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欠了高信疆先生一笔债

我必须写写高信疆先生了。我一直觉得我欠了高信疆先生一笔债。但是，我又不知道，这笔债究竟是什么。在我的工作室里，摆在书架上的镜框里的老人像有两位：一位是我父亲的特写；一位是我和高信疆先生的合影。我父亲的照片，是一年春节，我女儿随手拍的，神态非常好，就去印了装进镜框放在那里。高先生的照片，是2007年，在亚运村中安盛业大厦我创业的办公室里，他和员工座谈完以后，我们一起拍的合影。一拍完，我就印了装进镜框里。当时放在那间办公室的书柜里，我一抬头就能够看到。当然，偶尔也会拿出来对人炫耀，说这位先生是我的忘年交，被称为“台湾纸上风云第一人”等等……听的人，多半一头雾水，即使传媒圈内的人，也有很多不知道高先生的事迹。对我唾沫横飞的介绍，他们只是礼节性的应付几句，面无表情。后来，这家创业的公司出了问题，关了。 高先生的照片也就被我拿回家，放在工作室的书架上，和我父亲的照片放在一起。那个创业公司的挫折，有一度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每天在工作室的时候，看到高先生的照片，看到高先生慈眉善目的眼，经常好像有个声音给我说：赶紧给高先生联系一下，看他是否来北京了，是否还住在亚运村安苑，那个离我家不远的那个公寓里面。可是，经常，鼓起勇气拿起电话的时候，又不知怎么就放下来了。有几次，拨了高先生在北京的手机号码，关机。想着，他可能在台北。其实，我有高先生台北家里的电话；经常地，大年三十或初一，我们会通电话互相拜年。有一次，我当时正流浪在太原，还是高先生主动打过来的。创业受挫的郁闷左右了我几乎整整一年时间的心情。每当又一次想联系高先生发现他北京的手机关机的时候，我想打他台北的家里电话，其实通过IP，很方便的；但是，我总是没有去打。心里总是想着，他也许下个月就会来北京了。我们又会去他的公寓去拜访他了。今年春节，当时我还没有从郁闷的心情中调整过来；没有回老家，父母也没有来北京，我们一家窝在21层的公寓里，从阳台上看亮遍半个北京的烟花爆竹。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拜年，包括在台湾的高先生；有朋友打电话过来，我也是强作高兴地应付一下。这一年，高先生也没有打电话过来……直到有一天，我在浏览网页，突然天涯网上的一条信息让我惊呆了：台湾著名传媒人高信疆先生已于今年5月份因病在台湾逝世。我的头嗡地一下，几乎炸开了。赶紧，GOOGLE、百度，寻找所有我能够找到的关于高先生的消息。没错，就是那个高先生，我那个“忘年交”高先生，已经于今年5月，因为癌症去世了。虽然这个时候已经是8月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试图拨通台北高先生家的电话。两个号码，都没有人接听。那几天，在不同的时间段拨，都没有通。想着他们可能搬家了，就只好作罢了。然后，就想着，我要写一写高先生。先是希望用电脑写，却不知道该从哪里写起来；即使勉强开了好几次头，都写不下去。后来想，可能用笔写起来会好一些吧。结果还是没戏。

照片描述：一直放在我工作室书架上的我和高先生的合影
 

我认识高先生是一位朋友的介绍。有一次，大约2001年的时候，我的一位老领导到北京来，还有一位朋友，我们一起吃饭。这位朋友给我们介绍一位很厉害的来自台湾的传媒人。我的这位老领导，在大陆报业，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我也热衷于成为一位优秀的传媒“人才”。对于境外包括台湾的传媒，我们都认为是走在前列的、我们需要认真学些和借鉴的。在建国门外的一个叫唐什么的餐厅，对于这位满头花白头发的高先生，我们当然充满了敬畏。高先生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以至于事后很长时间，我们一谈起来高先生，都一直评论：中华礼仪，实际上传承最好的是在台湾啊。记得当时我们对于报纸谈论的不多，想想可能是因为高先生谦虚的缘故，他似乎不愿意多说自己办报方面的经历。印象深刻的是，席间高先生和介绍他认识我们的那个朋友争执起来。原因是，那个朋友随口一句：台湾独立了，实际上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高先生立马反驳起来，甚至有点面红耳赤：郑兄（台湾人叫谁都是这么叫，表示尊重；实际上，这位朋友比高先生年龄小多了），你不能这么说！……看着这位忠厚长者突然这样的表现，我们马上都沉默了。高先生也显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就随即恢复了平静。我和我的那位领导，一是因为和高先生刚刚认识；二是以前被教育过不要跟境外的人士谈论政治性的话题，所以对于这样的话题，也不好再说什么。后来我们又谈了好长时间，具体什么话题我现在却想不起来了。实际上，当时我并不知道高先生在台湾报业有多大的影响；只是认为又认识了一位资深的台湾报界同行而已。因为实际上，高先生在大陆的名声确实不大。后来，我通过互联网，乃至搜罗到一本关于台湾报业发展的书，才知道，高先生曾经被称为“台湾纸上风云第一人”，在台湾报业，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

照片描述：2009年11月28日《新京报》书评周刊C09刊登的有关《纸上风云高信疆》的介绍

那时候我在中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上班，负责该公司的报业投资。当时大名鼎鼎的中信公司好像要在文化传媒产业上布局。我也在有关方面的蛊惑下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不过，实际上，很长的时间，我没有事情可干。开着公司专门为了我新买的桑塔纳2000，满北京到处转悠；也顺便为老板寻找可投资的报刊，以及可以利用的人才。这样，我找到了高先生，来到他位于王府井里面的新东安写字楼的办公室。那时候他作为总策划，操持一本叫《京萃周刊》的杂志。投资很大，从办公室选的位置就可以看出来。可是，我找到高先生的时候，美国的WORLDCOM、安然事件等刚刚出来，好像投资方有卷入这样的事件——也许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反正，这份正在北京地铁站等风起云涌的周刊办不下去了。为了高先生的这本周刊，曾经宣布封笔不写专栏的李敖，不惜食言为其写专栏；第一篇题目就叫“送高信疆先生赴大陆办报序”。这是大手笔；看到这样的大手笔却要戛然而止了，作为一个李敖的崇拜者，作为一个报人，我心里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在新东安的办公室里，我帮助高先生收拾行李，然后开车运到他在华威桥的一个公寓里。那是只有一间的小公寓，一摞一摞的书，还有摆放整齐的光盘，几乎将床围成一个深坑。一路上，我和高先生聊报业，聊人生，聊社会……这时候，我们已经算是很熟悉了，我们甚至聊台独这样的政治话题。我也是这才知道，高先生来大陆，继续做事业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陈水扁上台，受不了台北的那种气氛……”他说的很真诚。我信了，一个60岁左右的老人，撇开珍爱的妻子，撇开舒适的家庭，独自一个人生活在北京，因为“受不了那个气氛”，你信吗？我信，以后和高先生越交往，我越相信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照片描述：武安市政协编辑的高母生平事迹的书籍


照片描述：高先生在《慈母亲恩》扉页给我的题字
　　

我把高先生介绍给了我老板；在给老板的“呈文”里（中信文化的规矩，给老板说任何事情都需要先用文字表达；除非老板认为必要，才可以面谈），我附上了对于高先生的详细的介绍。老板非常高兴地要我邀请高先生到他的办公室一叙。在东外办交办公大楼豪华的办公室里，高先生和老板聊的还算投机。老板当场邀请高先生作为中信文化的顾问，并安排我联系高先生。高先生答应了。这样，我和高先生的交往就更加频繁了。高先生后来搬家到了亚运村安苑的一套公寓，我经常过去向他请教；甚至，有时候带着我们报业投资小组的所有团队去聆听高先生的教导。在高先生家里，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平时很难见到的文化名人。比如，有一次，我去的时候，高先生正在和一个人聊天。他让我先等等，我就在旁边等着。最后，那位客人走了。他随口给我说，刚才的那人是刘湛秋……啊?不管别人怎么说，作为曾经的文学青年、诗人，刘湛秋的名字对我还是如雷贯耳的。聊天过程中，他也偶尔会提到，比如，王蒙邀请他吃饭必须先走、昨天晚上和罗大佑在三里屯吃饭聊天回来的晚等等……他完全不是在卖弄，而是在说自己的一帮子朋友。实际上，对于他那样在华人文化圈名气巨大的人物，是不需要用其他人的名气来卖弄的。但是，对于听到这些人名字的我来说，确实很吃惊的。这时候高先生和我聊天的话题很广泛，关于文化、关于宗教，甚至还有关于他的家庭，等等，什么都说。我知道了，他有个幸福美满的家。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当年西北局的重要人物；他的母亲是台湾著名的妇产医生。高先生送我一本政协武安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辑的《慈母亲恩：武安杰出女性高冀惠生》，专门写的高母的事迹。从这本书里，我知道，一些台湾现任的政要，甚至当年就是他母亲亲手接生的。他母亲过生日，台湾政界、文化界很多人都去祝寿，李敖甚至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祝贺：高伯母万岁：已过八十大关/高寿一片青翠/别人何足道哉/我只喊你万岁。他也有一个深爱着他的、贤惠的妻子，也是大家闺秀，笃信基督教；即使远在台北，每天中午，她都要准时打电话过来，和他一起读《圣经》。有几次，我们在安苑的公寓里正在聊天，突然，电话响了，高先生看看表，给我说：时间到了，对不起，我要和太太一起读《圣经》。果然，高先生接了电话，就对着电话一字一句读起来。非常的认真。公寓里就我们两个人，很安静，这时高先生读经的声音，好像带着一种特殊的穿透力在房间里回响。他太太会画油画。墙上挂了好几副油画，是他太太的手笔——很灿烂的阳光，很绚丽的花朵，浓浓的气氛，悠远宁静。能够画出这样的画面的女人，其心胸，其境界，是可想而知的。

照片描述：《慈母亲恩》里收录的李敖写给高母的祝寿诗

有一天晚上，中信文化请客，所有的顾问都参加。中信有个专属的俱乐部在鼓楼东大街。那天晚上，老板很高兴，客人也很尽兴。结束的时候，下大雨了。我开车送高先生回去。刚坐上车，高先生的手机响了。电话那头好像说，余纪中先生刚刚去世了；记者要他说几句话。余先生是台湾《中国时报》的老板、创始人；高先生也拿他当恩师。他说，如果他能够在事业上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的话，全是余先生栽培的结果。那么小的年纪，20多岁，就给予那么大的权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像冒险发表刚刚从监狱中出来的李敖的文章，没有给余先生报告就先刊登出来了；有时候惹了当局，余先生总是尽力让他躲在后面，自己来处理……这些事情，高先生以前给我讲过多次。电话那头，记者在急促地问：我们一个小时候就截稿了，希望高先生能够说几句话，我们会刊登在明天的报纸上……高先生好像一时还反应不过来，没有说话；他示意我把车停在一旁，然后对记者说“你准备好笔了吗？我说，你尽量不要太多修改……”，然后——“呜呼……”高先生开讲了，几乎全部是书面语，一片令人荡气回肠的哀悼文啊。如果不知道前因后果，旁人肯定会以为塔是在背诵一篇充满感情的范文，而不是在现场即兴创作。大量成语的使用，对联、古文、排比句，典故，让在一旁倾听的我，在被高先生对恩师一片怀念之情感动的同时，也为他深厚的文化功底、文学功底所感佩不已。当时，也是因为高先生，我们报业投资小组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订阅了台湾的《中国时报》，只是隔一天才能收到。在当期的报纸版面上，我看到了高先生这篇口述的悼文——几乎占了对开报纸的四分之一版。我认真的看，知道记者几乎没有改动什么文字就直接上了版面。

后来我离开了中信文化。当时认为，中国很多公司做事情，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有，就是很多在外面听着振聋发聩的商人，进去后发现实际上根本没有多少钱。后来理解了，可能也是因为报业根本就是一个敏感的行业，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谁都需要慎重。反正我离开了中信文化，为了还以前的一个老领导的情，跟他去了山西太原，操持一份叫《山西经济日报》的报纸。离开北京前，我给高先生打电话，高先生不太赞同我离开北京，他说，你自己创业，做图书吧。我说，我不太懂图书，也没有好的稿源。高先生说他可以帮我。我说，那好吧，我先到太原，肯定不会在那里久留。高先生说“也好，骑着驴找马。”于是，在一个大雪初晴的日子，一辆卡车拉着我们全家和一些零星的家具，到了太原。我和高先生经常通电话，我也一有机会就到北京看高先生。有一次，高先生叫我到北京，他给我一个文件袋，啊？是李敖的新书的书稿复印件。整整齐齐的手写稿，书名叫“红色11”。他说，你想办法，把这本书在大陆给出了吧。李敖的书，应该是好卖的。我答应回去看看，可是发现，书里有些情节，我把握不好。给了很多出版社的朋友看，都说把握不好。我只好给高先生回复，我搞不了。高先生有点遗憾，反复说：李敖的书，没有问题的。实际上，这本书，上海的一家出版社想出；如果你能够出，就给你出，如果你出不了，就给他们了……后来，这本书上海一家出版社出了。我在地坛书市上看到了。这家出版社出了，虽然反响平平，却也没有像我想象的一样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很多时候，人是自己吓自己啊。

太原那一年是2003年。对于全中国人来说，流年不利；对于我来说，当然也是这样。非典啊。我几乎是被困在山西。全家人住在桃园南路的一个小区里，惶惶不可终日。不敢出门，大中午出门也是空荡荡的，简直恐怖。每天，我带着女儿在家里从卧室跑到客厅，又从客厅跑到卧室，锻炼身体。我们家传统游戏“跟屁虫”就是那时候发明的。后来在朋友帮助下，一个深夜全家秘密上了五台山（当时五台山封山了，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虽然山下的“流莺”就像吃饭吃出来的臭虫；但是，清新的空气、安静的佛乐，总算给了我一些安慰。然后就去了云南。实际上，在五台山的一段时间，我是在反思自己。结论是：我的名字，张弓惊，有问题，太紧张。（后来想一想，实际上这个想法来自于叫我到山西去这位领导的暗示，他曾经说，张弓惊啊，弓一拉就惊，太不好了，这是你一直成不了事情的一大原因）非典过去，山西的报纸项目也近乎结束了。我去了云南。在厦门受投资方老板约见的时候，我提到对自己的名字不满意的问题。这老板也是一位对于风水等很在意的人。他就立刻叫来一个“大师”，给我算名字，最后，改了一个据说是很好的名字。我于是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那天晚上，在厦门的宾馆，我给高先生电话。一个是告诉他，我已经确定下来了，要到云南去发展。一个是，我改名字了，并且认真告诉了高先生自己的新名字。电话那头，高先生对于我去云南，未知可否；对于我改名字，他说：别随便信别人那一套。在佛教方面，他曾经信的很深。但是，随着信的深，他看到了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就退出了。他说，名字不要乱改，张弓惊挺好的……但是，高先生的话没有影响到我。到云南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新名字的我了。然而，新名字也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好运。云南我呆了不到一年，我所做的报纸，业绩应该是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可能是行为太高调，来自主管部门的压力，以及各方面数不清道不明的压力，我撤退了。回到北京。

在山西的时候，我已经考虑在北京定居了。孩子大了，需要稳定的家去上学。家也搬到了亚运村北边的一幢高楼里。高先生还住在亚运村，离我家只有两站地。我们来往更加密切了。我带着老婆孩子去高先生家，他非常高兴。我们闲聊，我爱人也喜欢聊一些文化的东西，我们一起聊得时间经常很长。高先生非常喜欢我的女儿。可是，当我女儿叫他“爷爷”的时候，他竟然不高兴了。我起初都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爷爷。他说：我有那么老吗？叫伯伯就好。他还经常来我家坐坐。在我家附近，有一家饭馆叫“湘滋园”，他非常喜欢那里的菜。他说，他会经常来吃的。我说，你要愿意就来，我请你在这里吃吧。他说你们忙你们的，我愿意来就打个车过来了。你不用管。又一次，他来我家的时候，对我说，我认识了一个古琴大师，叫吴钊，就住在你们这个小区，我们可以一起坐坐……哦，你女儿如果能拜他为师，那就非常不错了。我和我爱人一听，当然高兴了：就不知道吴钊老师是不是方便？高先生满口答应要给我们介绍。后来，高先生约吴钊先生，和我们全家一起在“湘滋园”吃饭，还到吴钊老师家里去听吴老师拿出他收藏的古董琴弹奏，并且愉快的收了我女儿为徒……到现在，我女儿一直师从吴先生学琴。一提起那个台湾的高伯伯，女儿总是一脸欢喜。当我告诉女儿，“高伯伯去世了”之后，女儿几乎快哭了：啊？怎么回事啊？我们能不能去台湾看看……

我在高先生家里见过高先生的哥哥，他好像曾经做过台湾一些大的“国企”的高管。他还有一个兄弟很著名，是一所大学的教授，业余在广播电台讲笑话。有一次高先生从台湾回来，送我一个“高信谭私黄笑话”的录音集子。专门讲一些荤段子的。高先生说，这位兄弟曾经讽刺他在大陆到处做顾问的生活：有一只公猫，在一个小区里到处瞎跑，弄的小区里别人家的母猫动不动就怀孕了……别人家就不厌其烦，投诉公猫的主人要采取措施。几天后，这只公猫还是到小区里乱跑。小区里其他人着急了，就再次找到公猫的主人，要求主人管好自己家的猫，省的再惹麻烦……公猫主人说：你们放心，我已经给我家的猫做了绝育手术了，他现在到处跑，已经没有操作能力了，只能到处做做顾问而已……这样的笑话，从平时多少显得有点古板的高先生嘴里说出来，真有点冷幽默的味道。高先生这样家学渊远的名门望族，能够出现这样幽默的人，足见其家族气氛的活跃以及境界的不一般。他夫人来过一次北京，专门到我家来。大嫂是虔诚的基督徒，到我家里来，就和我爱人，和我谈宗教问题。谈的很深，还给我送了一本台湾版的《圣经》，和一个见证的小册子。照例，我们一起在湘滋园吃饭，后来我开车送两位回他们亚运村的家里。路上，因为走错路违章了，碰到了警察，大嫂赶紧祷告，结果还真是，警察见到了，随便问了问，也没有处罚，就放了我们。实际上，也就是从大嫂这里，我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了，并且开始认真研究《圣经》，并开始深入了解基督教了。

高先生喜欢抽烟，固定抽“中南海”牌子的，而且要0.7的。刚开始认识高先生的时候，我要去他家里，就记着买条烟给他。高先生总是推辞；但是，最终还是勉强收下来：“弓惊，我们是朋友，你这样老是送我东西，我是会不好意思的”。我说，您是前辈，能听到您讲话，对我都是非常有教益的事情。我送您烟，又不是其他的东西，烟酒不分家啊。但是，无论如何，他总是惦记着要给我回送点什么。他曾经听我讲过自己对于李敖的崇敬。有一次从台湾回来，他带给我一本书《中国近代史新论》，李敖著的，上面竟然有李敖给我的题词“弓惊先生，李敖二00二、五、十四”，我简直高兴得要跳起来。他说，他专门去找李敖，并且给李敖讲到我，要求李敖给我送本书。想一想，高先生这么大年纪，去找李敖这样一位大忙人，就是为了给远在北京的我这样一个无名小辈，讨一本书……至今想起来，我就感动不已。这就是高先生啊。那一次，我创业，办公室就在高先生的公寓往西不远，就邀请他到公司和员工们坐一坐，他来了。和员工们说了很多他当年办公纸的经验。我过意不去，买了一盒雀巢出的云南咖啡给他，他起初不接受，后来就收了。结果不久，高先生给我电话：弓惊啊，我明天想去你们家坐坐，你有时间吗？——当然有，高先生，我来接您。他说，不用，我自己打车过来。结果，第二天，他自己来了。提了一瓶芝华士过来。我说，高先生，您到家里来就已经是让我过意不去了。您还给我送东西……他说：这是朋友送我的，我不喝酒，你就留着吧……我知道，这是高先生在给我回礼，回我给他送咖啡的礼……我尊敬的高先生。

 “世上再无高信疆”。我今天早晨在《新京报》读书版看到的一篇介绍台湾大块文化出的，白先勇、林清玄、瘂弦等编著的《纸上风云高信疆》。文章的题目就是这句话。这句话让我的视线一下子又模糊了。《圣经·传道书》说，虚空啊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但是，对于我来说，高信疆先生不是虚空的。他曾经是那么真实的一个人，一个良师益友，一个忘年交。可是，此时此刻，世上再无。我的心一下子被触动了。我必须写一写高信疆先生了。这篇文章可以不发表，可以没有别人看，但是，我必须写出来。在写之前，我感觉欠了高信疆一笔债。快写完了，我感觉我还是欠了高信疆一笔债。其实，我以前是有机会好好写一写高先生的。当时在中信文化的时候，对高先生的家世、作为了解越来越深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想办法给高先生出本传记。有一次，《南方周末》的记者给他做一个专访，后来发表出来，有很多细节有错漏；在他的公寓里，高先生拿着这篇文章，当着我的面，气的几乎浑身发抖，他给我说：我再也不接受采访了。这些记者，对于这些事情根本不熟悉，也不让我审稿……文章发表了，有些事实根本不对，牵扯的人，有些在世，有些已经去世了，我怎么向他们呢交代？……我随后说：您为什么不出本自传呢？我给您找个文笔好的，您口述，他来写……他默许了。后来，我也找了个作者，可是条件总谈不好；而且，我自己总有些乱七八糟的事，就搁置了。总想着有时间再说……可是现在，世间再无高信疆……

我感觉，我欠了高信疆先生一笔债。不是我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就能够还清的。即使我当时促成为高先生出版了自传，这笔债也不是就还清了……实际上，一位严格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境界高远的“高士”，和一个草根出身的、经常由于自身文化修养的不够、经常会被俗事以及脑子不断冒出的庸俗的想法缠绕的无名之辈，他们之间交往，必然会产生一个强烈的不平衡。这其实就是我感觉到自己所欠的对于高先生的债。这样的债，看来今生我是永远难以还清了。不是我不愿意，是我不能够，文化积淀的水平不够，自身修养的功夫不够，境界不够。高先生，您在天国，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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