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现了容忍通货膨胀的怪论。他们错就错在误判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既然是金融危机就不能不影响我国的金融秩序。抑制通货膨胀是整顿金融秩序的重中之重。如果仍旧固守保增长的目标，如果仍旧依赖信贷和政府投资的拉动，不但金融秩序还将混乱下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也难以实现，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两年了。危机伊始，在惯性思维主导下，我们判定它将重创出口，首先想到的是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没有考虑到这场危机的特殊性，也没有认识到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于是，采取了以信贷和政府投资为主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年过去了，我们不知道世界经济何时探底，仍然担心中国经济受到负面影响而增长放缓。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所受影响有限，GDP仍然在高位运行；然而，通货膨胀却有加重之势，这是金融秩序混乱造成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在于经济增长，更在于经济秩序的稳定。面对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应该反思：当初是否误判了形势。

　　首先，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性在于，经济衰退是由金融系统性风险造成的，不是由于供给过剩，而是因为需求不足。这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完全不同。当时，美国刚刚兴起的大规模生产造成了生产严重过剩。所以，面对此次危机，罗斯福新政式的货币与财政刺激政策不一定是最佳的政策选择。

　　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根据历史的经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制约。正所谓发达国家感冒，发展中国家就打喷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一定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保持一致。新兴市场国家实行独立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可能形成自主型经济增长模式，摆脱对发达国家经济的依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不一定同比例地威胁到新兴市场国家。这说明，保增长可能不是优先政策考虑。

　　再次，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经济复苏先于国际贸易增长。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出口恢复较快，但是进口，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和投资产品的进口仍然在中期处于停滞状态，从而影响未发生金融危机国家的出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研究表明，这种影响至少还要持续5年。这说明，坚持刺激出口的政策可能无法保增长。

　　面对上述情况，应该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第一，政策考虑首先应该针对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而不是照搬发达国家的刺激政策。那么，稳定金融秩序应放在首位，保增长是第二位的。第二，稳定金融秩序不仅是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还必须以谨慎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保障。过量的货币发行已经危及我国的金融秩序。第三，保增长的重中之重是刺激私人消费，鼓励出口和公共消费应是第二位的。用比例不断增大的私人消费拟补出口停滞。为此，减税的效果要好于增加财政投入。两年来，过多的财政投入进入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有效地刺激私人消费，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

　　我们采取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好评，说明政策调整顺应了它们的要求，因而不是自主型的经济政策。目前，汇率和利率的两难境地，正是依赖型经济政策的结果，是金融秩序混乱的根源。

　　第一，国内资金流动混乱。叶檀的文章说，在高达10%甚至15%以上的年化收益率的诱惑下，民间资金如洪水一般流向信托机构，据粗步估计，目前房地产开发资金有接近50%来自于信托。目前的信托基本上以1比3的比例发放，开发商以10亿的本金向信托融资30亿，以全额资本金获得土地后，再向银行融得开发贷款60个亿到70个亿左右。也就是说，我国的开发企业房贷杠杆远远超过了5倍的比例，达到10倍左右。表面上，银行的房贷被控制住了，但整个社会的开发融资并没有减少，整个社会体系的金融风险并没有减少，金融杠杆并未因此缩短，变相的高利贷反而越来越多。

　　第二，外部资金流动混乱。外管局的发言人说，近期来看，我国资金流入仍面临较大压力。国际金融市场运行仍不平稳，国内宏观调控面临着管理通胀预期、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等难题，上述因素可能通过外贸、外资、银行等渠道传导，加大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波动性。叶檀的文章说，连续数年我国短期外债创出新高。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末，我国外债余额为3736.18亿美元，短期外债余额2200.84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58.91%，再度刷新短期外债占比的新高。目前短期外债继续攀升，同样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一季度末，我国外债余额为4432.36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占外债余额的62.31%，这是我国短期外债占比连续第四个季度攀升。这与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如出一辙，本币升值，企业借入低息短期外债以供长期使用，导致期限错配，酿下金融危机的祸根。

　　第三，地方政府债务蕴藏金融风险。全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清查基本结束。结果显示，截至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66万亿元，其中发现有问题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2万余笔，涉及贷款金额约2万亿元。依据清查结果，第一类能够依靠项目现金流偿还本息的融资平台贷款规模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4%；第二类是第一还款来源不足，必须依靠第二还款来源覆盖本息的贷款，有4万亿元左右，占比约50%；第三类贷款项目借款主体不合规，财政担保不合规，或本期偿还有严重风险，例如贷款挪用和贷款做资本金，占比约26%。目前商业银行已经按照监管机构要求充分考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潜在风险和预期损失，单独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多家银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拨备覆盖率在200%以上。

　　金融秩序混乱由流动性过剩造成，集中体现在通货膨胀攀升。尽管央行说把抑制通货膨胀置于货币政策首位，但并没有拿出有效的政策。通货膨胀率仍可能居高不下。就在此时，出了一股怪论。

　　怪论之一：中国应该调高通货膨胀指标。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说：“目前CPI调控目标在3%，‘十二五’期间可以考虑容忍单年CPI调控目标在5%。”。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指出，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中国社科院近日建议，政府对价格控制的目标不宜定得太低，可考虑上调至4%左右。

　　怪论之二：通货膨胀可以改善收入分配

　　社科院认为，这样一方面（指容忍通货膨胀）能为推动资源价格改革创造宽松环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消化过剩流动性，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改善收入分配关系。

　　怪论之三：通货膨胀让面临成本上升压力的企业雪上加霜。

　　王建指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和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结构性通胀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通胀压力。二者共同从成本端推高价格。在这种局面下，加息不仅难以遏制通胀，还会让面临成本上升压力的企业雪上加霜。

　　怪论之四：控制通胀不应优先于经济增长。

　　王建认为，世界经济很可能会在2011年继续探底。美联储在美国经济还保持复苏时，就开始考虑量化宽松，正是基于这方面担忧。因此，中国当前也应将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同时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长主要还是依靠信贷和政府投资的拉动。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依然不足的情况下，控制通胀不应优先于经济增长。

　　这些怪论错就错在误判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既然是金融危机就不能不影响我国的金融秩序。抑制通货膨胀是整顿金融秩序的重中之重。如果仍旧固守保增长的目标，如果仍旧依赖信贷和政府投资的拉动，不但金融秩序还将混乱下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也难以实现，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所谓“拉美病”，典型症状是高通货膨胀和金融秩序混乱。我们绝不能走他们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