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之争掩盖着地方决策的程序问题

杨于泽

       据《中国之声》报道，古夜郎国故地湖南新晃县16日宣布，将斥资50亿元重建“夜郎古国”，用地达到30平方公里。而贵州方面以古夜郎首府在黔北为由，认为湖南新晃抢走了本属他们的文化遗产，开始针锋相对。

       成语“夜郎自大”，本指古夜郎国人不知天高地厚，是一个贬义词。现在湘黔争相自视为古夜郎国人的正宗“继承人”，又有报道说，湖南新晃正与贵州赫章争改县名为“夜郎县”，事情已闹到国家民政部了。夜郎作为地名，夜郎作为文化遗产，乃至夜郎作为身份，一时间炙手可热起来。

       夜郎之争本身，其实并无多大必要。夜郎故地在贵州，但古代国界、行政区划是随时代变迁的，夜郎故地在贵州只是其主体在贵州，并不排除周边地区曾是古夜郎辖区。湖南新晃唐宋两置夜郎县，打出夜郎的旗号，兴旅游，利民生，也算名副其实，而且不一定排他。贵州不动，湖南新晃一动，贵州方面就提异议，没有道理。

       在夜郎冠名权之争背后，隐藏着一个地方决策的程序问题。湖南新晃决定斥巨资打造“夜郎古国”，建设4大景观，共20个分主题景区。我们不知道新晃县年财政收入是多少，投资50亿元搞项目建设，有可能透支新晃县10年以上的政府财力。这样的投资，到底是县领导说了算，还是业经民众多数同意？

       政府推动投资有三种模式：财政包揽，民间投资，官民参投。政府的钱，其实就是民众掏腰包。商人投资，也不外乎从银行贷款，如果投资成功，可以还贷；如果投资失败，商人拍拍屁股开路，留下银行呆坏账终究要纳税人埋单。不论投资模式如何，投资决策必须“民主、科学”，以避免拍脑袋工程。

       现在地方政府上项目，也搞项目论证，出过可行性报告。项目可行性被研究，但结论到底是谁的，很难说。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山东济宁市长张振川宣布投资300亿元建“中华文化标志城”，遭到108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反对。事实上，山东方面早聘请北大、复旦进行了项目可行性论证，有全国权威专家参与，看起来符合程序。但主持复旦论证的葛剑雄教授坦言，“中华文化标志城”是领导拍板必建的，专家论证只是从专业角度完善方案而已。则所谓专家的科学论证，只是领导拍脑袋的幌子而已。

       有了“承旨”的可行性论证，项目能够行之多远，就要看运气了。今年5月有媒体报道山东安徽两省三地争夺西门庆故里，其中安徽黄山市徽州区打造“西门庆故里”、《金瓶梅》遗址公园等项目，完成投资9亿元。在人们想像中，西门庆、《金瓶梅》遗址之类与黄山结合，一定会游人如织，财源滚滚。可笑的是，报道刚出来，黄山市徽州区就对外澄清：由于游客稀少，相关项目关张矣。

       湖南新晃投资50亿元建“夜郎古国”，预计年游客500万人次，这是一种过于乐观的想像。“夜郎古国”够神秘，但它真的比黄山加“西门庆故里”、《金瓶梅》遗址更有文化魅力吗？有人可能愿意去看看，但每年吸引500万人次，缺乏依据。投资50亿元之巨，对于当地政府、银行、民众来说，无疑潜伏着巨大风险。

       拍脑袋决策，这应该算一个最新案例。以此观之，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不是太大了？如果投资失败，谁来承担责任？切关民众利益的事，当地民众应当享有发言权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