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网文在本周引起了太多的关注，也许是因为，与近年来各地频频出现的强制拆迁相比，公开表达“强拆有理”，并繁复地加以论证，几乎绝无仅有。

　　强拆——一种通常曝光于极端事件中的政府行为，终于以一种观念形态出现了，而且词锋甚辩，直接诉诸 “不在场”的大多数人。这使我感觉到：在中国城市的发展问题上，不仅有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而且有价值观冲突；不仅有权力与权利在强制拆迁现场的较量，而且有权力与权利在大众传播中论证、修辞、说服力的较量。

　　后一种较量虽然没有强拆现场那么惊心动魄，但不可小视。因为强拆的动力，不仅有利益，还有相应的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至少在官场、甚至在整个社会的影响力。这使我想到：目前主流媒体在强拆问题上“一边倒”的批评倾向，可能未必真实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图景。有一些价值观并不“说话”，但可能为人们相信，并顽强地存在。

　　一座城市的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所有人的财产权，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些价值之间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如何确定它们的优先序列？摆在人们面前的不仅是一道选择题，还是一道论证题。你不仅要表达自己可以放弃什么，还要说服别人接受这种选择的结果。我们曾经提出过“发展是硬道理”，后来又有“稳定压倒一切”。都是表达价值序列的官方命题。而当发展已经取得可观的成就而“维稳”响声一片的时候，公民生命权和财产权的价值位阶，也许应该重新确认了。

　　延续了两个月之久的智利被困矿工救援本周圆满结束，得到了中国媒体特别突出的报道和评论，不仅因为其新闻性——时间之久，耗资之巨，更是因为其价值性——契合了在中国社会正在形成的主流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一篇报道的标题直接表达出来，就是：《“倾全国之力救一个人是值得的”》。这句话出自一位中国科技工作者对智利救援的评价，但把这句话拎到标题上，则反映了传播者对新闻中价值因素的敏感。

　　美国社论［会——这是我打错的字，少华按］学家赫伯特•甘斯在《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中写道：“新闻从业者力图客观，但无论是他们还是其他任何人，最终都不可能离开价值行事。”“新闻中的价值极少被鲜明地表露出来，因而必须到字里行间去寻找。”在当代中国，媒体仍然是进步的价值观念有力的传播者，并且，用不着“在字里行间寻找”。

　　不过，当有一些国外新闻在被中国媒体当作“奇闻”传播时，有可能忽略了价值导向。比如，本周某报报道，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家法院判处一名窃贼今后6年每个周六都要身挂写有自己罪行的牌子，在繁华的十字街头游街5个小时。法院还在这个人的房子外竖立一个“展板”，写着：“住在这里的人是小偷。”

　　这是典型的“羞辱刑”，与现代司法尊重人格的主流价值相背。如果这样的新闻在价值上得到认可，那么， “公捕大公”、“小姐游街”就都可以接受了。很少会有人仔细分辨：在我们这里由警察决定的“羞辱刑”，是针对尚未被法院判决有罪的人；而得克萨斯州这家法院的“羞辱刑”，是包含在有罪判决之中的。也许有人可以从美国地方司法文化的角度解释那个特殊的判决，但是，我们自己正在确立的尊重人格的价值观，也许还经不起这类“海外奇闻”的冲击。

　　上周日，山东临沂有一名中学女生因为不符合学校必须留短发的规定，三次被赶出校门后，在家喝下农药自杀。这个女生所做的价值选择是不正确的——我其实不忍说这话，因为“长发”及其可能代表的美丽和已经连结的尊严，在价值上都不高于她宝贵的生命。但是，学校如此严格地要求“短发”更是不正确的，因为“短发”，以及它可能代表的“朝气蓬勃、落落大方”，在价值上都不高于单个学生的人格尊严。

　　我们不能赞同因尊严受伤便放弃生命。但是，正因为存在着尊严受伤而放弃生命的事实，即尊严与生命的这种事实上的，哪怕是极端特殊的联系，管理者、教育者就应当尽可能不去碰触人的尊严。何况即使与生命无关，尊严还有独立的、较高位阶的价值。

　　重庆市一位区委书记与开发商谈判的录音，本周四被放到网上传播，反映了 “风水”在书记心中的价值，而妨害这种价值的，是一座合法在建的楼盘——它因此被要求停建。有一些很特殊的价值表达，只能在私密交谈中被偷偷录下；但其中“跟政府作对就是恶”这句话所表达的价值观，倒退几年，恐怕放到哪儿也没人怀疑。

     十七届五中全会本周五召开，会上讨论的“十二五”规划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反映了由国家主导的价值倾向在发展之后的明显调整。

 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69840189

写作过程记述：

　　　就像最近的几篇一周述评专栏一样，本周这一篇开头用较多的篇幅写了一件事，也是因为一直难以确定可以连缀多个新闻事件的主题，到周五上午，只好从有较多感触的“宜黄网文”这一件事上面动笔了。因为我总是对那些“表达”的事件格外敏感。

　　如果到周五上午都迟迟不能开笔，我怕这一周的专栏就“黄”了。因此，开笔，本身就是拓展思维，向四面八面建立可能的联系的手段。先写，再找联系。然后通过修改、补充，把已经确立的联系突出出来——仿佛一开始这样的联系就很清楚一样。

　　写到智利矿工救援这个本周不能回避的事件，“价值”这个概念才开始跳出来。这个概念也是涵盖较广，粘着力较大的概念。它的背后是现实社会中的多元化的观念冲突、不同的价值序列和主流价值观的进步。而“新闻”这个核心词则同样有粘着力，一方面是因为，文中涉及的许多事件的来源是新闻；另一方面是因为，新闻传播是传播价值观的主要渠道。

　　赫伯特•甘斯在《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中那两句话，是我在基本定稿之后补入的，并不是一开始决定我这篇文章主题的因素。因为这两句话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它反映的正是新闻传播与社会价值的联系。与合文主题相切。为此还删去了原稿中的一些话。

　　最后一条谈到十七届五中全会，是定稿之前最后一遍浏览当日新闻后加上去的。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正是国家价值观的转变。此条虽短，恰好合于本文主题。而删删补补，补补删删，每到有新的修改（包括增补和因增补而做的删除），我都重机关报更换一个文档。到写入这最后一条，已改到第11个文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