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 人 婚 恋
王先金 编著
1-1 毛泽东的四次婚姻 （13）
“约法三章”
中央委员会就此事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这个江青是何许人？有没有可靠的政治背景？难道说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就应把位置让给她吗？
中央首长中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下面也有不少人反对。贺子珍的亲妹妹贺怡就对毛泽东说：“你不能抛弃我姐姐！”贺怡嫁给了毛泽东最小的弟弟毛泽覃。红军长征后不久，毛泽覃就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红军到达延安后不久，贺怡也来到了延安，现在她已和夏征农结婚。对贺怡来说，贺子珍不但是她的亲姐姐，也曾经是她的亲嫂嫂。她和夏征农都坚决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对于贺怡和夏征农的不满，毛泽东不仅装作没有听见，他还把夏征农调到南方去工作，以阻止他们的抗议。
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也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他们认为：蓝苹过去不是很单纯的，她与国民党圈子内的联系也不清楚，与共产党的关系还很模糊。王明则说：“革命的领袖应该更加注意自已的私生活，注意自已的行为。”
在1938年夏天，江青已与毛泽东同居。1939年夏，经医生检查，发现江青已怀孕。这事使毛泽东和党中央都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周恩来和刘少奇认为，有必要往上海发一封电报，调查一下蓝苹的背景。当时中共驻上海的代表是刘晓。刘晓回电说：“怀疑蓝苹是国民党派来的秘密特务。”
新四军政委项英也发来一封密电，说蓝苹曾被捕入狱，又自首出狱。
1939年5月，扬帆（时名殷扬）在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任政治指导员，项英找到他，了解在延安的江青（蓝苹）过去的情况。因为项英听到传说江青将与毛泽东结婚，他找到扬帆了解情况。扬帆在上海时，曾与江青前夫唐纳在“上海影评人协会”同事，常有交往。扬帆详尽地谈了自己知道的情况。并把江青本人学识浅薄、好高谈阔论、好出风头、喜怒无常、极端自私、有时不顾一切、见利思迁、翻脸不认人等个性与品质如实告诉了项英。也提到江青在上海曾经遭国民党拘捕的问题，事后，扬帆按项英的要求写成书面材料。这份电报由项英签发，电告中央，电报中说明是上海地下党员殷扬所提供。但这一材料报到中央时，江青与毛泽东早在1938年11月结婚了，这个电报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后来扬帆却因提供这份材料，遭受了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上海解放后，杨帆任上海公安局局长，1955年杨帆被捕，不久潘汉年也被捕。1955年7月17日，全国各大报都发表了“潘、杨反革命事件”，杨帆坐牢二十五年，直到1980年才得到平反昭雪。）。
可是，这些材料都被情报部的负责人康生扣压下了，他向毛泽东打了保票，写了书面证明：“经调查，江青同志政治上无问题，其历史清白。”直到1975年5月，康生快要去见阎王爷的时候，出于某种目的，他才对人说出江青、张春桥都是叛徒。
张闻天也激烈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合。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就该受到尊重。
当时，许多老同志都有意见，不是反对毛泽东同贺子珍离婚，而是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时，议论纷纷，反映很多。原在上海领导地下情报工作的王世英，当时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他听到毛泽东将与改名江青的原上海电影演员蓝苹结婚的传闻，感到非常吃惊。四年前，蓝苹在上海兆丰公园同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接头时被捕，王世英曾布置过对她的营救。在营救过程中，王世英知道蓝苹在看守所的表现并不太好。此后，上海的报纸一再披露有关蓝苹的花边新闻，给他留下了不佳印象。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与蓝苹这样的女人结婚，势必会对党的事业和领袖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性格耿直的王世英便起草了一封反映江青历史情况，劝谏毛泽东不要与江青结婚的长信，信写好后，王世英又动员了一些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知情者，在他写的信上签名按了手印。王世英的名字排在第一个，接着是陈雷、南汉宸、谢祥荫等。然后，王世英亲自把信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总书记）张闻天。
根据地有来电报和来信的，意见都集中到张闻天那里。中央的几位领导也向张闻天反映，希望张闻天劝劝毛泽东。张闻天觉得这种个人的私事，别人不便干预。他也了解毛泽东个性很强，认准了的事很难回头。但是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泽东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
（凡是反对过江青与毛泽东结婚的人，到了20世纪60年代，“文革”中都挨了江青的整，有的人还被她整得死去活来。）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那天晚上，会议开到12点半钟，周恩来突然对毛泽东说：“主席请您出去一下，我们要研究一个问题。”既然是周恩来临时有事要他退出会场，毛泽东只好走出会场，在另外一间房子看书看报。后来他才知道，会议是讨论他和江青的婚姻问题。毛泽东也知道了，在中央讨论他和江青婚姻问题时，意见也不太一致，他知道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是，中共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中央还是同意他和江青的婚姻。
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了。也就在这一天，延安突然遭到了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于是民间有了这样一句话：“主席结婚，惊天动地。”45岁的毛泽东和上海来的演员、24岁的蓝苹结婚了，结婚后，蓝苹正式改名为江青。
中央同意了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对江青作了“约法三章”：
第一、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
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
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
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虽然江青对这“约法三章”恨得要命，认为这是强加在她头上的紧箍咒，对于反对她与毛泽东结合的人，她都暗记心中，心想，总有一天她要报这个仇。当时，她达到了与毛泽东结合的目的，心中也是高兴的。
（这“约法三章”成了中国政治的定时炸弹，到了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江青开展了疯狂的报复。江青对一位西方记者谈及延安时期给她的“约法三章”时，她哭了：“他们压制了我20多年！”）
江青在11月就算是她与毛泽东“正式”结婚了。
11月19日，贺龙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说：“主席结婚大事，为什么不请客？”
毛泽东马上对叶子龙说：“想喝酒了，好啊，子龙，办两桌饭，请他们来吃一吃。”
那时，延安物质生活条件很差，吃饭以小米、各种豆类等粗粮为主，很少吃得到荤腥。这一点部队的干部战士和老百姓都是一样的。
叶子龙带了两元钱，开着车到城里购买，当时一元钱能买200个鸡蛋，他买了一些肉、蛋、水果和新鲜蔬菜。
出席的有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人。王若飞是很能喝酒的，但这次不知怎的，还没喝多少，他就醉了，嘴里喋喋不休地说“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见状叫叶子龙把他扶回了住地。
第二天又办了一桌饭菜，参加的人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滕代远、王观澜、徐明清等。
正在吃饭时，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在滕代远的极力劝说下，毛泽东当天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
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处在半山腰，一半石头，一半土的。窑洞后墙有防空洞。
日本飞机从11月20日至21日，连续两天轰炸延安，毛泽东在凤凰山住的窑洞被炸塌。在清凉山的新华书店附近牺牲了几个同志。他们的遗体埋葬在宝塔山下，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葬礼。
与毛泽东结婚后的江青
虽说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了，但周围的人总感觉与她隔了一层。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那短暂的一段时间，生活还是平静的。
每周六晚上，江青由党校回来。开始是步行回来，以后改为警卫员用马接送。
江青回来后，对毛泽东还比较关心，照顾得也还周到。毛泽东工作累了，放下手中的笔靠在藤椅上休息时，江青立即给毛泽东点支烟，放在他手里，然后打开留声机，放一段乐曲。在那动听的像小河流水一样清清流放的音乐中，毛泽东很快消除了疲劳，又继续挥笔疾书。有时候，江青也给毛泽东唱段京戏，她的唱腔不错，毛泽东微笑着听着，欣赏着。
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
单调而又冷清的窑洞有了欢声笑语，有了温馨。毛泽东的心情愉快。
江青初到杨家岭时，晚饭后经常陪毛泽东散步，警卫战士远远跟随，保卫他们的安全。火红的晚霞中，苍茫的幕色下，毛泽东和江青并肩而行，毛泽东身材魁梧，江青窈窕。望着他们缓缓而行的背影，警卫员们从心里祝福他们。
这时，江青对公务员的态度也还可以，仍是先笑后说话，比较有礼貌。每逢周六她从党校回来后，周少林师傅总是高兴地撑起大勺，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饭菜做得有滋有味。其实也没有什么精米细菜，无非是炒个猪肝，给毛泽东做碗红烧肉，再给江青炒个素菜。江青也不挑剔。工作人员尚比较满意，有时背后议论：别看江青是上海来的演员，还是比较随和的，看起来好伺候。
可是不久，她在学校里忽然摇身一变，傲慢已极。马列学院的同学们都不喜欢和她接近。她渐渐感到孤立，感到有伤体面，就自行退出马列学院回到家中。那是1940年春的事。
她对毛泽东说：“我没有法子再在马列学院读下去了。人人的眼睛像是生了剌一样来戳我，我只好回家。而且，我是你的夫人了。” 毛泽东与江青
毛泽东没有说什么。
“我在家中当你的学生，不好吗？而且会把你的生活照顾好的，还可以为你想问题，替你抄写东西，为你接电话，传指示！”
“这些，有我的机要秘书来做，你不能插手。”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她。
这时，江青给毛泽东当生活秘书，四个公务员和小厨房归她管。
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对她作出规定：“除了舞会和看文艺演出外，其余外出活动不带她。”
江青煞费苦心，终于登上了毛泽东夫人的宝座，目的达到了，伪装也就开始一层接一层地剥去。会演戏的江青渐渐露出真容，掀起风波。
第一场风波是名字。
延安有位首长，家中有位照顾孩子的小保姆，是个陕北姑娘，也叫江青，是来部队后改的名。
江青闻知后风风火火地找到蒋泽民气呼呼地说：“蒋参谋，你评评理，为什么我改名叫江青，那个小保姆也叫江青，这不是跟我唱对台戏吗?”
她杏目圆睁，满面通红，眉梢都在颤抖，嗓音也变得发粗。蒋泽民被问愣了，这就是那个先笑后说话的江青吗?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仔细看，她还是那个凶样子，只好安慰她说：“江青同志，您别生气，我去调查。”
蒋泽民找到了叫江青的那位姑娘。这是一位纯朴的乡下少女。望着她那善良而又天真的样子，他真不知说什么好。犹豫了一会儿，轻声问：“你这个名字挺好的，谁帮你取的?”
姑娘莞尔一笑，说：“我在家时有个小名，不太雅，来这儿以后，首长的爱人帮我改了名，是去年秋天改的。”
蒋泽民回去后向江青作了汇报，向她说明不是姑娘和她作对，姑娘的名字改得比她还早呢。
江青听后用鼻子哼了一声，双手抱肩，眉梢高挑，却不讲理地说：“甭管她是早改的还是晚改的，和我重名就不行，她必须把名字改过来!”
这件事被有些工作人员知道了，大不满意，背后议论说：“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呀!她能叫江青，别人就不能叫?要改她先改。”有的人给姑娘出主意，要她不要怕，顶住。
为了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蒋泽民又去找到了这位陕北姑娘，与她商量是否把名字改了?姑娘豁达地说：“行呀，我这个名字是别人取的，改就改吧，叫什么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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