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校园生活（3) 

               大学毕业论文与留校教书

    1964年的毕业论文题是通过系里同意在1963年秋季由我自己命题的——《对社会主义会计核算若干问题的探讨》有3万多字（也是我在前3年的学习和研究成果），指导老师是毛恩培教授，毛教授对论文的评语有3千多字最后给予了优+的成绩（毛先生的这篇评语钢笔楷书一丝不苟，这也是我今生最难忘的一件事，即使在那个年代，这样认真负责的关爱学生的老师也是难能的——我痛失了这篇手写论文及其评语——因报考研究生我寄去的资料包括这篇论文及其评语，返回后与研究生准考证等资料放在一个牛皮纸的文件袋里被女儿清“过时的书籍报刊资料”作废纸处理了）。

    大学毕业时负责我班毕业分配的是当时的周骏老师，他发毕业生分配自愿表时对我说你不要填远了，而我填的单位是财政部、鞍山钢铁公司……，我喜欢搞研究，但我希望在实际部门搞研究成果便于付诸实践，而在学校搞研究争得脸红脖子粗都不解决问题。表填好交到班里和其他同学的一起交上去了，过了一天周老师找我谈话对我说，你不要想远了，你是班干要服从分配。我说那是自愿表当然要填我想去的地方，服从分配那是另一回事。学校根据我的情况分到那里我都会服从的。周老师说那很好。就这样我被留在校园教书了。

（“湖北大学经济系财金60班全体同学毕业合影 1964.7 ”——第二排右6是校长林山、7是系主任谭寿清教授，第三排5为本人）

                                          （原湖北大学校景贺卡）

                       留校后我的指导老师刘炳炎先生

    大学毕业后留校在经济系任职教师，系里（当时系主任是谭寿清教授——“货币大王”）安排我在财务与会计教研室，由刘炳炎教授培养指导并担任他的助教，虽然后来我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但一直到1990年刘先生的谢世（享年84），26年无论是在做人或做事方面我都受到了先生的具体教育、指导与提携。我与先生既是师生关系、同事关系也是忘年交的好朋友关系，直到现在我每年春节的初一都去先生家在先生灵前缅怀纪拜。

    与先生在一起的日子里有几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在为先生当助教时，有一次78级本科的会计学原理的考试结果有60%几的同学不及格（任课教师是刘先生我是先生的助教——辅导答疑和改作业，试题是先生出的，试卷是我改的交给先生审阅过），这可能是创了一个班不及格率的记录，引起了“轰动”也惊动了教务处，但先生坚持成绩不能动不及格的都要补考（后来在90年代我亲自听到过该班的几位很有成就的“同学”说，刘先生教学的严格要求和诲人不倦的精神，给了他们很好的基础和好多有用的知识）；

    在文革中先生也难免是“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还展览了先生的“罪证”——如会计学课程全程的英文讲稿），但由于他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为人慈善和品格端正使他较早的获得了“解放”，1967年在学校组织的一次师生从武昌走到汉口江汉路的往返游行中，62岁高龄的先生一直在游行队伍中没有落伍（往返估计15公里左右），师生为了照顾先生派的小轿车就走在他身后，他一再推辞始终没有上车。

    1970年11月我下放将要去京山：

                                    1971年1月23日下放去京山县前留影于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

    先生知道我家庭经济困难又要添置下放用的东西，便默默地到我家送给我约当他当时月薪一半的钱；

    上世纪80年代，先生有一次去云南回来，为了送我半坨普洱坨茶（当时算是很珍贵的茶了——先生喜欢饮茶），他从住的一单元2楼下来又从二单元的1楼上到我住的6楼（那时我们都住在校园内的18号楼），那时先生已是70好几的老人了，而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级教授，下上8层楼往一个40几岁的讲师（刚开始实行评职称）家送赠品（先生有女儿和孙子在家），而我回忆自己几乎没送过先生什么，这不能不使我非常感动，并无声地指引了我后来的作为！

    （刘先生的更多情况可见本博客：师生情（11）2006.12.9《炳炎先生诞辰百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