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襄樊的路上，翻完了一本小书，扬之水的《梵澄先生》。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的一系列小书，迎合我这类只读闲书的人，颇有生趣。扬之水以前是《读书》的女编辑，醉心文史，现在研究考古风物。

徐梵澄是位世外高人，超凡脱俗。早年为鲁迅最器重的弟子，曾赞他“诗甚好”。1945年后，赴印度讲学，一晃三十多年，1978年回国，生性淡泊，不为人知，2000年仙逝。扬之水对老先生的白描，笔触轻松，却刻画入微，有忍俊不禁处，亦有丝丝感伤。

先生在印度30多年，被问及“印度好吗？”答曰，“不好，印度有一句话，印度只有三种人：圣人，小偷，骗子。”我突然有了启发，这种奇特的糅杂，是否为典型的东方文化？过于强调精神高度，却坠入深渊。古印度文化早已衰微，在吸纳和化解它的中国文化里，却有着依稀的影子。

梵澄先生不事张扬，曾谈及季羡林，“前些年（80年代），季羡林指着金克木的一篇文章对我说，‘所谈何益！”可自己也做起文字来，仍是浮躁，甚无谓。”

先生说，最不喜欢《红楼梦》，它能给人什么积极的东西呢? 梵澄先生不求闻达，竟也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回想吴宓，什么热闹都凑一下，却毕生追捧《红楼梦》。这帮老派文人，实在有趣。

先生说，读通王阳明，可以受用一生了。（蒋介石似乎也有此说）

先生对于读书一说，我深以为然。先生说，“。。。。。遇不解处，毋妨存疑，待自己心思更虚更静，知觉性潜滋暗长，理解力增强，再看，有恍然明白，没有什么疑难了。古人说，‘静则生明’。。。。。。乃至没有疑难以后，便可离弃这书，处在高境而下看这些道理，那时提起放下，皆无不可。”

先生说，“书，无论是什么宝典，也究竟是外物。”

窗外景物疾驰而过，我看着车后座上堆着的一大摞书，原本满心欢喜，指望路上饱览一番，读了梵澄先生的话，却怅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