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养活百十来号人呢”。3次搬家后的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办公地点越来越大了，员工越来越多了，而所长王德禄却越来越谨慎了。不久前，这个纯民间的企业战略研究所静悄悄地迎来了自己16个年头，没有庆祝，没有鲜花，不是王德禄没钱，也不是他没激情，而是经历告诉他，走民间智库这条路，低调才能生存。

 

编辑部主任“下海”

 

   “下海”是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语，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内掀起一波“下海”热潮，号称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第二年，还是《中国民办科技实业》杂志编辑部主任的王德禄，也成为了“下海”潮中的一员。

 

     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太喜欢生产制造业，多数进入了房地产、证券、教育培训行业，而王德禄的“下海”选择显得有些另类，办了一家搞研究的企业——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90年代初，点子公司对大众而言还是个新鲜事物，而一家研究企业战略的公司则像个“怪物”,“你能赚到钱吗？”这是他面对最多的疑问。

 

其实，王德禄同时也赶上了另外一波潮流“出国潮”，能出国留学当时是件人人羡慕的事，50后的知识分子成为主体。王德禄那时想找个朋友聊聊都难，仿佛一夜间大家都出国了。

 

他也曾想过出国，从1990年开始，王德禄一直在思考自己下一步做什么。之前他接触的领域是物理学史、科技政策，属于纯粹的学者，与人交流都很少，更别说经商了，他甚至对商场上的一些人和事很反感。

 

1992年到编辑部工作以后，他跟社会的接触面才广了些，因为要组稿子，就得和作者交流，后来杂志社体制改革，他又负责起了广告运营，直接关系到同事们的待遇好不好，这次“准下海”的成功经历让他对经商有了些好感。

 

     更重要的是，在杂志社时他认识了很多民营企业家，和他们交流得很融洽，有时企业家遇到问题时，王德禄开出的“诊断”往往都能见效，这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

 

    “我要在市场中探索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发出知识分子独立的声音，而作咨询研究最像知识分子做的事情了。”50后的王德禄身上有着一种很浓厚的知识分子情结，“下海”开办长城战略咨询既是他对未来发展的判断，也是对知识分子使命的追求。归根结底，王德禄认为，改革开放下，中关村出现了民营企业，中国出现了乡镇企业，这是他“下海”的动力，他相信长城所会与他们共同成长。

 

起家中关村

 

    被称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是１９８８年５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而王德禄同中关村的渊源也自此开始。

 

     尽管长城所的定位是为全国民营企业服务，而并非一个中关村，但是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王德禄自己不论是在中科院还是后来的《中国民办科技实业》杂志，一直到办长城所，中关村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长城所中来自于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客户，同这种日积月累的熟络不无关系。

 

“结果，我们为民营企业服务的理念打动了政府，有些部门看中了我们对企业了解，还有理论研究的长处，也找到了我们。”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成为长城所的第一个政府客户。

 

这一次接触让王德禄体会到了做企业战略研究要和政府保持良好界面的必要性，之后，长城所曾协助政府完成中关村“六化发展战略”（资本股份化、产业规模化、融资多元化、管理科学化、经营国际化、技术创新化）和中关村区域创新网络体系等课题研究，使得自己更具备了“民间智库”的特色，而不仅仅是一家咨询公司。

 

 90年代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期，对于处于其中的企业来讲，最缺乏的将是战略。长城所成立后的前十年，成为亿万富翁的民营企业家基本上都在王德禄的视野内，如今出现在富豪排行榜上的企业家很多他都不认识了，他最初的客户如希望集团、方正和四通等都已是国际知名的大企业了，这个变化也正契合了他当时的目标，促进中国企业的市场化、民营化，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我的理想是中关村比硅谷还好。”王德禄觉得，中国未来三十年将涌现一大批世界前列的企业，任何一个领域都会有中国的企业，这也是他努力的方向。

 

微妙公关

 

     十几年前那个潮起潮涌的年代，国内曾经冒出不少民间智库的萌芽，但如今有的夭折，有的枯死，有的名存实亡，活得好一点的寥寥可数，根本无法同后起之秀官办智库的春风得意相提并论。

 

     想起这些曾经的同行者，王德禄表情凝重，“大浪淘沙，很多因为理念而亡，也有很多是能力不足。说得多了过了，就会遭受攻击。对于我们来说，经济往上走，就会有短兵相接的时候，但我们尽量避开这样的领域，做建设性的事情。”

 

 他时时提醒自己要低调再低调，来自于政府的业务要保持一定比例，也不要太大，以地方委办局、管委会主任、局级和处级为主，这也是自我保护的一个策略。“我们很谨慎地为地方政府服务，为改革型政府服务。”王德禄不希望太受官方关注，往往项目做好后，他们就收兵，几乎不在政府主办的相关活动上露面。

 

今年7月，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平时的会议王德禄都会做演讲，没有发言机会一般也就不参加了，但是这次虽然没有发言机会，他也欣然前往，因为这是一次全球智库会，而长城所是其中之一。他预感这次会议是中国智库进步的一个信号，自己怎能错过？

 

“国进民退，我说是暂时的，现在经济进步，民营企业发挥了很多的作用。中国将进入更加健康的经济体制，民间智库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王德禄认为，在方法论上要把中国的和欧美的方法更好结合，充分挖掘中国人理解战略问题的方法论，思考问题的方法论，在世界最新领域有自己的声音。中国有这样的智库在做一些探索，但是同美国的智库还有一定距离，长城所会努力。 

 

独立才能生存  

  

    想起创业的艰辛，今天的王德禄只是会心一笑，个中滋味难以用语言表达了，不过最大的困难还是保持独立性。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提出智库的三个核心价值是独立、质量和影响，王德禄认为在这三者中，独立性是智库的生命。首先要经济独立，也就是生存基础的独立，这是区分智库和体制内研究支持机构的基本标准。

 

     智库应该靠市场来养活自己，通过招投标、基金资助等方式获得资金。“独立的经济保障决定了其独立的立场，而只有拥有了独立的立场才能发出独立的声音。”王德禄说长城所拥有独立的经济保障，这是与靠国家拨款吃饭的体制内研究支持机构的根本区别。

 

     智库最重要的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待事物，因为智库并不是为某个特定的机构或人服务的，而是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这种客观性建立在独立性的基础之上。正是由于长城所拥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才能不受各种思潮和政治立场的影响，从而保障了观点和研究报告的客观性。

 

    长城所的存在也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的例证。在韩国有研究院，但也是吃国家饭的；在日本，智库都隶属于某些大企业，要为这个企业说话；在美国，虽然有很多智库，但是没有一家专门为硅谷服务的。而在长城所，有50多人常年研究高新区，有十多人专门服务于中关村。

 

   “长城所这样的民间机构在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都很难发展起来，因为他们的版图太小，没有智库生存的空间。”王德禄很自豪地说。几年前，王德禄接待了来自韩国科技咨询中心的一位负责人，他们中心多年以来都想做企业咨询，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当然王德禄也有困惑的时候，“应该说现在企业战略时髦的事情都是我们发起的，但是一旦热闹起来了，我们就被边缘化了。比如说孵化器、跨国公司R&D，一引起重视了就没我们什么事情了。官方正统的机构欺负你，抄袭你，有点类似民企和国企之争。”

 

    “我们的国家很大，中国的崛起不能靠国外咨询机构，必须有自己的咨询机构，而且中国的体量也容得下不同的咨询机构，尤其能容得下我们这样的战略咨询机构。”王德禄的内心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虽然民间智库的成长过程很累，但是一步一步终于能自我发展。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国内企业和国际智库公司的合作可能会更多，但长城所把握更多的是站在中国立场，他只有一个信念要不断前行。

 

——本文已发表在2009年第12期《投资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