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利率市场化管控之惑


        自2007年以来,央行就开始旨在建构SHIBOR,探索利率市场化;并希望把SHIBOR培育为央行的政策基准利率体系,以替代目前的存贷款利率,使货币政策基准利率从商业利率体系中分离出来,构筑独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体系。
 
  今年2月至今,持续走高的CPI让一年期存款实际利率为负,中国十年来第三次进入了负利率时代。当前负利率综合症凸显:加息呼声强化、通胀趋强、资产价格再度趋向活络,以及存款饥渴下的商业银行变相提高利率揽存等。

  应该说,当前居民现实感受的高通胀风险,客观上向决策层(央行仅是货币政策的具体执行机构)传递出需上调政策利率的市场信号。然而,决策层在加息问题上则显得相当谨慎。目前市场对此的普遍解释是通胀无远虑,预计三季度CPI见顶。

  不过,储蓄负利率如同借款人向储蓄者隐性收费。其效果既推动房价等资产价格上涨,又强化通胀预期,进而扩大储蓄者的收益损失,引发商业银行有效存款流失,加剧金融脱媒,并将削弱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

  可见,用通胀无远虑来诠释决策层在利率政策上按兵不动,很容易陷入自我佐证的逻辑自洽陷阱之中。无须讳言,近十年中国多次出现持续的通胀压力,几乎每次都可以找到“通胀无远虑”的影子逻辑,并借此使用商品价格管制替代利率调整。

  为何决策层更倾向于使用成本更高、效果高度不确定性的价格管制等行政手段,而较少使用更具对症之药的利率工具?我们认为,并非中国的通胀对利率政策具有较强的免疫性;而是当前央行所锚定的基准利率为非市场化的银行存贷款利率。使用存贷款利率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载体,无疑赋予了存贷款利率双重身份——既担当了央行的基准利率角色,又充当了直接决定经济金融市场资金成本的利率管制角色。

  这种集政策传导性与商业利率管控性于一身的存贷款利率,客观上使决策层在行使货币政策时面临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两难之局。作为传递货币政策信号的基准利率,决策层需依据市场传导出来的通胀或资产价格等信息独立性地决定是否调整基准利率;但作为利率管控工具,决策层需考虑商业银行和国企等借贷双方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以避免利率变动对银行和国企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即存贷款利率作为一种政策性激励框架,无疑削弱了利率政策的独立性和能动性。

  与此同时,正是当前存贷款利率所担当的政策传导性与商业利率管控性这一双重身份,把利率市场化带入了逻辑陷阱——即重塑央行价格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传导的有效性,客观上需锚定完全市场化的基准利率,但在依然以银行系统为主导的金融市场格局下,监管层对存贷款利率的管控客观上削弱并牵制了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因此,当前继续对存贷款利率实行合意性管制,国内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形成、风险资产定价以及金融资源的配置,都难以有效推进市场化定价;而缺乏完全市场化的利率孕育平台,市场化的基准利率也就未能形成,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也就难以锚定市场化的基准利率行使独立的货币政策,从而不得不通过非货币性的价格管制等手段来实现本应属于货币政策职责范围内的防通胀目标。

  事实上,自2007年以来,央行就开始旨在建构SHIBOR,探索利率市场化;并希望把SHIBOR培育为央行的政策基准利率体系,以替代目前的存贷款利率,使货币政策基准利率从商业利率体系中分离出来,构筑独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体系。

  无须讳言,市场化基准利率是货币政策能否有效运转的必要前提。一般而言,当前各国央行普遍采用市场化的基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载体。这主要源自市场基准利率具有市场性、基础定价性和传递性等基本特征。即基准利率是金融市场基于供需双方的合规博弈所形成的利率;并在金融市场中作为其他利率产品和风险资产价格的定价基础;同时在金融市场具有较灵敏的传递性和传递覆盖度,即该利率的任何变动都能迅速为整个金融市场所感应,并作出响应。

  显然,与市场化的基准利率所不同,存贷款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基准利率并不具备市场化基准利率所具有的市场性、基础定价性、间接传递性以及有效的传递覆盖度等特征。存贷款利率是当前经济金融活动的真实有效利率,货币政策锚定存贷款利率无疑是直接为经济金融市场活动进行风险定价,在这一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决策层只需发布具体的利率目标,无需对经济金融市场的货币供应量进行相应的调剂。可见,当前利率调整过程是政策信号的强制性断裂式贯彻,而非市场化连续波浪式传递。

  同时,利率调整前后货币供应量的稳定不变,存贷款利率难以有效在整个金融市场确立其基础性定价功效,导致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实践中成效有限,其改变和带来的更多地是借贷双方的收益分布格局和价格双轨制,而非金融市场其他金融产品的风险定价。毕竟,在货币供应量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如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利率以及民间借贷利率,以及协议存款利率等价格管制强度低的金融资产,并不会受到利率政策调整的显著影响,而管制程度较高的利率则受到较强影响。因此,长期以来,存贷款利率作为政策基准利率加剧了而非降低了金融市场的碎片化和价格双轨制,而金融市场碎片化和价格双轨制的持续存在滋生出了较为突出的监管套利空间、金融寻租设租,以及金融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等问题。

  由此可见,当前央行所期待的SHIBOR体系,虽已包罗隔夜、一周等16个品种,部分存贷款利率、债券,以及金融衍生品也开始依据SHIBOR进行定价。但正是由于利率管制,使得利率市场化的发育先天不足,市场化的基准利率无法凸显其基础定价性、传递性和市场性;价格型货币政策不得不继续盯住存贷款利率,从而也自缚利率政策的手脚。因此,当前要完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建构独立的央行货币政策基准利率,提高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效用,必须加快放松利率管制的步伐。否则,无疑将如同布利丹之驴在两堆草面前由于无法选择哪堆草更能是自身效应最大化而被饿死;即在利率管制下,寻求利率市场化改革与防通胀、资产价格泡沫的平衡抉择,终将是“刻舟求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