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 人 婚 恋
王先金 编著
1-1 毛泽东的四次婚姻 （8）
贺子珍离开延安
在延安，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了很多工作，让国人和世人认识了延安、认识了共产党人。
然而，毛泽东却忽略了妻子贺子珍，忽略了她柔弱内里的刚强。他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远没有刚到延安前多了。有时，还会为一些事情各不相让。
确实，贺子珍敏感、好强、患得患失。她忍受不了文化的差距和感情的失落，生下孩子刚满月没多久，她就把孩子交给奶妈，自己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去了。
她希望毛泽东同普通人的丈夫一样陪她生活甚至陪她吵架，她恨自己身体太不争气，想要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她想到手术，把体内的弹片取出来。可是，延安动不了这种手术。她决定去西安，从那里赴上海去做手术。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这更坚定她要走的决心。她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
毛泽东知道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她，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二是跟过我的通信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信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接着，毛泽东又动情地说：“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我受那么多的苦了！”
1937年底的一天，贺子珍专门来到合作社看望娇娇。
这一天，她穿着一件半新半旧的军衣，没戴军帽，手里拎着一袋东西，都是给小孩预备的换洗衣服。她怀着沉重的心情进了合作社，把一袋东西交给张秀英，拉着孩子的手说：“秀英，这孩子就托给你了。多费心，孩子有什么毛病，就请抱到毛主席那边去。”
孩子“咿咿呀呀”，似乎在向妈妈打招呼。贺子珍赶紧走近摇篮，抱起娇娇摇晃着，絮语着：“宝贝，妈妈要走了，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很久以后才能回来看你。好乖乖，听张妈妈的话......”孩子侯懂非懂地一个劲摇着手，对着妈妈甜甜地笑着。
1937年底，贺子珍被批准去上海取出身上的弹片，便匆匆离开延安，踏上了遥远的旅程。
贺子珍到达西安时，听说上海已为日本人占领，去不成了。怎么办？她又不愿回去。
当时，贺子珍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1938年1月，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接到一份从延安发来的电报，这是毛泽东发给夫人贺子珍的，请她回延安，不要离婚。电文陈词恳切，殷殷相劝，热切地盼望她能回去，回到他的身边去。贺子珍看了电文，心里非常矛盾。她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她，又原谅了她。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同志费尽了口舌。她虽有些犹豫，但是，执拗的性格主宰了她的行动，使她下决心离婚，不回延安。
她在西安住了几天，决定去苏联。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可以获得学习的机会。
1937年11月，延安有一批伤病员，要去苏联治疗伤病。他们是蔡树藩、钟赤兵、徐梦秋和刘英。蔡树藩打仗时被炮弹片削掉了右胳膊，徐梦秋冻坏双腿截肢，钟赤兵在长征中右腿负伤锯了。他们都要到苏联去配假胳膊、假腿。刘英在长征中犯下了肠胃病，这时又染上了肺结核，延安没有药治，送到苏联去。他们一行到达西安后，又增加了贺子珍。
在刘英离开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来到她家的窑洞同张闻天商量，说林伯渠从西安来电报，贺子珍想同刘英他们一起到苏联治病，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让她去吧，张闻天欣然同意。于是毛泽东嘱托刘英，政治上要帮助贺子珍提高，要让她多读点书。当时毛泽东还无意同她离婚，而是有心言归于好的。
刘英一行到达兰州时，遇上王明回国，斯大林派专机送他们，也到了兰州。王明架子大，要陈云来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打电报同延安联系飞机着陆标记等事，也顺便来看望刘英他们。
刘英和贺子珍等人，在兰州乘坐上运军火的飞机到迪化（乌鲁木齐）。这时，邓发已从苏联回国，担任迪化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从他那里知道，苏联1937年肃反搞得很厉害，同被捕的苏联人稍有牵连的中国人不少被捕。同行的徐梦秋，听邓发讲了苏联情况后很害怕，盛世才又留他，于是他就没有继续走，在迪化当了新疆的教育厅长。后来此人跟着盛世才叛变了，毛泽民就因为他的出卖而遭杀害。
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除有伤病的同志外，全部返回延安。在新疆等候出国的同志都回延安了，可是贺子珍没有回去。她在新疆待了几个月，终于和刘英、蔡树藩等人一起去了苏联。他们是从迪化坐汽车到达阿拉木图后，就搭上了西伯利亚大铁道的火车，直达莫斯科。
至今人们在谈到这段往事时，都为贺子珍感到惋惜。贺子珍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充满了悔恨，眼神变得呆滞，她说：“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做点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在苏联，贺子珍和刘英一直在一起，住在东方大学分校。经过一年多的疗养，刘英的肺病、肠胃病有很大好转，人也长胖了。贺子珍的情况却反不如前。她到苏联后生下一个男孩养到六个月不幸夭折了，葬在后面花园里。她伤心致极，天天到坟上去哭。毛泽东又不给她写信。只收到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望你好好学习之类，所以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泽东。
1939年初，任弼时来到莫斯科刘英他们的住处，给他们看党中央来电：蔡树藩、刘英即回延安，钟赤兵、贺子珍留莫斯科学习。
回延安之前，任弼时交给刘英一项任务要她到共产国际交通部带一套密码回去。所谓“带”密码，并没有密码本给她，而是要她将这套密码的编写方法和基本电码都背上，记在脑子里，带回去。她学了两个星期，把这套密码掌握了。
1939年3月下旬的一天，刘英等人终于回到了延安。刘英回到家里，张闻天不在，他还在毛泽东那边开会，很晚才回来。
1937年冬王明回到延安后，党中央书记处扩大，张闻天已不再“总负责”。1938年8月，王稼祥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党应以毛泽东为首来领导。张闻天即向毛泽东提出“让位”。毛泽东从全局考虑要张闻天将“总书记”的名义继续担下去。所以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张闻天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毛泽东，中央会议到毛泽东那边开，一切事情都由毛泽东决断了。
第二天，刘英去看毛泽东。
刘英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江青接待十分殷勤。刘英向毛泽东谈了贺子珍一年来的情况，她痛失爱子，悲伤欲绝，精神上没有安慰，哪来心绪学习，她说：“主席，你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好（指政治上帮助贺子珍提高，让她多读点书）。”
刘英对贺子珍是很爱怜的。贺子珍18岁在永新城偶遇毛泽东，两人一见倾心，她就离开父母跟着毛泽东在井冈山战斗。她文化素质确实低些，连着生孩子，也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脾气也不大好，常常干扰毛泽东。所以在他们的婚姻上，刘英觉得两人确实不大般配。现在看到江青成了毛泽东窑洞里的人，毛泽东言谈中也表现出满意的神色，刘英便说：“你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你同贺子珍也实在合不来。”
听了刘英的话，毛泽东兴奋极了，把大腿一拍，连说：“刘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
1940年，贺子珍的好朋友曾志来到延安学习，她去拜见毛泽东。曾志老惦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毛泽东竟主动地说起了贺子珍。毛泽东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
“那为什么要离开呢？”曾志问。
“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一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十一处弹片。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还保存在我的铁箱子里。”
沉默稍许，毛泽东又说：“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长征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六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我最怀念的还是在中央苏区生的毛毛，部队出发时，孩子站在路边送行，那时毛毛才四岁，没想到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 贺子珍在延安
毛泽东还告诉曾志，他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毛泽东说：“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再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
对于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这件事，人们大都认为是毛泽东有负于贺子珍，其实毛泽东也真是有他难言的苦衷。
贺子珍失去了五个子女
全国解放后，贺子珍被安排在上海居住。除了几个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人们对她一无所知。她几乎和外边的世界隔绝。
当然，她更多的时间是回顾与思念。
她在与毛泽东生活期间，先后生下六个孩子。
1929年，在闽西二打龙岩后，生下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取名金花。孩子出生不足一月便托付给一位群众大嫂了。
1930年，在失去长女后，贺子珍又生了第二个孩子。这是个男孩，但生下来就死去了。接生者是红军中传奇的“基督医生”傅连璋。
1932年11月，她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产下了第三个孩子。这也是个男孩。当时，她和毛泽东住在一个姓杨的老乡家里。毛泽东说：“人家叫我老毛，那我们的孩子就叫小毛毛吧，比我多个毛，将来要比我强啊！”贺子珍笑着答应了，从此称之为“毛毛”。大名毛岸红与杨开慧生的三个儿子的排行衔接，“红”字大概是取自红区、红军吧。
长征开始，许多红军干部、家庭被留在苏区，贺子珍也被迫与爱子分离。
1934年重阳节，贺子珍在瑞金沙洲坝请父母做了团员酒菜，但迟迟没人入席。
当时，毛泽东正染疟疾，在几十里外的于都独自苦痛；毛泽民和钱希均匆匆赶来，告别后又匆匆离去。虽然毛泽东当时正遭批判，而他的大弟弟毛泽民掌握苏区财经大权，是须臾不可离的人才，因此可以参加长征。此时，贺子珍能否随军，却还没有定论。
随后进屋的，是毛泽覃和贺怡。说起小毛毛，贺子珍坚持要带走儿子，但经不住众人的劝解，只好答应把他托付给毛泽东的弟弟、留在苏区指挥战斗的叔叔毛泽覃和婶婶贺怡。
等到毛泽东病愈赶回，不见儿子，只见眼泪汪汪的妻子。得知原委后毛泽东大发雷霆：“你也太狠心！等我回来，再看一眼抱走不行么？你们真蠢......”
那天晚上，毛泽东房里没有灯光。第二天清早，警卫员看见桌上有两张毛边纸，湿湿的，像是泪水泡过。一张写满了“红”，一张写着：英（狗）、青（猪）、龙（兔）、红（猴）。
直到20多年后，毛泽东在老战友曾志面前谈起岸红，还这样说道：“最后一次看见这孩子，都会在队伍里向我招手了。谁知道，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毛泽东哽咽失声，眼圈也红了。
毛泽覃为了保证小毛毛的安全，又把他托付给了贴身的一名警卫员，自己不久就在战斗中牺牲。由于谁也不知道这位警卫员的下落，线索从此中断。
贺子珍的第四个孩子（女儿）出生在长征路上。那是1935年2月，生下只有几个小时便送给了当地老百姓，连名字也没给取一个。
1936年，长征的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延安。贺子珍生下了她的第五个孩子，仍是个女孩。邓颖超赶来祝贺。她把孩子抱在手中，说：“真是个小娇娇。”从此，大家都叫她“娇娇”。后来毛泽东给她取了个名字叫“李敏”。
贺子珍最后一个孩子是1938年诞生在苏联莫斯科。是个男孩，取名廖瓦，那是她在和毛泽东分手后不久出生的。可惜孩子只活了十个月，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六个孩子，只有李敏是在身边看着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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