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尘误：人性不灭的历史

                                    许春樵

当形而上的“天理”成为“君权神授”唯一借口的时候，历代统治者无一例外地把社会动荡、纲纪废驰、民生凋敝、江河日下的罪过归结于芸芸众生冒犯“天理”，并以此来掩盖“君权”的无能、堕落、腐朽与非法。永远正确的“君权”公开剥夺“人权”，高蹈悬空的“天理”粗暴地践踏“人性”。这种尖锐对峙的持久延续伴随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杀戮与血腥构成了五千年中国历史。刘湘如先生以其鲜明的人文立场质疑和批判了“君权”与“天理”对“人权”和“人性”的暴力与伤害，并以长篇小说《风尘误》作证：历史是人性不灭的历史，而不是“天理”永恒的历史。

所以，我不认为《风尘误》是一部言情小说，它是一部以严蕊情感为主线、以严蕊命运历程为载体的历史小说。作家没有把南宋名妓兼名词人严蕊的情感命运孤立封闭在个“闺阁绣楼”的风花雪月中，而是置放在南宋“国破山河碎”的历史大背景下，与当时 “学派之争”、“权力角逐”、“政治暗算”、“民不聊生”、“群怨沸腾”、“官逼民反”的历史现实紧紧纠缠在一起，笔力尖刻地揭示出“天理”无道、“人性”不灭的历史真相。作家以作品向历史表态，刘湘如先生在颠覆“理学”的逻辑起点上，让朱熹、陈通、严蕊、唐仲友、谢元卿等粉墨登场，他们风云际会中演绎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人性的天理是谬理，先于人性的天理是歪理。于是，以“情理”对抗“天理”，以“人欲”反抗“兽欲”就成了长篇小说《风尘误》难能可贵的社会担当和历史使命。在这一历史高度和人性深度上去写作，让作品沉浸在一种大文化、大历史和人性大氛围中，以宏大的笔触完成缜密的构思、场景、人物刻画等，就使得小说自觉地超越了狭隘的情怨恩仇并获得了开阔的人文视野。

小说毕竟是以人物和人物命运为主体的文学作品，作品的成败取决于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作家的创作思想也是通过人物来实现的。应当说，《风尘误》在严蕊这个人物形象刻划上付出作家最大的努力，这是一个有突破的人物形象，在中国的文艺走廊里，与李清照、张爱玲相比，她多了一份侠义和刚烈，与花木兰、孟姜女相比，她多了太多的才华和风情。刘湘如用心打造的是严蕊的人性深度和广度，这个因家道崩败而沦为“营妓”的绝代才女，她本身就是“天理”无道的牺牲品，弱小女子严蕊不会揭竿而起与朝廷刀枪相向，她在人生的黑暗和绝望中，一边应付着“营妓”屈辱的日子，一边靠自己不愿沦陷的心灵去寻找人生的洁净和人性的温暖。严蕊与谢元卿、唐仲友的情感纠葛除了为“人欲”证明清白之外，同时对她也是一次绝望中的精神避难和人性拯救，小说中辅以陈珏和陈亮的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才让这个弱女子不至于被活活窒息而死。严蕊与几个男人的情感纠葛在这部小说中所折射出的“人欲”不仅是干净的，而且是圣洁的，相反，朱熹、陈通、高青山等以“天理”面目出现的“正心、修身”反而是阴暗和龌龊的。“天理”恰恰成了他们为了满足和实现“一已私欲”的道具和作案手段。严蕊的反抗一个是以追求真情真爱捍卫“人欲”，另一个则是“以死抗争”来捍卫“人欲”的尊严和人性的光荣，高大人的恶少“小霸王”强行占有她时，她绝命相拼；朱熹严刑伺候时，她宁死不屈，决不出卖唐仲友，“我与唐大人之间，只有诗词往来，并无其他，更谈不上有什么淫乱之事！”“小女子此次来，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其舌战强权的场面针锋相对惊心动魄。阴柔与刚烈相济、美貌与才华兼备的严蕊虽说后来被岳霖平反恢复自由之身，但她还是谢绝了解甲归田的唐仲友的爱情，一个人流落他乡，下落不明，这一悲剧性结局正好应验了她为自己所做的命运安排“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同时也暗示了她对整个“天理”压制下的社会与人生彻底绝望。严蕊消失了，但“人性”并不会消灭，它会在另外一些不为人知的地方继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刘湘如先生以仅有的历史记载和传说为基础，充分调动其艺术想象力，在对历史与人性的深入把握和领悟后，虚构了这部具有独特面貌和独立价值的长篇小说，众多人物，各具特色，写景状物，随心所欲，小说叙述语言秉承了历史习俗与传统气质，诗词文赋多出于作家本人的原创，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原创诗词，才情尽现；既见作家知识之渊博，功力之深厚，更见其为这部小说所作的扎实准备和太多心血。

《风尘误》以一个女人悲剧命运揭露了御用“理学”的虚伪，以人性不灭的意志敲响了封建王朝的丧钟，所以这部小说提供的不是一个历史寓言，而是一份历史判决。(转载《文学报》2010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