决定》第一次提出“文化生产力”这一概念，并提出了解放和发展这一生产力的一系列思路，势必会在文化这一宽广领域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为文化生产力的飞跃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思路。
《决定》强调，着力抓好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建设和鼓励理论创新的社会环境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党委书记吴恩远说，从党执政兴国的前景看，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才能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越是在经济转型时期，越是社会矛盾凸显时期，社会上的各种思潮的激荡就越常见。”黄苇町说，“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过程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出现丝毫动摇。”
3、十六大报告阐述的“五种能力”
十六大报告在第十部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中，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提出了“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就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五种能力”，即：
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
必须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和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必须增强法制观念，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
必须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
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提出的五项任务（即五大能力）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以及国家主权和安全等各个方面。这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能力建设的思考和部署是全方位的，是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综合起来考虑的，是覆盖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总揽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两个方面的。它是对党的总体执政能力的要求。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五种执政能力，主要是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侧重点在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执政素质和本领。这两方面的要求是相辅相成的，应当把它们统一起来加以思考，贯通起来加以落实。五大能力也好，五种能力也好，实质上就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坚持不懈地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贯彻落实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必然要求；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必然要求；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必然要求；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