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对于帮助别人起诉计划生育案件是非常犹豫的，所以除非当事人自己主动要求，我把利害关系说清楚后他们仍然想起诉，否则我不会替他们起草法律文书。因此易富贤先生的家乡亲人所遭遇的更为严重的计生侵害我没有替他们起诉，因为受害人没有马晓菊积极主动，我担心在湘西那么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起诉会带来报复，而这个报复总是落在受害人身上而不是落在我杨支柱身上。马晓菊这个案件，我最初也说计生局可能并不强制执行，只是绑架孩子户口，孩子小的话完全可能在孩子上学前把计划生育拖黄，如果起诉反而可能激怒计生局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是我这个建议差点使马晓菊丧失起诉的机会。好在计生局申请强制执行没有等到“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送达三个月后，而是提前了，这才给了徐大鹏、马晓菊夫妇以起诉机会。否则就只能等计生申请强制执行法院通知你以后立即提出执行异议了。从把计划生育拖黄的角度看，后者显然是不利的：起诉和上诉能拖很长时间，二审判决后被告申请执行时还可以提出执行异议。

    第二，我确实想利用诉讼发动网上攻势，促进强制计生政策早日废除。但是我毕竟学法律、教法律二十多年了，虽然我明知中国的大部分法官很可能不值得尊重，我还是习惯性地尊重司法。只要法院按法定程序办理，在终审判决以前我不会到网上说三道四。但是青岛市北区法院接受起诉书的法官一上来就要求原告证明“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是7月12日而不是6月18日收到的，在原告要求法院出具“不受理”裁定的情形下又说要找被告调查核实后再决定是否受理。在多次电话询问法官都说被告在找签收单之后，竟然又冒出被告有“证人”“证明”原告“拒收”这种说法，而且至今不给“不受理”裁定。青岛市市北区法院的种种行为明显违反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要求，所以我们不得不向上级法院申诉并诉诸舆论，直至青岛市市北区法院受理原告的起诉。

第三，我并没有从原告那里拿一分钱，哪来的非法经营？我要是拿了原告的钱，还能自己呆在北京，一次次指使原告去起诉、申诉吗？这么不敬业的律师，不管它是黑的还是白的，能有人找吗？但是帮忙，那就礼轻人不怪了。那些干什么都要钱的经济动物们，他们有的认为我接受那么多记者采访都是收了钱的，有的又认为记者帮我炒作也是收了钱的，采访人和被采访人都收钱，钱从天上掉下来啊？

徐大鹏，............

马晓菊，...........

杨支柱，........... 

青岛市市北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指定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受理申诉人诉市北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要求撤销青岛市市北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北计生费征字[2010]117号”和“北计生费征字[2010]118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一案。

2010年7月12日，青岛市市北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向我们送达“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北计生费征字[2010]117号”和“北计生费征字[2010]118号”。“北计生费征字[2010]117号”和“北计生费征字[2010]118号”按照2009年青岛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68元的四倍向我们夫妻各征收“社会抚养费”89472元，共计高达人民币178944元。尽管“北计生费征字[2010]117号”和“北计生费征字[2010]118号”文件上的落款日期却是2010年6月18日，申诉人并没有太在意，觉得本来就不是什么急事，政府晚送几天也没什么。申诉人略微觉得奇怪的是，被申诉人送达时没有要求签收，放下就走。送达时申诉人家的阿姨也在场。

这两份征收决定书的结尾称，“也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本征收决定，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但是还远远没有满三个月，青岛市北区人民法院就已经受理青岛市市北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执行申请，并且找申诉人谈话，问申诉人有没有异议，要求申诉人提供可执行财产的目录。

申诉人于是赶在三个月期满之前的10月10日向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起诉。市北区人民法院没有即时受理，说要找被申诉人问问情况后再做决定。此后申诉人多次电话询问接受申诉人起诉书的法官是不是可以去交案件受理费了，这位法官说被申诉人在找当初申诉人签收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单子。申诉人说，没有签收，何来单子？并向该法官提出：如果不受理，请给书面裁定。法官说，还没有决定不受理，让申诉人等等。到了10月18日，申诉人再问该法官是否受理，法官说不受理，因为我们起诉时已经过期了，被申诉人找到了“证人”证明我们拒收。申诉人请该法官出具不受理的书面裁定，该法官拒绝。

申诉人清清楚楚地记得被申诉人送达“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是7月12日，而不是“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上面写的6月18日。申诉人家的阿姨可能不记得具体日子了，但当时被申诉人放下文件就走人，根本没有要求我们签收，没有为签收的事发生争执，阿姨是记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已经明确排除原告对于起诉没有过期的证明责任。申诉人本来可以说是一个礼拜前才收到，除非被申诉人拿出签收的证据来证明是6月18日。申诉人说7月12日收到，就是为了尊重事实。如果被申诉人不需要证明送达日期就是文件上注明的日期，他们只需要倒填日期三个月，就可以彻底剥夺行政相对人的诉权了。

申诉人不知道被申诉人找到的“证人”是虚构还是确有其人，他们是一人还是多人，他们“证明”被申诉人是何时、何地拒收的。既然申诉人拒收，被申诉人需要去找证人来证明申诉人拒收，才能完成留置送达，为什么他们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要花好几天时间去找根本不存在的签收单？现代科技发达、办公条件改善，照相或录像的成本很低，许多执法机构都对自己的执法过程进行录像，为什么被申诉人没有对申诉人“拒收”和留置送达的过程进行录像？申诉人居住的小区是有监控录像的，被申诉人作为行政机关，完全可以要求小区物业服务公司提供录像证明他们在6月18日以后、7月12日以前来过小区并进了申诉人的家。被申诉人既然要证明申诉人拒收，为什么当时不提取物业服务公司的录像？又被申诉人为什么不就近找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或申诉人的邻居来证明申诉人拒收？还有，申诉人之所以记得征收决定书的送达日期，是因为被申诉人要向申诉人夫妇征收共计高达人民币178944元的社会抚养费，利害攸关。被申诉人的“证人”或能记得申诉人的拒收（如果真是拒收的话），但是他们能在三个多月后还记得确切的日期吗？难道他们也跟申诉人一样对案件有重大利害关系？如果是这样，他们的证言可信吗？

被申诉人既然能从找签收单的过程中找出“证人”来，也许他们过一阵又能“找出”三个多月前“拒收现场的证明笔录”，申诉人要求当面质询证人并鉴定“拒收现场的证明笔录”的制作时间！

即使市北区法院相信了被申诉人的伪证，认定申诉人起诉过期，也应该做出不受理的书面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市北区法院既不立案，又不给书面裁定的做法，侵害了申诉人的诉权。

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受诉人民法院在7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的，起诉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者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予受理；受理后可以移交或者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理，也可以自行审理。”申诉人据此请求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受理申诉人诉市北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要求撤销青岛市市北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北计生费征字[2010]117号”和“北计生费征字[2010]118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一案。

此致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徐大鹏、马晓菊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