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日本人雄心万丈，却死在了三座过剩大山时代。由于资源的错误配置和过剩经济的出现，出现三大座“过剩大山”，即设备过剩、人员过剩、债务过剩。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便进入了过剩经济时代，最主要的标志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经济首次出现了通缩现象。关于这次通缩，争论很大，大家都把目光盯在过度依赖外需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上，但随着危机在21世纪前几年逐步解决，中国又患上了这个老毛病，竭尽全国之力鼓励外向型企业的发展，资源的配置逐步匹配到外向型企业，但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单腿走路的方式再次暴露了资源配置的弊端：出现了过剩的三座大山：设备过剩、人员过剩、债务过剩。

　　当然，中国的过剩三座大山前两座大山显得更为严重，而债务过剩相对较轻。实体经济陷入了通缩，导致大量的民间资本和国资都蜂拥而入到房地产领域，造成地价和房价双螺旋式飙升。

　　土地财富的分配方式，加剧了中国财富分配的两极化，每年富豪榜上那些开发商富豪总是占据着半壁江山，而各级地方政府也在土地财富的盛宴中大快朵颐，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大饱口福，痛快淋漓地大吃一通，哪里还顾得上风度呢?正是这种贪吃虫的现象，导致了地方政府和拆迁户、农民为了土地财富分配导致的爆破点时时发生。补偿过低和补偿对象不明，造成大量无地、无就业门路、无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民，而城市拆迁户更为激烈，多次出现暴力对抗拆迁的事件。

　　事实上，在土地财富和房地产盛宴中爆发的各种矛盾，是中国进入了劳动生产率恶化的时代标志，如何避免让三座过剩的大山压垮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只能从修正财富分配的激烈机制出发。

　　我们来看看日本怎么对待三座过剩大山的?从1990年开始，日本经济迅速下滑，日本政府采纳了美国经济学者的建议，大搞凯恩斯政府赤字扩张，把大量有限资本投入到日本公路、桥梁、道路等公共基础建设上。这类公共财政支出，并没有帮助日本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结构性调整，而是进一步放大了日本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战略错误配置。所以，日本经济从1990年急速进入严重衰退至今，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都毫无有效复苏出现。而这20年时间日本政府债务已经身陷高达GDP180%中不能自拔的恶性境况。为何凯恩斯主义不但没有缓解日本产能过剩的状况反而又添了新愁：债务大山越来越重呢?事实上，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恶化并不是仅仅靠增加公共设施上就可以缓解的，因为当公共设施成为资源配置的瓶颈时，花钱搞

　　基建公共设施能够有效增加需求从而缓解总共给与总需求之间的严重失衡，消化过剩的产能;如果公共设施不是瓶颈，而把大量的钱花在这个上面，不但不能消耗过剩产能，还会旧债未除掉，又添新负担，政府债务缠身。

　　中国现在的一些公路、铁路等公共基础设施还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政府花钱搞这一块暂时还不会出现日本那样的无效行为，但是，即使如此，中国的出路也不在此，去产能过剩最好方式是寻求新的更高产能，也就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升级，但现在这种产能过剩的大山，却压在了企业头上难以行动，这就需要政府扶持民企，激发民间的爆发力。而不是去把钱补贴给共和国的长子们——国企，他们已经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很多企业都受到输血和保护，在保护中他们已经失去了竞争性优势，不断增加权力性优势，这只能是害了他们，同时民企得不到扶持而不能迸发，这样以来，就可能发生失落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