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祝勇“触摸历史”引人入胜(深圳商报2009.11.8)
本报记者 刘 瑜／文 朱 锐／图
写散文的祝勇、行走的祝勇，是为我们熟悉的祝勇。１１月６日，从行走甘孜的旅途中前来做客深圳中心书城“书广场”的祝勇，却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作为学者的祝勇。祝勇带来的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成果——《革命中的身体》，通过“身体”研究的角度触摸历史，将“文革”作为一个切片，解读中国人的身体在历史中的状态及命运。一个多小时的讲座及与听众的交流显得意犹未尽，众多的“８０后”听众争着举手诉说自己对历史的表达以及对了解历史的渴望。
祝勇是多面的，作为新散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编书、写作，自２００５年担任央视大型历史电视片《１４０５，郑和下西洋》的总撰稿人之后，他又赴美国柏克莱大学做访问学者，在身体研究领域一探深浅。回国后则入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师从刘梦溪。
祝勇的治学、行走、写作、编书都在同步进行中，他甚至还在尝试写历史小说。一部关于清末辛亥革命的小说，将作为其跨文体写作名篇《旧宫殿》的姊妹篇，继续为读者提供全新的阅读体验。祝勇的说法是一流的小说并不依赖于讲故事，散文作者写小说与小说家写小说完全不同，“真正的小说家应该从优秀的散文家中诞生，因为散文家的人文关怀、文本的创新意识都更强，而现在的小说自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之后文本上的创新在大踏步地后退。”
昨日，围绕近年的文学写作和学术研究，祝勇接受了《文化广场》的专访。
关于现状
回归学术研究
《文化广场》：上世纪９０年代是随笔散文兴盛的时代，您的写作大致给读者一个这样的脉络，先是思想随笔，继之以文化游记，然后是大历史散文，不知这样的概括准不准确，感觉是在迎合社会热潮中发生变化？
祝勇：社会根据自身需要在做选择，其实我这三种题材一直都在写，像历史文化散文读者有这方面的市场需要，所以我发表得多，出版得也多，对于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变化，唯一变化的是，零散的、单篇文章很少写，现在是以主题为单元从事写作。杂志经常约稿，我都没写，宁肯少发。
《文化广场》：今年４月，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了您的大历史散文系列《祝勇作品集》，基本都是到２００５年为止的散文创作，新作很少？
祝勇：对，总共有八本，已推出四本，两本刚交稿。作这个集子主要原因是想对过去作个总结，这也意味着今后散文会写得少了，更多的精力会放在专题性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在我过去的十来年湮没得比较厉害，自从１９９９年为纪念“五四运动”８０周年发表《论十大关系：走出五四的创世神话》之后，写得少了，我希望能重新回归到研究上。我感兴趣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和中国思想史，包括２０世纪“五四运动”及“文革”两个主题。
以前年轻时，更适合一些散文的写作，对于大历史研究，无论功底，还是眼界都有欠缺，现在这些年随着阅读的深入，出国访学，接触到一些海外学者及中国问题专家，有了积累，好像底气足了，时机也成熟了，所以也写了一些新的学术文章，都在海外发表。
《文化广场》：因为这次讲座，深圳人更多地知道了您涉足学术研究领域，而且这还是一个对国内学者、大众来说陌生的一个范畴——身体？
祝勇：身体领域的研究对国内来说还是个空白，在我的视野中只有汪民安等少数学者作过一些论述。但在西方却是２０世纪后５０年后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暴力就属于身体研究的一部分。中国人相信并推崇暴力，我们的民间话本就对“暴力”津津乐道。像《水浒传》中，暴力私刑的滥用比比皆是，宋江杀阎婆惜、武松杀潘金莲、白秀英之死，这三个美女死得一个比一个惨，虽然她们都是在道德上有缺陷的人，却罪不至死，但是作为暴力的受害者，从古至今少有人同情，没人认为不应该，反而是拍手叫好。从宋、明到现在，对暴力的推崇内化为民族心理基因。
关于散文
余秋雨散文是“旧”的
《文化广场》：散文不再是您写作的重点，但对散文的关注还在继续？
祝勇：散文的编选工作我仍在做，一个是“布老虎”散文，另一个是春风文艺出版社每年的散文年选。我们编选的角度历来鼓励散文创新，只要是有功力并犀利的文章都有机会收入，并不像其他散文选大多成为“名人集成”。
《文化广场》：记得有一年您的散文选将王蒙、余秋雨排除在外，还引来了争议？说到余秋雨，其实不少读者是把您当作将来文坛上的余秋雨，尽管您一开始就抱着批判的态度，说余氏文字是“大而无当的热烈”，不知道原话是不是这样说的，那么您觉得您与余秋雨散文根本的不同在于？
祝勇：以前的话我不太记得了，不过我跟他的区别就在于他是“旧散文”，我是“新散文”。余秋雨的散文尽管因为与时代脉搏贴近，看起来“新”，实则从根本上来说是“旧”的，他的文章形成了一个套路，一篇散文一个核心，围绕中心点记叙，最后必定画龙点睛，提炼主题。比如《苏东坡突围》里写才子被小人包围，设置的是大家都认同、全无风险的主题，他的文章从来不能提供特立独行的个人判断。他是将刘白羽的旅游、秦穆的知识性、杨朔的主题先行三者合而为一的集大成者。
读者以我与余氏相类比大概是因为题材相近，对写作者来说，题材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方法上的不同。我进入历史，并没有预设的主题，而是一步步在解迷、接近答案，《旧宫殿》的写作就是如此。在表现手法上我也尽可能出新，不断寻求探索未知的兴奋点，与过去不同、与别人不同。
《文化广场》：什么是“新散文”？２００５年您的理论长文《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被视为“新散文”宣言，如果要给“新散文”一个简单定义的话，您会怎么说？
祝勇：散文应该不是一个小品、花瓶，而是独立的文体，具有无数种可能性。以前散文总是被当作副刊上的摆设，不能写大，写深，写长，主题得简单，或一件事、一个场景、一种感情，像《荷塘月色》、《白杨礼赞》、《小桔灯》等过去的经典之作，无论主题、容量还是手法都被局限，状若八股文，失去了文体的生命力。而其他艺术领域，像电影、诗歌、小说都与传统有本质变化和创新。
散文必须变革，否则将失去生机和活力。“新散文”出来后，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普通老百姓可能感觉不到，老一代某些观念陈旧却掌握话语霸权的人仍然用传统思维，将新散文跟意识形态挂钩，新散文被屡屡妖魔化。实际上限制越多，意味着未被打开的空间越多，给读者带来的体验也越多。大概经过１０多年的发展，散文的面貌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用以前的方法写散文。所谓“新散文运动”就是始于上世纪６０年代出生的这批作家，１９９７年昆明的《大家》杂志率先打出新散文栏目，接下来《人民文学》也开辟专栏，可以说现在的“７０后”、“８０后”写作者都受惠于新散文运动的成果，他们不可能再用传统的方法写散文了，像安妮宝贝、韩寒等与传统都已经相去甚远了。
关于写作
好散文是生命状态的表现
《文化广场》：您的经历一般人也不太容易拷贝，好像说真正散文写得好的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作为支撑，那对于普通的散文写作者来说，应该走一条怎样的路？
祝勇：我一直主张不要陷在散文中写散文，当然也未必一定要有研究的专业领域，准确的表达是，眼光一定不能局限在散文里，而要用更宽广的、文化的、艺术的眼光，为散文写作注入更大的力量与势能。
我对学术有强烈兴趣，目的本不在于写学术散文，但却与散文写作相互呼应、相得益彰。我对艺术也兴趣浓厚，我的最好朋友都是艺术家，与他们的美术交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虽然我从不写美术评论。
《文化广场》：“散文无学”，关键是不是还在于一个人的生命底蕴？
祝勇：散文写作其实是一种生命状态的自然表达。遣词造句、谋篇布局都是技术性的东西，不重要，关键在于人的整个底蕴。人得要开阔，不断吸收，将所有阅读、旅行、体验、工作、生活等等方面吸收有益营养熔合在一起，再回到纸面，否则容易焦虑、枯竭。
像画家黄永玉先生，散文就写得很好，今年８５岁了还买了辆法拉利跑车要亲身体验，我去看他时，他站在升降机里画巨幅画，他每天写文章，作回忆录，体验自己没体验过的事物，他的散文都是生命状态的表达，写时根本就没想过发表，但恰恰最打动人。还有语言文学家周有光先生，百岁老人，北京地铁５号线开通时，他居然自己买票去坐体验乐趣。这些落实到文本上就是很自然的生命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