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应当是藏富于民的第一步
杨于泽

    近来有报道说，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减税的可能性，以增加居民收入，进一步拉动内需。据说减税是结构性减税，有的税可能要“无中生有”，像个税、消费税则要向下调。如果能够落实到位，当然是民众与企业的利好消息。
　　我们可以说，减税，是现阶段经济形势下凝聚的一个社会共识。在金融危机去年爆发前，人们就在讨论“收入倍增计划”，呼吁普惠式大幅度增加国民收入，由于政策不到位，效果不彰。金融危机爆发后，有经济学家建议向国民“发红包”，直接拉动国内消费，但也有人把它当戏言。现在，中央政府发出减税信号，意味着“官民”共识形成，只待具体政策出台。
　　但在减税信号之后，中央又有更宏观的政策阐述，那就是：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与个人三方之间流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自然是改变政府、企业与个人三方所得份额。减税，就是政府“让利”，可以增加企业和个人所得。
    说得更抽象一点，在目前形势下，我们要做两件事：一是国民收入由“国”向“民”转移，政府让利于民，让利于企业，办法就是减税、减费甚至免费；二是财权与事权统一，税收由“上”向“下”转移，大幅度增加省县两级财政收入，使免费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障落到实处，降低其与民争利的冲动。
　　国民收入由“国”向“民”转移自然要减税，其结果是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近几年来，政府采取了若干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公务员和离退休人员工资待遇，致力于提高居民收入。减税，既然政府有所让予，老百姓自然会有所收获。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减税往往使政府有“切肤之痛”，而摊到每个居民和家庭头上，大家受益有限。
　　比如，国家取消农业税，农民收入增加了一点，但很快农资涨价了，农民得到的那点实惠被抵消了。如果国家现在减税，可能每人每年少缴税几百元、上千元，这点钱归自己支配后，用来补贴日用尚可，相对于持续上涨的物价、房价、油价，就很不值得一提。想拉动内需，减税可谓杯水车薪。
　　显然，要真正藏富于民，减税只是第一步，它不过是表明，我们愿意为藏富于民而努力。我们必须把藏富于民作为一个课题，认真加以研究，找到方法以后下大决心，真心真意实行起来。想藏富于民，我们不妨问：老百姓已经到手的钱到哪里去了？答案是买了房子，交了学费，付了药费手术费。如果能够让他们在这几个项目上少花钱，老百姓不就宽裕起来了吗？
　　这涉及税收由“上”向“下”转移的问题。现在中央在税收分配中得大头，而中央财政除一部分用于转移支付，大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生产性项目投资。地方政府得小头，却承担着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和职工医疗保险的主要出资责任，同时还要大举进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地方财政拮据的结果，以前是让学校高收费，现在是炒地皮，然后房价畸高，然后老百姓荷包瘪了，最后是内需不振。
　　目前，国家正在想办法遏制房价上涨过快，这意味着政府已经承认，房价畸高影响居民其他消费。如果把它视为藏富于民的问题，我们就不能满足于技术性手段，仅仅依赖金融政策。高房价的根源是地方政府面对发展缺钱花，于是推高地价房价，间接拿走了民众的国民收入分配所得。
　　要真正地藏富于民，现实的选择除了减税，还要让税收由“上”向“下”转移。中央与地方之间，应当达成一份税收分配的新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