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 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八次研讨会部分发言
2010年9月25日下午，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八次研讨会部分发言
徐景安：
今天讨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多人对讨论这样的理论问题没有兴趣。因为现实生活中，理论被歪曲、蹂躏、玷污，权力与金钱大行其道。这就是当今中国的最大悲哀。当着一个国家、民族，没有理想、理念、理论的追求，剩下的只是对权力与金钱的崇拜，这必然带来堕落。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改革。改革就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这就要拨乱反正，正其名、符其实。我们是在为未来的改革，作理论的准备。眼下虽然看不到改革的前景，但理论准备要先行。没有文艺复兴，哪来启蒙运动？没有启蒙运动，哪来的现代文明？没有共产党宣言，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理论界、学术界应该拥有追求真理的勇气与热情。王占阳教授接受我的委托写了这篇论文，花了很大精力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疏理。现在没有多少人愿意花精力做这件事，但我觉得很有价值意义。
建议讨论：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是否成立？
2，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
3，中国的现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发展与改革有什么指导意义？
辛子陵：
我支持王占阳先生的发言，特别赞赏他提出的建立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崭新的理论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指出了前进方向。
我要报告大家的一个新情况是：科学社会主义淡出了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这是三年来党的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
2007年2月《炎黄春秋》发表谢韬为拙著《千秋功罪毛泽东》所作的的序言，序言的原题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炎黄春秋》发表时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谢老在序言中说：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石激起千层浪。谢老的文章引出了一场大论战。从列宁、斯大林那里传过来，民主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一辈子高扬“批修”的旗帜，反对修正主义的烙印在中共党内打得太深了。中国社科院带头，组织150人的批判大会批谢韬。毛泽东旗帜网在人民大学开了110人的批判大会。全国各地老“左派”一下来了精神，有八个城市召开了批判会，批判谢韬的“修正主义理论和修正主义道路”。支持我们观点的人分散全国各地，没有会议的声势，却有比会议远为深远的影响。这篇文章成了许多人那年春节聚会的热门话题，文章的复印件成了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最佳的春节礼物。尽管有不同看法，但许多没有公开讲话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始换脑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出路问题。这个意义就很大。
对于这场论战，没有权威的中央领导人出来做结论。2007年5月10日，在《人民日报》第九版发了一个几百字的答读者问，就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进行说明，说二者本质不同，我们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算是官方的表态。任过中央组织部长的张全景是反对派重量级人物。他在《求实》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现在有一种错误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这从根本上混淆了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1]
来自中央的意见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于是，第一次争论沉寂下来。
第二次大争论发生在国庆60周年前后。2009年6月中宣部推出一本小册子《六个为什么》，突出肯定和歌颂1956年毛泽东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制的功劳。说从此“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和制度基础。” 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还批判说：“有人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一些政策，如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把改善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作为重要任务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有某些共同点，说明我国也可以搞民主社会主义。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党的一系列新政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目的是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时谢韬老已经重病，我只能单枪匹马出来应战。
去年年底，我在一次朋友聚会时讲话说：“中宣部推出《六个为什么》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把毛泽东的三大改造肯定、歌颂一番，说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毛泽东那个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消灭私有制，没收资本主义企业，消灭资产阶级。结果在经济上引来的是“国进民退”的大潮。全国工商联2009年8月7日发表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宣告在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中民营企业被淘汰出局，国进民退的大戏接连上演。中化、中粮等垄断国企，既奉有保值增值的令箭，又无经营范围的法律限制，对房地产、矿业、铝业、奶业等普通竞争性行业摆开了‘全覆盖’收编的架势。据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保育钧对记者说：“在这轮危机中，‘国进民退’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去民营化现象已愈演愈烈。”
我还说：“在座的多是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我们紧跟过毛泽东，崇拜过，奋斗过，失败过，彷徨过，吃过苦，受过罪，甚至受过处分，坐过监狱。我们有切肤之痛，有清醒的认识，知道错在哪儿，怎么错的。知道哪些错误是不能重复，不能犯第二次的。”这里我说的不能犯第二次的错误，就是再一次消灭私有制，再一次进行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再干这么一次，肯定亡党亡国。情急之下，我写了篇文章《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但救国无门，在大陆我没处发表。于是在香港出书，书名叫作《中共兴亡忧思录》，作为打头的文章发表出来。该书由香港天行健出版社于2009年12月出版。尚未上市，第一版就销售一空。买主中北京党政机关占了相当大的份额。今年年初，在五柳村网站和广大读者见面，许多网站转载了。文章指出：
民主社会主义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兼容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再怎么创造性地发展，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企业在社会占了主体地位，这个社会就不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
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还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有一块试金石，就是看中国是否有私有制？是否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企业是否占了主导地位？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民营企业的功劳，还是国有企业的功劳？是资本主义的功劳，还是社会主义的功劳？如是民企的功劳，则应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如是国企的功劳，则应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据2008年统计，我国民营企业有600多万户，注册资金总额超过9万亿元，从业人员达7100万人。对GDP的贡献是65%，三分天下有其二。提供的税收占53～75%。民营企业提供了我国70％的技术创新，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泉。毛派说这是复辟了资本主义。支持改革开放的民主派说：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富民兴邦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产生了一大批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企业，其数量超过了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时的十一倍，这是全中国、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功过是非暂且不论，这个事实得认账。小册子作者心虚到连这个事实都不敢承认，面对一片大森林，硬说一棵树也没有。因为只要承认资本主义企业的功劳，《六个为什么》全部立论的根据，会像纸牌搭起的小房子一样垮下来。
我在文章中指出：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政府向计划经济回归，资本向国有企业集中的现象十分明显。计划经济复归，国有企业膨胀，将成为中国大陆经济由盛变衰的转折点。
政府对民企的政策，不仅是不仗义，而且是不理智。民企受打压、被兼并，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因为它姓“资”，必须挖资本主义之肉，补社会主义之疮，削弱民企壮大国企才行。这是不仗义。前面谈到，中国政府体面风光的外交舞台有三根柱子撑着，其中两根属于资本主义，真要砍掉，剩下国企那一根，还能撑得住现在的局面吗？这是不理智。
这篇批《六个为什么》的文章，因为对中宣部下了战书，我是准备做第二个王若水的。上个世纪80年代，王若水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发表了与胡乔木不同的意见，受到开除公职、党内除名、流亡海外的迫害。但等了两个月，没什么动静。主流媒体没有对我组织围攻，2007年声讨过谢韬的几个城市也没有开批判会。
2010年2月8日晚，新闻联播头条新闻，以令计划为主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我听了一遍新闻联播摘要，又上网仔细看了一遍8000字的文字稿，没有再提科学社会主义，也没有再批民主社会主义；没有把《六个为什么》列为必读文件，连参考资料也没列上。到3月29日刘云山在《人民日报》发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掌握群众》一文，这是他在纪念理论家艾思奇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按说是表彰《六个为什么》的机会，他没有表彰（只说“要继续深入回答“六个为什么”等重大问题”，意思是那本小册子没回答好，或没说清楚），也没有再提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再强调与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界限。
这意味着《六个为什么》被冷藏起来了，尘封起来了。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这面打了60年的旗帜被卷起来了。
但我仍不踏实，觉得这不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表态。到2010年4月6日发表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全文9000字，没有出现“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组，更没有直接或暗示批判民主社会主义。
为了引导国家走出共产主义误区，在批《六个为什么》这篇文章中，我突出宣传了恩格斯晚年否定共产主义理论的一段重要论述：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2]
文章发表后，有人在网上质疑，我做了回答；主流媒体学术理论界没有人出来驳难和争鸣。“共产主义”这个词组，正逐渐淡出了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 2010年2月28日发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没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接班人”等提法，指导思想中，剔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是第二次大争论的结局。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个世界，但最终没有能够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中国曾想“旧瓶装新酒”，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力装入“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旧瓶之中。由于“国进民退”的危机，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央果断地停止“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和使用，国务院于2010年5月13日发布“新36条”，即《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解除了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束缚，放宽了准入领域，是非常英明的。据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到了2009年，按实际控股权统计，非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已达83.1%。[3] 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往后几年才能看清它的意义。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如福山所说是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我们不再追求乌托邦，也不是要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邓小平的设计，是真心想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民主转型，当然属于民主社会主义。
说到这里，就和占阳先生的主报告联系起来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制度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正确的前进路标，将来中央会采纳这个意见的。
周志兴：
在座的很多人都是非常有名气的学问家，我对他们非常敬仰。我不想跟他们讲理论问题，我本身不是学者。
我认为小平同志，更多的是根据常识来判断问题。当然他也会看一些书。我在1988年做第一本邓小平画册的时候，有一张照片，小平的脚翘在沙发上看着一本书，我问摄影者，小平看的是什么书？他说，是古龙的武打小说。据我所知，小平同志是不看什么理论著作的，他的常识从哪来的呢？他被打倒的时候，在江西新建县的一个拖拉机厂里，接触了很多的工人，看到了底层的生活。
再就是来自他的子女。他家平时开两桌饭，孩子们会讲各种各样的事情，他都会听，一般不说话。他们会讲很热闹的笑话，他也不插话。比如，有一次小平在的时候，说起死了以后怎么办，小平说了一句，我死了以后，骨灰从下水道冲了就算了。他们家的孩子不干，说你走过哪，就把你的骨灰撒在哪，我们可以走遍世界各地。
《邓小平文选》的大部分都是他讲话的记录，而不是秘书班子给他写的。当时改革开放初期，跟陈云有一个争论，是关于雇工问题，雇多少人算剥削？陈云和小平的意见是不同的。陈云提出来，共产党员不能雇工，起码不能雇多少工，要求下发一个中央文件。小平其实不赞成，最后用什么办法来处理？写了一个中央文件，写好了，印好了，是不是下发？小平说，不发。对陈云那边，我写了这样一个文件，但是对全党不下发，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
“六四”之前，全国人大研究室派了一个队伍到深圳去调查研究直选人大代表的问题，要做一个试点。当时这个队伍有蔡定剑、毛毛，就是小平的女儿，小平那时候准备往前走这一步，但因为“六四”，这一步收了回来，以后再也没有往前走，现在越来越倒退。
小平对社会上的不满情绪，采取疏导的办法。当时大家说生活不好，他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他也提出，要有宽松的环境。
我们现在研究小平理论，要跟现在的实际结合起来，跟现在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我认为，现在跟小平同志的那个时候比，是倒退了，而且倒退的步子很大。
我现在做了一个共识网，两种思潮的声音都有。我觉得，毛泽东和邓小平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面旗帜。有的人是坚定不移的支持毛泽东，有的人是坚定不移地支持邓小平。这里面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的思想。我希望认真的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对现在的各种思潮。
徐景安：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中共十三大到十七大，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理论旗帜。
然而，至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缺乏共识。民间有一种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
理论的功能在于反映客观实际的解释力与推进社会进步的实践力，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都有讨论的必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有两个含义，社会主义是主语，中国特色是定语，也就是说首先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共同性、规定性，其次才是中国特色。所以，不能把中国特色替代社会主义，更不能把非社会主义说成中国特色。
最要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对于建设了60年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依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大问题。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邓小平为了实现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为中心转折而提出的论断，是推动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的理论出发点。按照经典理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所以说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是正确的。但发展生产力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不是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远远高于今天号称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生产力按人均GDP来衡量，中国永远达不到美国的水平。这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无关，是地球的承载力不允许。说社会主义是消灭剥削，这与改革开放鼓励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相冲突。今天的中国不是消灭剥削，而是鼓励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偏重于经济物质利益，存在不够全面的缺点。
对照中国的现实，改革开放实践了邓小平的一句话，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为此，各级政府都忙于招商引资，把“剥削者”奉为座上宾，中国成为世界投资者的天堂。政府主导、官商合作，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模式。发展第一，就必须欢迎剥削，而不是“消灭剥削”，随之而来的是“两极分化”，哪来的“共同富裕”？中国越改革，越不像社会主义。所以，民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
作为一面理论旗帜，对现实缺乏解释力，也就失去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什么是社会主义？之所以说不清楚，就是没有抓住根本、没有认清本质。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的。什么是资本主义？有资本才有主义，由出资人组成股东会、推选董事会决策。按资本的股权分配利润，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这是资本说了算的社会，照顾的是资本的利益。马克思说，这必然带来穷的穷、富的富，两极分化，得搞社会主义，拉丁文就是SOCIALIS，意思是公共的、大家的、集体的、社会的。主义由社会共同出，利益由社会分配，要照顾公共利益。这才是理想社会，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至于采取什么途径、方法、手段，照顾公共利益，则是第二位的问题，。
马克思提出了消灭私有制，但没有讲公有制，而是重建个人所有制，同时取消商品货币关系，按计划配置资源。斯大林发明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毛泽东则搞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实践证明，按公有制、计划经济这个模式搞社会主义，只能带来普遍贫穷。邓小平一语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强调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为改革开放开辟道路。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引入市场经济成为必然选择。中国实现了发展目标，GDP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增长方式不合理，成果分配不公平，生态破坏、两极分化、腐败泛滥、道德下降，导致大多数人对改革产生不满。由此产生分歧，传统派归罪于改革引入了私有制，主张回到公有制年代，依然把所有制作为评判社会主义的标准。改革派则认为，这是由于党高于政、政大于法的传统政治体制造成的，权力没有得到约束，主张推进政治改革。传统派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对政治改革，引发了普世价值之争。
什么是社会主义，理论上争论不休，其实是一个很简单明了的问题。老百姓拚命逃离的，那就一定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由于恐惧饥饿与剥夺自由，民众想方设法逃离，蛇口海面上淹死的、打死的人不知多少？一个恐惧饥饿与剥夺自由的社会，这怎么是社会主义呢？今天中国偷渡、逃离的还有不少，但比过去少多了，这说明中国还是在进步，离社会主义不是远了，还是近了。民众往那儿跑的，一定是社会主义。移民、偷渡的首选，是欧美发达国家。为什么？这些国家公共福利好，美国财政支出的75%用于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北欧更是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照顾了大家的公共的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啊！
社会主义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老百姓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是检验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所有制不是判别社会主义的标准。所有制的实质，不是公有与私有，而是剩余价值归谁所有。名义上是公有制，剩余价值被少数人占有，就是私有制，而且是私人不用投资、不担风险的最坏的私有制。名义上是私有制，剩余价值的大部分通过调节为大众占有，这实际上是一种简接公有制，是国家不用投资、不担风险的最好的公有制。今天传统派的思维依然把公有制作为图腾一样崇拜，不管公有制实际怎么样，就是好。我们已经为一大二公付出了数千万生命的代价，还能重回老路吗？当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当私人不愿投资时，政府投资是必要的。所有制形式只是发展经济、满足需要的手段，本身不是目的。以数量、比重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准，实在是非常肤浅、幼稚的思维，这是向传统观念妥协的策略性提法，但写进了宪法。今天被传统派问罪改革的根据。
四项基本原则也不是判别社会主义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不是看名称，而是看实际。能维护公共利益、造福于百姓的，就是真马克思主义、真共产党、真社会主义，否则就是假马克思主义、假共产党、假社会主义。把政权居为私有，父传子、兄传弟，这与封建皇帝有什么区别？这也是社会主义？
判别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是否真正维护公共利益。怎么才是维护公共利益呢？一是财政是透明的，分配是公平的。二是决策是民主的、治理是法治的。今天中国却却是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出了毛病。财政不透明，分配不公平。原因是决策不民主，治理不依法，公共利益得不到保障。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全世界最高，用于民生支出的比重却是全世界最低，用于行政开支的比重则是全世界最高。这是因为民意对公共决策缺乏影响力，权力受不到有效制约。所以，目前中国依然是社会主义不够格。这一点，传统派与改革派观点一致。区别在于，传统派认为中国原来是社会主义，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改革派认为，中国原来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革促进了生产力，为实行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条件，从这个意义讲，离社会主义不是远了，而是近了。我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到了中国的门口，高于经济增长的财政收入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物质基础。现在，是愿不愿进入社会主义的争论，是要不要为进入社会主义扫除障碍。当前的怪现象是坚持社会主义叫的最凶的人，却却是反对为进入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人，其中有些人是用假社会主义，反对真社会主义；有些人是用口号社会主义，反对实际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维护公共利益，是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共同性、规定性，如何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说公共利益达到什么水准，要根据国情。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是欧洲特色社会主义，我国人口多、资源少，公共福利永远比不上欧洲、美国，这就需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呢？是不是公共福利水平低一些就是中国特色？小平把我国现代化目标定为中等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低一个层次，就是这个意思。这么说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水平低一点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物本位的世界观。实践表明，一个人的幸福，不仅仅取决于物质和消费，还来自其它的许多方面。我国虽然在物质和消费上赶不上欧洲和美国，但可以做到：经济殷实、分配公平、物质低耗、环境清洁、政治民主、社会和谐、道德良好、精神愉悦，也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中国人就会普遍幸福、普遍满意。这就是中国的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国的生活方式、北欧的福利社会，是全世界做不到的，而中国的全面小康是全世界都能实现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本质意义讲，既不同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又区别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而是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恰是代表了世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