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与霍尔顿性格中“叛逆性”的比较 
  
    贾宝玉、霍尔顿分别是经典名著《红楼梦》、《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两位主角。虽然这两部作品历时相隔近两个世纪，并由中西两位文学大师所创作，但时间的隔阂、地域的差异并不能隔断这两部作品之间的联系。
    我们不难发现，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和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他们在性格上表现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都具有强烈的叛逆性。贾宝玉从小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对正统的四书五经、八股时文深恶痛绝，对《西厢记》、《牡丹亭》那些具有反封建倾向的“小说淫词”却十分热衷。他反对孔孟之道，反对程朱理学，反对科举制度，而尤其反对以“男尊女卑”为重要内容的封建道德和礼教；霍尔顿看不惯假模假式的人物与世道，厌恶黑暗的现实，蔑视一切因循守旧的习俗，尤其反对的是电影和宗教，认为它们是西方文明虚伪的集中表现。他认为不必为“求学问，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的凯迪拉克”这个目标奋斗，以荒废学业作为一种抵制。这两位主角都是以“叛逆者”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
    本文试图紧密结合他们的“叛逆性”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从时代背景、忧患意识、所建理想国、孤独主题、叛逆盲目性以及叛逆结局等方面比较它们的异同，并力求找出产生异同 的原因，以图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得出中西叛逆性格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的某些共同点和不同之处。
    一
    贾宝玉和霍尔顿在性格上都表现为一种叛逆性，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和制度的黑暗面和丑陋面都做了深度的揭露和鞭挞。我们可以说，他们这种叛逆性格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时代阴影在内心地影射。因此，他们叛逆性格也必定产生于时代观念形态的剧变时期，这是两个形象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他们的时代背景还是各有不同的。
    贾宝玉这个人物被安排在封建末世的一个行将衰败的官僚贵族家庭，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沉泛枯荣，贾府的社会地位在不断下降。贾宝玉正处在贾府由盛至衰的更迁时期。那时，祖辈在开国中的功勋早已经成为过去，贾府的儿孙们一代不如一代，日益腐败下去，在政治上毫无新的建树，甚至连科举的大门都无法撞开。几代人的官职，都是依靠承袭世职，没有一个是科举出身。所以，到贾宝玉那个时代，这个百年旺族就出现了明显的坍塌趋势，外面的架子虽说还勉强支撑着，“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贾宝玉的个性特点同封建家庭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因为贾府苟延残喘，需要一个能由金榜题名而直上青云的人来支撑，贾宝玉正是一个天分极高的人，如果他致力科举，那就很可能名列前茅，光宗耀祖。所以，贾府的统治者对贾宝玉的希望之迫切也就可想而知了。可是，贾宝玉都鄙视封建的功名利禄，违背封建家长的意愿，不用心于寒窗苦读，拒绝走仕途经济的道路。他骂那些“读书上进的人”是“钓名沽誉”的“国贼禄鬼”，谁劝他读书，他就和谁“生分”起来，甚至当面抢白和下逐客令。贾宝玉就这样走着与封建家长意愿相违背的道路。
    同是作为叛逆者形象的霍尔顿却是被安排在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之中。战后的美国当时正处于国富民丰的繁荣时期。由于三十年代大萧条后经济复苏，也由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发战争财，国民经济呈较快上升趋势，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新的经济模式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新的安逸和富绰把青年人的注意力引向现代世界的乐趣之上：跳舞、狂欢、吸毒、群居等。金钱越来越成为生活的中心，功利主义消化了理想追求。同时，战后美国又是观念形态剧变时期，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普遍而又是潜在的危机感，*********给未来蒙上了阴影；公开战争转入同样残酷的冷战时期；龚断资本主义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左右着美国经济、政治乃至美国人的生活。战后美国远非太平盛世，不管从现实意义还是心理意义上来讲，前途都凶险莫测。外界因素日趋成为命运的主宰力量。物质生活臃肿和精神缺氧，及时行乐和对前途恍惚不安的忧心，构成了一代人心理不平衡。霍尔顿正是这种患有失望、孤独、恐惧和厌世综合症的典型代表，是战后美国青年精神状态集中化、典型化、具体化、艺术化的再现。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极具个性的霍尔顿受这种心理不平衡的冲击，幻想消除这种不平衡，于是也和贾宝玉一样，同当时的社会“生分”起来，表现出了叛逆性。
    综观前文，虽然贾宝玉、霍尔顿这种叛逆性格都是产生于时代观念形态的剧变时期，但不同的社会环境也促使两位主人公走着不同的叛逆道路。
    我们可以说，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主要是通过对封建家庭这个客观主体的反抗来表现的。因为贾宝玉极少踏出大观园这个圈子去涉足社会，同外面的社会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因此，也就注定他只能走着与封建家庭相对抗的叛逆道路。但霍尔顿的这种叛逆性同贾宝玉不同，它是直接通过对社会的反抗来表现的。作者人为地为霍尔顿安排了三天的流浪生活，让主人公直接涉足社会的各个角落，多角度的去认识社会丑陋、黑暗的一面，从而做出有力的控诉与反抗。
    虽然，贾宝玉和霍尔顿的叛逆道路在外部形式上表现不同，但从内在实质上来分析，它们还是相同的。因为贾宝玉所反抗的贾府，实际上正是他所生活社会的一个缩影。所以，贾宝玉对贾府的反抗也就是对社会的反抗，不过是借用了贾府这个客观主体来表现罢了。因此，他和霍尔顿的反抗目标实际上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间接，一个是直接，到最后终究殊途同归。
    二
    贾宝玉、霍尔顿虽然都是以当时现实社会的对立面出现的，但透过他们这种叛逆性格的深层，我们可以发现，在他们叛逆性格的背后，还隐含着他们的某种忧患意识。
    贾宝玉日夜萦绕在心，最担心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害怕女儿们的出嫁。在大观园中，贾宝玉已经承担起护花使者这一职责，并且也甘心为此奋斗一生。我们从贾宝玉的心理来分析，他不满社会黑暗的现实，但他对社会的反抗，既是强烈的，又是软弱、妥协的。他痛恨置身于这样的社会，却又不能跨出这个社会圈子。于是，他把这种反抗意识大部分转化为一种精神寄托，把它寄托到对众女儿们的关心上去，把对众女儿们的泛爱作为反抗的一种手段，来批判社会，尤其来反抗以“男尊女卑”为重要内容的封建道德和礼教。他害怕大观园中的女儿们一旦离开了自己的保护，就会被那个令他厌恶的社会同化、吸收，害怕他唯一所寄托的反抗意识也会被社会吞噬。因此，贾宝玉的这种忧患意识也可以说是一种隐在的反抗意识。但这种隐在的反抗意识在我们今天看来却是非常盲目、无力的。
    霍尔顿也有一个萦绕脑际的奇怪问题：中央公园里的湖水一旦结冰，供应生活必需品的栖身之地一旦封锁，那些鸭子该怎么办。霍尔顿所提的问题说明了他对可怜弱小动物的同情。但我认为重要的还是霍尔顿对人生去从忧心忡忡的强烈潜意识的一种表现。他虽然没有在自觉意识中把鸭子与自己的精神困境联系起来，但霍尔顿的这种忧患意识其实正是心理学上的“精神转寄”，潜意识中他已经把自己的精神困境不自觉地转寄到鸭子上去：无忧无虑、愉快嬉水的时刻行将结束，湖水即将冰封，完全冷酷的陌生世界不久将取代过去熟悉的天地，它们没有能力作出决定，但必须作出决定：是离弃而去，还是等待冰雪世界的到来？我们后从霍尔顿自己口中得知，他愿意去充当一位麦田里的守望者，去保护跑到悬崖边的孩子们，可以说正是他这种忧患意识的一个本能选择。他选择做孩子们的守望者，把保护孩子作为反抗成人世界的手段，而他对成人世界的反抗就是对现实的批判，这一点是毫无疑异的。因此，归根到底，霍尔顿的这种忧患意识也正是他内心反抗意识是一种抽象变迁，他同贾宝玉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三
    由于贾宝玉、霍尔顿在叛逆意识的深层存在着这种忧患意识，因此，他们在潜意识中就努力想消除这种忧患，寻找一处使他们没有忧患感的地方，于是他们在心中都构建起了各自的理想世界。
    《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有两个：一是太虚幻境，一是大观园。其实，太虚幻境和大观园许多地方都是相同、相对应的，只不过一个是梦幻、一个是现实罢了。在现实中，贾宝玉心中的理想世界莫过于满是女儿们的大观园了。他想把世界上所有如花般的女子都接到大观园中，让她们都安全地生活在自己这位护花使者的保护伞下。他认为大观园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干净的地方，而没有意识到大观园丑陋、肮脏的一面。我们从作者写建造大观园所选取的基址和材料来看，大观园的基址大部分选在会芳园，而会芳园却是贾府中最肮脏、最罪恶的地方。以前这里曾发生过公媳通奸、秦氏吊死等丑事，而且还是贾府公子天天寻欢作乐的地方；大观园的建筑材料大部分也是从贾府中最荒淫无耻的贾赦府中搬来。因此，表面上非常美丽、干净的大观园，实质上是最丑陋、最肮脏的。大观园的这种外在美的先天性是脆弱的，因此其最后的毁灭也是必然的。而贾宝玉却把它作为自己叛逆的归宿，这就为贾宝玉的叛逆行为必走向毁灭埋下了伏笔。因为许多从肮脏、罪恶中产生的美丽、干净的东西，最终往往归于毁灭。但贾宝玉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最终的毁灭也是不可避免的，作品的结局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霍尔顿心中的理想世界是安全、欢乐的“儿童世界”。如果说贾宝玉心中的理想世界是构建在罪恶的基础之上的，那么，霍尔顿心中的理想世界则是构建在罪恶的边缘。霍尔顿心中的理想世界在基址上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建立在悬崖边。霍尔顿把悬崖边的麦田——欢乐的儿童世界作为心中的理想世界。而这里“悬崖”的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那是一道危险的分界线，孩子们随时可能跨过“做游戏”的快乐世界,跌进深渊。“悬崖 ”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危机，它危及了“几千几万个孩子”。霍尔顿希望当保护孩子的“守望者”，从思想意义上来说是非常伟大的，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守望者”本人在悬崖边上也摇摇欲坠。他满嘴脏话，不但读书不用功，几次被学校开除，而且小小年纪学会抽烟（一天抽一条烟！）、酗酒（醉得连前面是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搞女人（甚至叫来了妓女），简直可以说道德败坏。他自己正被社会的无形巨手逐渐拖下悬崖。因此，霍尔顿希望当“守望者”，是不切合实际的，他扮演的只能是一个现代的唐·吉诃德角色。
贾宝玉、霍尔顿所构建的理想世界，虽然表面上都是非常之理想，但内在都是罪恶、危险的。而主人公把它作为自己叛逆行为的一个奋斗目标和归宿，里面也必隐含了主人公叛逆行为的悲剧因素。主人公在为自己构建避风港湾的同时，也为自己筑起了毁灭的坟墓。
    四
    作为当时社会乃至整个时代的逆子，作为社会叛逆的急先锋，虽然他们都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反抗，企图脱离这个令他们厌恶的世界，进入各自心中的理想世界。但由于他们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并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可他们又不甘心与黑暗社会同流合污。于是，他们处在了那种“欲走不能，欲留不肯”的境地。因此，在他们轰轰烈烈反抗社会的背后，他们作为生活在这个与之不能相融的社会里的个体，他们在当时都是非常之孤独的。这是两个形象的另一个共同特征。
    但贾宝玉的这种孤独并不是外在的表现。从表面来看，贾宝玉绝不是一个孤独的人。他生活在宛如芝兰之室的女儿世界里，其中许多女孩子服待他、看护他，各以一颗真挚的心围绕着他、倾注着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宝二奶奶。但在这场性爱的争夺战里，宝玉自然有他择偶的原则，从泛爱角度看，他却对她们表示了无条件的均等的痴情，这就使大观园里的痴嗔爱憎总是以宝二爷为焦点，而宝二爷也总是甘愿将这些痴嗔爱憎都承担在自己身上，以弥合他们之间的纷争。但性爱的排他性和泛爱的普遍性是永远无法消除的矛盾，这又使宝二爷陷入了因纷争无法弥合而带来的无穷苦恼之中。所以，他愈是对所有女子“昵而敬之，恐拂其意”，便愈是“爱博而心劳，今天得罪了这个，明天得罪了那个。”永远是一个陷身于女子重围中的孤独者，热闹中的寂寞人。我们说作者写贾宝玉的爱情纠葛是作为主人公叛逆反抗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主人公的这种孤独主题是同叛逆主题紧密联系的，这种孤独正是主人公对女儿的泛爱，对“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间接挑战的一个结果。但贾宝玉的这种孤独是透过外表的一种内心感受，而不是外在的。
    霍尔顿的这种孤独却既是内心的，又是外在的。他的思想感情把他与那些庸俗的、结成一帮的同学们，与他的老师们，与他在曼哈顿浪迹时结识的、生活在一个与他不同世界里的陌生人和朋友们隔离开来。小说还通过许多场景来衬托男主人公与世隔绝的气氛：学校宿舍在深夜死一样寂静，空荡荡地街道和旅馆休息室，冬夜的中央公园。这些意象更强调了主人公外在的孤独寂寞。同时他自己也敏税地感觉到自己内心的孤独寂寞，不时爆发出这样的话语：“一霎时，我觉得寂寞极了。我简直希望自己已经死了。”“我觉得那么寂寞，那么苦闷……”“……只是心里很不痛快，烦闷得很。我简直不想活了。”因此，霍尔顿可以说是小说中一位最孤独的人物。
    这种孤独无疑给了两位主人公以精神上的压抑，促使主人公只能孤独地走着个人同社会相对抗的道路。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并且也知道这种孤独的根源来自自己正生活着的社会。正是这种孤独的压抑感使这两位主人公不自觉地走上了叛逆反抗的道路。可以说，这种孤独既是他们叛逆行为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进一步形成他们叛逆性格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
    我们从贾宝玉、霍尔顿他们各自构建起来的理想世界“大观园”（女儿国）、“儿童世界”来看，它们里面的成员布置有一种绝对化的特征。我们说他们构建理想世界是作为叛逆行为的一个归宿。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叛逆都有着一种近乎蛮横的绝对化和极端化。这是两个形象的又一个共同特征。
    贾宝玉厌恶整个男人世界。他公然宣称：“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还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虽然文中写到贾宝玉还挺喜欢几个男人，但与宝玉交往甚密的几个男性，在曹公笔下都是较女性化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贾宝玉已经全盘否定了整个男人世界，甚至对自己也是自怨自艾，抱怨为何生为男人身。贾宝玉的理想世界中除了自身之外，没有一个男人。他要把世上所有的好女儿都接到大观园中，建立一个由自己承担护花使者的“女儿国”。
    霍尔顿厌恶整个成人世界。在霍尔顿眼中，成年人代表着世间的伪善和堕落，生活在尔虞我诈、浑浊不堪的伪君子世界。整部小说中，成年人世界没有一个堂堂正正：母亲只知疼爱他但不理解他；父亲打着主持公正的旗号谋取私利；哥哥虽有创作才能但却写低级剧本赚钱，出卖自己；走出家庭，他遇见的是拉皮条的男人和卖弄风情的女人；牧师装出神圣的腔调，令人作呕；校长“象娼妇一样巴结人”。就连他尊敬的两位老师也不可避免地带着成年人的污点。斯宾塞先生待人心善但极度无能，安多里尼先生学识渊博但只会高谈阔论，而且霍尔顿疑心他是个同性恋者。可以说，霍尔顿也全盘否定了整个成人世界。而在他看来，孩子们的世界才是一个无忧无虑、清白无辜的世界。他自叙中艾里、菲瑟及每个孩子都得到赞扬。他总希望被别人称为“孩子”，唯有的欢乐也仅存于对孩提时期的回忆之中。霍尔顿的这种判断主要出自非理性的强烈爱憎感觉，甚至可以爱屋及乌：“那些成年人要是睡着了把嘴张得挺大，那简直难看极了，可孩子就不一样。孩子张大了嘴巴，看上去仍然挺不错，他们甚至可以把口水流一枕头，可他们那样儿看上去仍挺不错。”
    贾宝玉否定的是男人世界，霍尔顿否定的是成人世界。虽然他们否定的对象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团体，但他们否定这两个不同的团体都是他们叛逆行为的一个表现，这一点都是相同的。贾宝玉否定男人世界而倾心于女子世界，这无疑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和礼教的一个重大冲击。霍尔顿否定成人世界而倾慕儿童世界，也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批判。所以，尽管贾宝玉、霍尔顿的叛逆有一种近乎蛮横的绝对化和极端化，但他们的叛逆行为在当时还是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