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广州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8月19日持因私护照出境滞留美国40余天未归。据悉，花都区委已就此向省委巡视组作专题报告，要求作出进一步处理。花都区纪委已介入初期调查。花都区委组织部一工作人员称，“我们和你们一样着急，这种情况很不常见，在花都好像是有史以来第一例……这还是体制问题，干部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很多权力失控的情况。”（10月1日《新快报》）
笔者注意到，连日来这组追踪报道后的“网意”有较大变化，网友对此类报道表现冷漠，跟帖寥寥。何以至此？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还是此类案例发生得太多太频，加之将走丢于国外的官员报道出来，在热闹好一阵子之后，后期相关究责体系也跟着官员一块儿走丢。多几次这样的折腾，网友将此类报道当作饭后谈资的兴趣都荡然无存了。所以，官员走丢不新鲜，稍有点新闻价值的倒是网友对官员走丢的“审美疲劳”。
未经媒体曝光的不说，单就公开报道的走丢官员便不少。温州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去巴黎考察后悄然不归，滞留至今无任何下文；上海卢湾区原副区长忻伟民出国失踪半月之久后，在某一天却又神秘回国，个中缘由无人诠注；原安阳市委副书记李卫民在人间蒸发达3个月后，河南省高检才以 “涉嫌受贿罪”对其立案，事实上，这已成了放反腐空炮了。对李卫民的失踪，安阳市主要领导还有一句经典回应：“他去看病了”。
据报道称，举报刘荣福的是与其有仇者。好悬，要是没这名“仇家”爆料，估计走丢的刘局长仍未引起官场震动。可见未曝光的走丢官员有多少，相信一定不是小数目。笔者还记得2004年台盟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大会上曾提交了“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报备制度”的提案。提案认为：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刻不容缓。但遗憾的是，呼吁“刻不容缓”者众，扎紧篱笆、守好国门的防逃体系却一直保持着“羞答答的玫瑰静静地难开”。
也就在当年，商务部曾公开披露，至2003年底，全国有4千贪官外逃卷走公款500亿美元。而今6年过去，相信不管是外逃人数还是外卷公款额，一定很惊人。而问题在于，目前世界上只有31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犯罪分子引渡协定。特别是中国贪官的三大 “窝身”之地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大部分尚未同中国签署该协定，这从国际环境上助长了一些潜在问题官员的外逃行为。而且，即便在这些国家进行嫌犯的引渡审判，若能得到律师帮助，审理过程可以漫长到10年。加之贪官携钱多，追查与遣送成本高得惊人。
笔者建议，对每一个新增的走丢国外的官员，应保持高度警觉、高度使命感的追究态度和力度，提升追究机构本身的级别与硬件技能配制，在李卫民、刘荣福等尚未将国外的 “安乐窝”筑暖和安稳之际，动用高级别机构介入并启动外交程序，尽快将其押回国后严肃处理、以正视听。如此，才能进一步守好国门，扎紧篱笆，防止新的官员借国外考察之机走丢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