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小康民生的中国最大课题

——【五中全会】经济转型与走向民生富裕的决定性改革

实现社会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仅是理想，更不仅是口号，它其实就是中国社会的必由之路。不然，社会将在日益滑向不公的深渊的进程中走向自相冲突并最终停止经济增长与社会财富的积累进程。

这对于执政党而言至关重要，对于国家总体经济而言已是其得以长治久安的当务之急，对于最广泛的人群而言是回归公平与社会正义并逐步真正走进小康境界的可喜福音，即使是对于那些膀大腰圆的富裕人群而言，也是其广积阴德，在安定的社会环境里继续福佑后代的确切保障。为此，应当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和明显的可观人群会不同意这样做。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速GDP进程持续了近三十年，中国经济无论从增长模式上，还是营运方式上都已全面适应了这种以加剧经济活动的烈度来牟利的粗放型经济状态，现在要想从大局上改变这一切必将面临变革经济的严酷冲突，对此不能不有充分的预见与准备。

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事实上是一个真正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同时，它还是一个经济活动加剧与资源消耗剧增的耗用过程，当然，它还不幸地是收入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并积累社会不公已达严峻状态的进程。这一完全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早期资本积累的痛苦进程的社会命运并非能够轻易地被人为改变，要扭转中国经济走势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事实上，经济变革的严峻形势比中国眼下面临的其他任何形势都要来得更加严重，更加急需整个社会作出战略抉择。

社会整体的经济问题不能回避，更不能在视而不见之下以其他方式，其中包括政治变革方式来予以搪塞；倘若经济问题都不能以经济的方式来予以解决，而需用政治议题来予以化解或转移的话，那么，社会在本质上走向公平与安定乃至于富足将无从谈起。这就如同一个不公平的事实不能通过掩盖、转移或安慰来抹去一样，不公平所导致的问题只能通过回归公平原则来最终解决。相反，只有那些阻碍经济向民生富裕与社会安定转型的政治议题才会被纳入变革程序，其他的至少在目前还看不到咸鱼翻身的时机。

中国被国际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所带动，被迫提前走向经济转型的发展第二阶段程序。这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而言当然是件好事，但不能低估了其中完全有可能潜伏着许多痛苦的进程与集中度很高的全社会共同疼痛点的出现。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变革之路上可能遇到的艰难困苦不能掉以轻心，科学发展的愿望要想变为科学发展的现实得有许多路尚需重新摸索。至少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隐忧就很令人忧虑，其变化发展态势更是触目惊心。不直接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而任其累积坐大成全社会的危机，那将对这个社会里的任何人都没好处；混淆中国的这些带有根本性的经济与社会公平问题而鱼目混珠地张冠李戴其它混淆视听的枝微末节将对中国埋下重大的隐患。我们不能回避这些事关中国命运前途的重大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目前的重大课题包括：

1、金融系统的风险控制并不像其所宣称的那样固若金汤。中国金融的总体负债水平并不令人放心，加上各商业银行的操作实务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各类宽松货币政策的产物还在令人忧虑地积累着各种各样的风险。长期高速发展以及前期救市政策的集中释放效应都在加速着这一风险的“赶顶”效应，突发性增长的金融放贷进程应当得到有效的缓解、控制并最终回归平稳趋势。当然，房贷之类以及开发贷款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之类的高风险雷区应当在短期内予以高度重视。

2、巨大的出口产能在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之下没能被成功地引导到内需领域里来，国际金融形势的不稳与贸易战以及货币战的接踵而来对这一几近苟延残喘的领域带来的将是雪上加霜。沿海经济活水与民间资金无处可逃，只好如洪水般地涌入信托产品，没能挤进信托的散落资金索性直接进入炒房团的腰包，把个高房价推升得如火如荼并在短期内激化了全社会的核心矛盾。如此，房地产领域里的投机之风日盛，杠杆率日益突兀地走向极致，银行资金事实上被以极高的比例大量套出，“房地产金融”系统里积累的高风险正进入引爆预备阶段。持续高房价的事实充分说明我们的经济运转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被灰色经济所笼罩、绑架或左右。非法的操作手法正在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我们的经济制度上的缺陷日益明显，漏洞比围墙本身还要大得多！在那巨大的漏洞里不仅可以直接放下一个巨大的经济领域，还能长久持续地通过一列疯狂的房地产火车，其面对全社会居然还能掷地有声，振振有辞！这显然已经危及到了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更不要说经济与金融的稳定。

3、内需提振乏力当然与全社会收入被两极分化的严重形势所窒息有关，但内需经济动力虽经国家发展与重点鼓励提振的领域在启动之后的起飞尚未成熟。国家还应出台进一步的鼓励民间资金进入这些调结构经济领域的政策与税收优惠，以引导和化解相关领域里的潜伏因素并诱使它们进入社会发展的良性轨道。

4、系统性地强化股市法度与鼓励投资的政策，双管齐下地规范与发展中国股市与期货市场。将这些虚拟市场的规范与发展大计同调控金融领域的战略相结合，并逐步培育中国金融市场的巨大的国际吸引力与风险控制力，引导内需发展的资金动力的规范集结与有效利用，逐步创建中国的高端金融市场机制。以此来抵消资本主义所具有的金融市场优势并逐步实现有效抗拒国际金融风险的中国能力。

5、采取重大税收改革措施，实行差别化的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可以在研究清楚了相关利弊之后，大幅度地提升起征点水平至5000元/人·月以上。但对于企业现行的避税惯例应当有针对性地予以破解并进而加强税收管理。在总体上实行减税战略，在针对两极分化严重的领域实行高收入高税收的政策，利用税收工具调节贫富差别还将体现在补贴与鼓励私人在民生经济领域里的创业投资行为等有利于藏富于民与藏富于中小企业的相关政策。

6、重新研究我国的各类经济法规。经数十年的经济的长足发展，我国曾经制定的比较完善的各项经济法规现已面临着系统性过时和不适应的严峻现实。加上调结构在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经济即将登台，呼唤一部崭新而较为适应新形势的经济法规已显得十分必要与急迫。必须随时保持对灰色经济卷土重来的应对能力的法规准备，事实上，在中国灰色经济态势一直就大面积地存在着，并显得得天独厚而生机勃勃。

五中全会所公布的经济政策走向无疑是正确的，但不能低估转型经济的发端以及步入其发展期所需面对的困难与各类现实课题。我们不能在问题成堆的现实中幻想着转型经济会像天使般地踏着赞美诗到来。因为导致今天的困难局面的根由不仅存在于外部的动荡世界，还主要地存在于我们对于经济进步的基本模式的认知里有着难以克服的精神障碍。如此，我们不得不问：对于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变革，中国准备好了吗？相信历史会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回答这一问题。

老夏

2010.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