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黄怒波，他促成了我的长诗《西域》的诞生
■ 洪烛
我从来没想过选择新疆作为自己诗的故乡，新疆对于我属于远方，甚至是远方的远方。2005年10月，我第一次到新疆，就这么选择了——如果允许我选择的话。我甚至不认为这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应该说，是命运安排的吧？当时黄怒波的中坤集团邀请“中国诗歌万里行”、“诗刊社青春诗会”、“帕米尔诗歌之旅”三支团队，供赴新疆采风，近百位中外诗人结伴同行，以浩浩荡荡的车队，从乌鲁木齐出发，走过库尔勒、轮台、库车、阿克苏、阿图什、喀什、塔什库尔干……我参加的是“中国诗歌万里行”，有祁人、娜夜、赵丽华、北塔、李自国、雁西、周占林，张况等十几位成员。我不知道别人怎样，自己确实感受到强烈的震撼。毕竟是第一次来（就像展开和新疆的初恋）。但这第一次，就使我意识到：以后每次来都会这样，都会像触电了一样。如果我以前对伊甸园或乌托邦有过什么想像，那就是新疆这样的。按道理讲我也算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如梦如幻地兴奋成这样，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一次，我居然产生了离开日常生活的首都北京，留住在旅游地点的念头，哪怕把户口迁过来都愿意。理智了一点之后，我把臆想中的计划暂且修改为：待到退休（还要等二十年呀，好漫长），就在喀什买一套别墅，彻底地搬到新疆来住。
我终于理解中坤集团为什么要邀请这么多诗人了，不仅因为它在开发南疆旅游，还在于它的老总黄怒波（骆英）。我终于理解一家公司为什么能做这么大了，它的老总是诗人。我终于理解黄怒波为什么是一位诗人了，他出生在大西北。我终于理解黄怒波为什么要邀请这么多诗人，因为他知道：诗人都会爱上新疆的。我终于理解，诗人为什么会爱上新疆，在这里，他呀，可以给自己的诗找到新的疆域、新的故乡……
到目前为止，我只去过一次新疆。这惟一的一次旅行，还不到十天，仅限于乌鲁木齐和南疆的库尔勒至喀什一线。我却写出了由大约四百首短诗构成的《西域》。我为一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写了诗，譬如罗布泊、楼兰、吐鲁番、巴音布鲁克、和田、英吉沙、疏勒，譬如北疆的吉木萨尔、伊犁、和布克赛尔、阿勒泰、额敏……似乎比去过那些地方的人写得还要好。只能说明我的想像力比他们更发达而已。想像力弥补了我生活阅历的匮乏。惟一弄不懂的是：我想像出的这些场景纯粹子虚乌有，还是确实存在？我甚至预感到：若干年后，真正去这一系列地点的时候，我会想到什么？我会觉得这些地方我曾经来过，而且它在我来过之后没有任何变化。我对未曾抵达的远方的想像与其现实会是如此接近，也就是说我的想像似乎从来不曾欺骗我。难怪我这么喜欢生活在想像中或者在想像中生活呢。
其实整部《西域》，都不能排除想像的功劳。它之所以不以新疆而以西域来命名，很明显是为了增加几分虚幻色彩，为了激发自身的想像或者给想像留下足够大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份足以炫耀的想像力，我去新疆，即使走遍天山南北，恐怕也只能留下几篇蹩脚的游记。可我毕竟为它写出在时空上更显深远的一大组诗《西域》，仿佛同时经历了它的前世与今生，想像是其中很重要的添加剂。这么一想，我又觉得大可不必非要搬迁到自己热爱的地方，或非要在自己热爱的地方长期生活了。对于诗人而言，除了直接经验，间接经验同样可以激发想像；想像一旦被有限的经验激发，甚至可能制造新的经验。体验生活，莫如体验自己的想像。
参加中坤集团邀请的中国诗歌学会“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新疆，看见深邃的天空、漫长的地平线，以及与我日常生活相距甚远的雪山、草原、沙漠、戈壁、冰川、内陆河……简直像做梦一样。这是一个令我们的现实变得渺小的最大的美梦，让人不能自拔。没有别的办法，我又想写诗了。似乎不赞美几句就不足以平衡动荡的心情：“我爱这辽阔，同时接受它所带来的空虚/使个体的人显得渺小，仿佛要垮掉/又在一瞬间无限地扩张了他的胸襟/并且再也无法收回/我爱这辽阔，也爱被辽阔改变了的自己/欢呼吧，为内心震撼后建立的新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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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否认用钱买名声 黄怒波：地产商中的诗人
刘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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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0月12日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黄怒波
他并不否认自己在诗歌界的名声是“用钱买来的”,但尊重自己作为诗人的意义。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全盘商业化，在商业领域进行深度探索的诗人，他排在第一
诗人骆英
在世界之巅我高举起五星红旗 /是我的祖国新的高度 （我是中国登顶者身高最高者，1.92米）/于是，一个世界都看见了红色……
这是诗人骆英写在今年8月登顶珠峰时的一首诗。一个诗人，能爬到海拔8848米处去写一系列诗，有点像行为艺术。
骆英的大多数诗都很大白话，不讲究技巧，但很直接。换一个诗人，在平地上写登顶，可以写得更加精致而美丽，但让他真正登顶后再写会是怎样？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一个诗人登过珠峰的顶，除了骆英。
诗人骆英登过全球7座最高的山峰，外加南北两极，圈内称之为7+2。全球完成7+2的一共有14个人，他是其中之一。从这个角度上说，骆英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的诗人。
骆英不光是在登山时写诗，他还写城市：
……城市啊/我是你檐下的野鸽肥胖肮脏/再也没有千里归家的翅膀
他写工作环境：
以兔子的身份被某个城市某座高楼里的某个公司收养是幸运而安全的……
他写上网：
……向自己说离别/向自己哭悲伤/像丛林的孤独狼在网上流浪/像脱群的骆驼寻找着牧场……
就像玩登山就必须7+2一样，骆英写诗也把自己写成中国诗人中少有的博士研究生，虽然他自认为二三流诗人，但在架构上必须“登顶”。他懂得一流诗人都必须在理论上有所建树。骆英爱诗歌，不是士大夫式闲情逸致的那种爱，而是视诗歌为精神存在，走哪儿都说自己是诗人。大家奇了，这个世道，哪有什么诗人，诗人都去做书商、策展人了，不然靠什么吃饭？他说自己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 《中国新诗与现代性问题》。在他眼中，现代性不见得是个好玩意儿，正是由于现代性的压迫，人们才不断逃避，拼命想回到伊甸园中。而诗歌，就是逝去的伊甸园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影。
黄怒波
黄怒波——骆英的真名——是福布斯榜上地产企业中坤集团的董事长。这条西北汉子，小时赶上文革，父亲自杀，母亲也因煤气中毒而去世，这样的童年可想而知。早年多舛，但之后颇受命运眷顾，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中宣部，入了党，当了官，但终于无法忍受机关的沉闷辞职创业，造就中坤集团。中坤最著名的是旅游地产，他们改造的皖南宏村古村落，2000年击败名气颇大的周庄，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由于早年的艰辛和从商的经历，黄怒波对这个世界的残酷性有深刻的认识。他很小就成了孤儿，受尽歧视，后来下乡插队，再后来婚姻失败，事业上受到内部人的算计，虽终成大器，毕竟历经磨难。所幸他还有个诗歌的小世界，在那里，他摇身变成骆英。黄怒波和骆英之间的身份转换是经常的。接受记者采访的头一晚，黄怒波和商界大佬们聚会，不免谈到发迹过程中残酷的行径，譬如送了多少人进监狱，他听着听着，就变成了骆英,坐那儿观察每一个人。黄怒波看到的是中国最成功的商人们雄心勃勃的伎俩，而骆英看到的，则是成王败寇无不具备的压力与忧伤，哪怕成王与败寇是世界的两极，这压力与忧伤也同样存在着。
说实话，“黄怒波”在诗歌界和社会各界的名声其实比“骆英”在诗坛要大得多，因为黄怒波至今捐出数以亿计的慈善款，仅为中国诗歌界捐款就有几千万元，而“骆英”，不过是众多诗人中的一名。黄怒波捐钱有个特点，就是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大力捐助。毕业于北大，对北大的捐助就最多，喜欢诗歌，就成为中国诗歌历来最大的赞助人。
黄怒波能捐出这么多钱，皆因为他是成功的地产商人。当有人质疑“骆英”在诗歌界的地位时，黄怒波很坦然，他并不否认自己在诗歌界的名声是“用钱买来的”，在中国，只要有钱，建立名声非常容易，如果肯捐赠的话。但他也不否认自己作为诗人的意义，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全盘商业化，在商业领域进行深度探索的诗人，他排在第一。因此他自信能为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一份独特的文本。
黄怒波的思想情感远比骆英平静，甚至他的名片上写着“一团和气”四个字，真正标准的商人模样，和气生财嘛。成功与失败、欢乐与悲伤，在黄怒波眼中都不具诗情画意，只是世界的幻相而已。他每天早上看 《动物世界》，那些狮子老虎为了生存，到处捕猎，互相搏斗。而人，何尝不是这样的动物。这就是生活。黄怒波爱说到伊甸园，可惜人类早就被逐出。流落出园后，要么就强，要么就被打败，商人不是诗人，不必带着柔情看世界，因为世界就是这样，不必赞美，也不必埋怨。
访谈
经济观察报：有一首著名的诗《饿死狗日的诗人》，诗人该饿死吗？
黄怒波：现在哪儿有诗人？都世俗化了，现时代是没有文化的时代，不存在饿死的领域，我怀念屈原那样的流浪诗人。但他也不是纯诗人，是官员。
经济观察报：有人因为世俗需要已经满足了，再去把爱好重新捡起来，比如像你这样。
黄怒波：诗歌对于我不是爱好，是精神存在，我当乞丐也好，当商人也好，诗不会不在，但是我不会让自己饿死，所以要做商人。我也能出版诗集，现在诗歌界都知道我，不是因为我的诗，而是因为“黄怒波”，这是现实。但真正的诗人不是诗歌爱好者，而是精神存在。我经过商，有很多一线的体验，否则就写不出《小兔子》，《绿度母》这样的诗，很多都是从普通诗人的眼中看不到的矛盾。
经济观察报：地产商为什么爱登山？
黄怒波：第一，有钱了，登山很耗费钱，没钱登不了。上世纪80年代是美国人爱登山，还写了一本书叫《登顶CEO》，90年代是日本人在登山，登山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社会有活力，财富很多的时候，企业家们登山的多，户外运动就发展。第二，有时间了。地产的产业链跟别人不一样，不像做钢铁，天天盯在那儿看报表，地产商项目一开就可以走。再一个，地产商还有群羊效应，登山从王石开始，地产圈互相会影响，成了文化。最关键的一条，是企业家精神，就是冒险。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地产商人现在成了公众人物？
黄怒波：因为这些年开放最彻底的就是地产界，而且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刚性需求上来，所以这个行业暴富的机会大。大家对地产商很关注，爱恨交加，现在主要是恨了，妖魔化了。
地产商有发言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媒体。媒体现在也市场化了，地产有钱，有广告投放的需求。再一个，地产商占据了民营经济的高点，是中国社会矛盾爆发最集中的地方，贫富分化最大的标杆就是地产商财富急速增加，福布斯榜主要是地产商，地产商就特别有发言权。老百姓不知道钢铁跟自己的联系紧密，但房子跟每个人都是连着的，所以只有地产商的商人能明星化。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选择高调的生活？
黄怒波：我不知道别人为什么低调，可能是因为不安全感，或者是个性原因。我也没有特别高调，我觉得活得挺坦然的，第一，我干吗躲着呀，我不是挺自豪的吗？有钱有名，多好。人生无非衣锦还乡，小时候在家乡那么受欺压，在社会底层，又穷，现在全天下都知道我，作为一个男人真的挺自豪的。我可以告诉好多人，你们也能像我这样，因为我经历过，我又不是官二代，我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这是中国梦，说明社会进步。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忙着移民，是不是中国梦的破灭？
黄怒波：那是另外一件事，因为社会给人不稳定感，这是一个价值观念急速变动的时代，也是很激动人心的年代，不平庸。移民有几个原因，第一，不放心。政治体制不改革，就存在财富的安全问题；第二，也很正常。像日本、台湾都经历过移民潮，富起来以后，生活选择余地大了，人就好奇为什么不能到美国生活？第三，很像我的心态，我以前那么穷，现在很有钱，一去美国，媒体就说我是中国的富豪，我挺开心的，好满足。
经济观察报：有人认为你在诗歌界的名声更多建立在你对诗歌的赞助上面，而不是在创作上面，这个问题怎么看？
黄怒波：首先，我不认为我的诗歌是非常优秀的，我说我是二流诗人、三流诗人。但是反过来想，文人相轻，中国诗人谁说过谁的诗好？当然我在诗歌界的名声肯定是在诗歌赞助上，中国诗人多如牛毛，哪儿轮得到我呀。
经济观察报：那就挺坦然的。
黄怒波：当然，我对我的诗歌很自信，我觉得我诗歌创作的这种思维方式、版本别人不具备。为什么我的诗集在日本要再版，日本诗歌界评价比中国诗歌界公平，他们说没见过这种文本。
经济观察报：那关于北大杰出校友的评选问题呢？也有人说你是因为捐钱多才得着这个荣誉的。
黄怒波：那肯定是的。110周年评了11个杰出校友，雷洁琼、邓朴方这些都榜上有名，凭什么我有名？但是我想，北大选我是对的，说明北大不止培养科学家、政治家，还培养企业家。每年高校评富豪榜最多的是谁？就是北大。我是从中文系走出去的，我们创造这么多财富回报母校，谁能给呀，这也是挺自豪的。捐款这条可以挑战，你有本事比我多捐几个亿。这是北大对我的肯定，但是反过来，我可能要做得更优秀，某种意义上，我在社会上也给北大彰显了很多精神，我在全世界都说我是北大的。
经济观察报：商业社会里面，财富拥有者如果想同时获得其他方面的名声和地位，都有哪些途径？
黄怒波：自己要勤奋、要努力，要做学术，就好好去做，哪怕去做收藏家也行，你得好好去做，比如你就收藏紫砂壶也行，那也算是一个社会财富和历史积累的贡献。
经济观察报：用钱买是捷径吗？
黄怒波：没有捷径，只有用钱，你就捐赠。媒体来采访我，不是说我的企业最大，也不是我的财富最多，而是因为表达能力，为什么老是找潘石屹、冯仑呢？因为别人讲不出来。很多企业家，做得很优秀，但是这没有社会责任感，不屑于讨论这样的问题，像广东、浙江的富豪就藏起来。最关键一条，还是没有文化，媒体不会跟这些人对话。有了财富以后，做什么都容易，现在是商业社会。
经济观察报：这次巴菲特来华的晚宴，你参加吗？
黄怒波：因为有劝捐的嫌疑，弄得来像哈姆雷特，去还是不去，成了一个问题。但最后还是定了去，因为算（企业家俱乐部会员）集体活动，我不去不好。我觉得如果巴菲特劝捐，会比较虚伪。第一，美国富豪爱捐慈善基金，原因之一是他们的遗产税很重，但中国没有遗产税，可以不捐。假如比尔盖茨有一百亿美金，全是股票，不能变现，要变现，股市立刻垮了，只有忍着。但等他死了传给他的女儿，他女儿必须拿出50亿现金来交遗产税，剩下的50亿才能给她，一般人交不起这个税，又不能变卖股票，绝大部分只好放弃了遗产，这是顺水人情。第二，美国的财富积累方式跟中国不一样，中国这一代人这么辛苦做起来，还没做稳呢，明天企业命运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再有中国捐助慈善不免税。我们的“北京大学中坤教育基金”，捐一亿的财产我还得交一千万的税。中国的慈善环境不够好。
经济观察报：你既享受了成功，也经历了很多残酷现实，你对这个世界是抱怨多还是赞美多？
黄怒波：我既不抱怨也不赞美，这就是世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斗争。早晨我看《动物世界》，狮子为了维持生存，不停地搏斗，得杀生，人也是这样的动物，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刘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