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彦卿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栗彦卿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对社会主义（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之上）经济学仅是个遥远的合理逻辑预则。我们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具体方面不适合我们，我们由于落后生产力的局限，更由于权力过分集中的局限（苏联即是如此），处于生产与管理一线的劳动大众的积极主动性和智慧尚没有得到合理的充分的发挥，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的经济学，到目前为止仍在艰难地探索之中。这种局面必须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放权于民，才能真正地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有机关系，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键词：中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学 经济学家
马克思的《资本论》及马克思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和罗斯福“新政”有点类似；而现行的西方资本主义所谓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标准的发达资本主义的微观经济学，市场经济中的单个工厂单个集团单个跨国公司式的微观增量经济学。这两者的结合，才是近现代的真正意义上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学，列宁的“新政策”是个初步的民主务实的探索，非常成功。由于当时西方国际环境的巨大外在侵扰，列宁的早逝，和内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高度集权，斯大林做了一些进一步的工作，获得了一些进展，比如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初期积累主要依赖自己，建立在相对落后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按适当比例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等等。但成就不大，主要是计划经济学，更是集权经济学，仅有官僚专制人才和军事人才，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人才。这不适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终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导致官僚腐败，从内部复辟变色，倒向资本主义。
中国初级阶段的摸索，实事求是地讲，也是走了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在学步，也可以说是在“邯郸学步”。改革前，在向苏联学步；改革后，在向西方资本主义取经，期望从中摸索切身的经验。但离成功还有很远，还没有自身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媲美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什么时候才能有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这不在于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智慧的高低，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没有人种的优劣。关键在于什么？在于政治的高度集权钳制了人民思想飞跃的翅膀和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实践的脚步，钳制了阻碍了人民虚心向上的途径。集权是专制的，是愚民的，是官僚主义的，是不可持续的，是达不到实事求是的，更谈不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列宁在建国初期为什么要“后退”发展“新经济政策”？是必须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更是发展民主政治以求实事求是的结果。我国建国后改革前所取得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也是很有限的，是在借鉴苏联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在前期苏联的有限帮助下，以及在后期苏联老子党的高度专横和干扰下，特别是毛泽东坚持的独立自主为基本原则的背景下，作出了有益的发展，基本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国内工业生产体系。但是，同样由于高度集权的错误，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中共八大后我们犯了“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以阶级斗争为纲，乃至于最终走向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错误，国民经济实际上处于十分脆弱的地步，科研上，核武器的研究，“两弹一星”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至于其他，尤其是学校教育，尚处于老式的应试精英教育模式，成就也是有限的。所以，一无钱，二无人才，仍然是一穷二白的状态，人民的温饱问题尚没有解决，人口的合理流动都被明令禁止，谈其他是很困难的。这就从国内环境上决定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必须有一个跟西方学习的阶段。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要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上照搬西方的一切，决不可以这样做的，建国前是这样，建国后和改革后也是这样，东方特殊大国的崛起，必须走自己的路。中共十三大确立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改革后，党中央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和与官员的管理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不彻底性，仅把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管理权力下放到了领导干部这一阶层，充分调动了领导干部的积极主动性，仍然是干部决定一切，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之后，更是这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不应该发生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是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协调发展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但是由于官僚体制和发展市场经济相结合，也发生了经济危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内经济疲软是初现，进入二十一世纪初，一边是官商勾结，以中国低廉的人力物力资源，大力发展世界工业价值链中中低端的 “世界代工厂”，大力制造紧跟发达国家的以权贵富商为主体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一边是劳动人民的低收入、权力的普遍被忽视和利益的普遍被侵害，各项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成就，内需市场严重不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困难。当前，各地少数主要政府官员试图紧捞“城镇化改造”这根救命稻草，以此再次制造所谓的“政绩”和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我们不能学西方“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驱赶农民进城，西方当时的农民可以大批量地开垦新土地，可以移民美洲和海外，中国十三亿人口在今天不能够，世界再没有大量的类似当时欧洲大陆、美洲大陆那样的土地以供开垦；今天的西方欢迎技术和投资移民，而我们的人口主体——农民不具备，绝大部分的大学生不具备。当今权力高度集中导致官商勾结普遍腐败而被严重炒作的城市高昂房价，和由此而引发的高昂学费，高昂医疗费，就业困难，不说农民无钱无力买房，蚁族们无力买房，即使买了房子，住进了城市，干什么？如何就业？生活来源在哪里？当前游资还要接着炒粮油蔬菜，且大规模的不科学不可持续的城镇化规划和建设，大量挤占了有限的保民生良田，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形同虚设，都有力助长了城市生活费用的快速增长。城镇化是中国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必走之路，但不是大跃进式的走法。正像当年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一样，人民不希望再次出现类似的不切实际的大跃进，放卫星，和表面的仅属于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的盛世。
正像前清华大学校长
我们的希望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和市场经济机制有机结合，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现实是高度集权导致普遍腐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自主基础性调节之间摆开拉锯战，既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也逐步沦为权贵既得利益群体们发家致富的近水楼台，尚看不到合适的出路苗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如何有机结合，在现实中表面上仍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基层一线人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群众的智慧没有得到正确的对待和恰当的总结，集体的人多力量大的力量尚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和正确的引导，我们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远不是健康的务实的和谐的可持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还没有露面，没有脱颖而出的条件。
人民之所以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甚至仇官仇富，就在于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官僚主义和官僚腐败，官商勾结，鱼肉百姓，暴富者们为富不仁，漠视民生。
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那是比较渺远的。现在谈还没有资格，须等将来有条件了再说。
出路有没有？有的；走不走？该走的路必须走，一步也不能少。就看我们是空想式走，自上而下改革代价较大走，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走，上下结合代价最小走，还是被民众逼迫走，自下而上改革代价最大走。自上而下走，就是仅由中央的少数领导发文件，做指示，推着拨着省市县等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动动转转，拨拨动动，推推转转，不拨不推就不动不转，实际上是集权主义，是官僚主义，是表面功夫多，形式主义多，结果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出发点，这样的改革有走苏联复辟老路的危险，不过中国的十三亿人民大众是不会答应的。上下结合走，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民主的指引下，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继续真真实实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放权于民，还政于民，而不再干部决定一切，或者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充分发挥亿万人民大众的智慧力量，广聚民智，合理民主集中，建设阳光政府，积极务实地改革开放，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改革动力足，方向正，可以最大地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性。自下而上走，就是民众被压迫无处可诉，被逼迫无路可走，只好自我组织起来，改组现行的既得利益群体为主的官僚专制政府，还原共产党的以为全心全意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社会主义阳光政府。
因为，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不在于高度集权式的集全国之力办大事上，而在于务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打造阳光政府，从根本上遏制官僚腐败，从制度上遏制新的大跃进和确保实事求是，确保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生动活泼，群策群力，众志成城。
因为，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和发展历史的主人，只有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计于民，才能得到正确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有机结合的度，才能积极地建设内需市场。
因为，一民主，就人才辈出，一民主，就社会和谐，力量集中，一民主，就务实，就实事求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