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佬”——不老的记忆
前些天翻抽屉时发现2002年7月2日《黄梅报》刊发的一篇文章“‘汉口佬’——难忘的五十年”，这是一位当年的同学为纪念“公正会计学校”（全称：汉口公正高级会计职业学校）的同学赴黄梅50周年而作。
文章不长，但却很实际、很实在，它不仅反映了当年汉口公正高级会计职业学校的同学在黄梅的艰苦奋斗精神，也的确反映了黄梅50年的春秋。
在黄梅工作的同学2002年都是70岁左右的人了，均已退休，定居在那里的还有20位及他们家人。
（左起第5人为参加工作50年后的我）
这次三天的纪念活动，他们邀请了与他们当时相处8年的我参加。虽然我在黄梅只有8年（1952——1960），但这8年不仅是黄梅全县人民和同学们的一段峥嵘岁月，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磨炼与长大时期。工作过的单位有水利局、水产局、财政局。在那里我经历了1954年百年不遇的大水灾及生产自救、1956年考大学落榜、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考取大学函授本科，还有每年的下乡支农或检查、抗洪抢险……直到1960年考取原湖北大学（即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系的财政与金融专业（当年没设会计专业，虽然该专业学8门会计课程——会计学原理、工业会计、农业会计、商业会计、银行会计、预算会计、基本建设企业会计、基本建设单位会计）在校读本科。9个年头我有8次先后被评为积极工作者、先进工作者、学习积极分子和工作模范。
我在去黄梅工作的同学中年龄最小，当年只有15岁。我小学毕业后本来考取了省重点的实验中学，由于家里穷只得读会计学校。不足15周岁的我能参加工作去黄梅，当然的要经过不少的艰难坎坷。当时黄梅县政府到学校招干年龄的低限是17岁，我当时刚好继初级部后读完1年的专修科（还可继续读高级部）。
（右第一人为参加工作时50年前的我）
由于家里经济十分拮据，父母无正式工作，全家7口人，我和弟弟读书，有两个妹妹（一个寄养在农村姨妈家），生活以及学费来源仅靠当会计的大哥一人的薪水维持（早期还“送”出了一个二哥），我便找校长说明情况，请让我以17岁的年龄报考，要能考取就让我去，考不取就算了，经过反复地磨嘴皮校长终于同意；往下的第二步是准备考试和不让家里人知道此事。考试后录取的榜上有名，我便“私”自开始办理各种手续，诸如找父亲的朋友盖章对我进行担保（证明不是坏人和没有劣迹），向同学借旅差费和购日用品的钱，一切“参干”手续办妥（当时参加工作还发有一张“革命干部证明书”——后来家里还配有玻璃框挂在墙上），就在我参加学校欢送会时，因一位是邻居的同学不慎使我家里知道了此事，妈妈找到学校会场，我说去的同学带有花都坐在前面（为防止家人万一来找，我已将花摘了坐到最后排），我是不去的！妈妈无论如何都不听，硬将我拖回了家。半夜我摸着拣书、拣衣服和日用品，一不小心箱盖垮下将家人吵醒，他们知道我要走了。在他们无法说服我的情况下，第二天早晨妈妈陪我坐江华轮到江西九江市，次日晨在九江江边的过渡船上，送我的妈妈要返回武汉，母子依然念恋不舍的撒泪挥别。我参加工作跨入社会没有得到像其他同学参加工作的任何喜悦、庆贺和物质上的享有，便如此这般干净地与同学一道踏上小池口的黄梅土地。
8年，在历史长河还不够一瞬间，但对我的回眸，却是一段由小孩到成人的不一般的磨砺的日子。
1952年10月25日我参加工作所到的第一个单位是黄梅县水利局，时任会计，“吃供给制”（1954年改供给制为薪金制），每月的会计本职工作可集中在月底5天左右完成，平时我要求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上堤测量（县属有“百里长堤”，还有属省里的长江大堤有3、40公里，因刚解放要兴修水利，堤上需要水平仪和平板仪测量的工作量大）、有时也参加画断面图，这些动手的能力都学会了，后来利用可用的时间系统自学高中课程，有问题就请工程技术人员辅导。水利局设在孔垅镇离县城约有50市里（25公里），每月初我孤身一人得走一天去县城到财政局“造表报账”，第三天再走一天返回孔垅（那时县长下乡连自行车都没有而只有马骑），每月的上县报账都是风雨雪无阻。有一次下大雨，我从清早动身，在黄土路上溜滑的走了上十小时，天已大黑又累又饿，在离县城还有十多里路的一片坟地，有一座坟头上还放有一口棺材（黄梅农村有一风俗，“月子”去世的棺材要露在坟外一段时间），我一个16岁的小孩，下雨走在这种恐怖、四野无人、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怎能不毛骨悚然吓得汗流浃背，我只是想要有鬼鬼也是怕人的我不能怕，就这样举着伞、挎着包、拿着微弱亮光的手电筒一路撞到了财政局。
1954年初我调到水产科（后改为水产局，所属有3个——孔垅、杨柳湖、下新水产养殖场，1个下新水产品供销站），担任主管会计兼计划统计。在水产局我理顺了系统的财务与会计和计划统计工作，拟订了有关制度和水产养殖成本计算办法，还享受过3件印象极深的趣事。1954年的7、8月发大水，我参加了小池口长江大堤段的加固，有一次我已2天一夜没睡，挑着一担土在茅厕大便睡着了，后来者来了我收拾起来后又将这担土挑到原来取土的地方；水灾发生后，局里食堂饭里参有菱角米（现在当然是好食品，可那里那时不算哦），而且开饭时一大桶饭不够开伙人吃饱，我人小吃饭又慢，每餐吃完一碗再去添饭就没有了，而别人都可吃2碗以上，厨房里的石师傅看我经常挨饿就告诉我一个方法——第一碗只添一半，第二碗再狠狠地压紧添满，结果还真的能解决问题；
（当年我与石师傅在一起的照片——前排蹲着的）
1954年11月前后编制1955年的财务收支计划时，为便于贯彻有关精神、商量与指导，将各场站的会计集中到局里编一星期，每个企业要编3、40张表及其说明，局里再汇总，工作量大加班熬夜难免，有一吸烟者惹得大家讨厌，一天凌晨一点左右大家都准备休息，吸烟者又听到对烦烟的议论，他便将仅抽了1、2只的红金龙一包烟丢到地上用脚踩了，并说从现在起我戒烟了！他走了，我们大家商量别扫，地上踩瘪了的烟不要动，看他明天如何。次日，吸烟者早早来到办公室将踩瘪了的烟拾起，又一根一根地用手搓圆，赶紧地点燃了一只。没隔两天，他抽完了一包烟的最后一只，又表示要戒烟三天请大家监督，条件是：如果过不了3天抽烟，请每人吃1斤橘子，要是不抽烟过了3天，每人得请他吃1斤橘子。约定好了。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没过一半，他就主动买了5斤橘子请大家吃。
1956年我又调了，到财政局担任企业财务负责人的工作，负责全县国营工农商等各行业企业的财务与会计工作的管理与指导。其间，我办了企业会计培训班，而且在我离开黄梅县前办的一期训练班时——1960年6月，写了我的第一本书《财务会计概要（初稿）》（那一期是为工业企业办的所以我在上面加了“工业”两个字——此书是由油印室的同志在蜡纸上用“铁笔”在“钢板”上刻写和用打字机打出来，再用油印机在粗糙的白黄颜色都分不清的纸上印出来，然后再用两长脚的铁的订书钉装订成册的）。
在黄梅第一机机械厂“种试验田”，拟订了农机制造成本的计算与管理办法，研究制造业成本的计算与管理，还有记账方法（这些也都成了我后来研究的课题；也进一步明确了自己要在会计方面做点事的理想）。1956年我参加高考落榜。
中国的大跃进发生在1958年，作为当时国家干部的我当然的参加了“大办钢铁”和农村亩产万斤稻谷的“放卫星试验田”的活动。县城旁边的农村有县委直接抓的重点——红旗公社的红旗大队，农忙时县委、县政府的干部星期日或轮流到那里插秧或割谷、挑“草头”，或送肥、挑肥；在大办钢铁中，白天工作，晚上用农村当时特有的运输工具——独轮车（推独轮车我就是那时学会的——“推车没有巧，只要屁股扭得好”），从县城附近的马鞍山将铁矿石送到几里路以外的土高炉处以备炼铁用，那段时间每晚送1、2趟。1958年还考取了原湖北大学（即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函授本科财政与信用专业，在学《政治经济学》的必读参考资料《资本论》时，开始感觉理论太枯燥学不进脑子，就自己规定晚饭后将《资本论》放在面前看，学不进去作样子也要坐2小时，1959年我被评为优秀函授生可能与这种傻笨有关（1960年我入校读本科时已读了两年的本科函授，函授处还要我办了退学手续）。
从1953年到1960年我的高中课程和大学函授课程的自学笔记、练习摞起来近二尺高，为此在1957年反右派分子运动开始时，政府大院（财政局在政府大院内）有些人贴我的大字报、开会批判我走“白专道路”，因为我的信念与自信，我的业余时间，仍朝着“白专道路”继续走去，直到1960年我走到了又一个起点，22岁的我离开了财政局，在黄梅走的“白专道路”也算告一段落。
我在黄梅长大成人，感谢黄梅这片热土！感谢黄梅的同事和同学！感谢黄梅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