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北京哪家老餐馆借酒浇愁?【图】

鲁迅当年在北京，是否爱喝二锅头?他寄宿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时，经常“夜饮于广和居”(据其日记所载)，借酒浇愁。只是不知道他通常选择哪种酒。根据他刚烈的性格，不会对辛辣的二锅头有太多的抵触情绪。至少，他频频买醉的那段时间所写的作品(《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已不再像江南的黄酒那样绵软、温和，而如同北方烈性的老白干一般刺激。我想，仅凭花雕、加饭之类，无法使鲁迅爆发出撕心裂肺、惊世骇俗的一声呐喊。二锅头也算是老字号了。北京大兴酒厂(原名“裕兴烧锅”)生产的永丰牌二锅头白酒，还被同仁堂中药店选为浸制虎骨酒等药酒的专用产品：“盖取烧酒用虎骨煎之，为正阳门外乐家药铺(同仁堂)专门之物。”有人形容“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鲁迅的骨头很硬，鲁迅的文章，至今仍散发着药的气质，是我们民族养心强体的“虎骨酒”。鲁迅的药，在中国的坛坛罐罐里熬了数十年，还是那么苦。某些人是皱着眉头喝下去的。这是一位比李时珍重要得多的“老中医”。他的杂文在任何时代，都应该属于民间偏方一类?他死了，对手却依然存在，那就是我们民族躯体里乃至性格中顽固不化的病毒。

广和居,“鲁迅吃饭的地方”

■ 洪烛

旧时的许多餐馆都是四合院结构，坐落于胡同深处，有“酒香不怕巷子深”之气概。譬如菜市口的广和居，以擅长烹饪山东菜而出名，引来过张之洞、翁同、谭嗣同等无数名流光顾，也只是一套大四合院：“临街房三间，南山半间为门洞，其门面磨砖刻花，如今尚有磨面刻花的小门楼旧迹可寻。门洞正对着院内南房的西山墙，墙上的招牌是砖刻制的，好似影壁院内设前后相通的两进北房，靠东侧设一月亮门，门内南北房是为雅座自成一体。院内各房，皆分大小，或独饮，或小聚，或大宴，皆尽其妙。”根据穆雪松先生的描绘，我们大致能猜测出旧京老餐馆的格局与情调。然而可别小瞧了：“广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东，历史最悠久盖自道光中即有此馆，专为宣南士大夫设也。”（《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相当于官场的外延。清末书法家何绍基与广和居为邻，落魄时像孔乙己一样在这里赊账，店主把他打的欠条当宝贝一般装裱起来，以展览其铁划银钩。后来，那位塑造了孔乙己的鲁迅，也寄宿于附近的绍兴会馆，常“夜饮于广和居”（在其日记里有记载），借酒浇愁，并且最终爆发出一声《呐喊》。

鲁迅在绍兴会馆住了七年。这位终日彷徨的单身汉，把毗邻的广和居当成大食堂了。只是不知道，他常喝的是老家的黄酒呢，还是本地的二锅头？但他那一时期所写的《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作品，已变得像北方的老白干一样烈性。鲁迅，在绍兴会馆酝酿着自己。

建国以后，叶祖孚寻访广和居遗址，听到一位在附近住了几十年的老大妈议论：“这里还常来参观的人，有日本来的，他们说要瞧瞧鲁迅吃饭的地方。”

广和居的饭菜，是否对得上鲁迅的口味？当时北京的各大饭庄，大多跟广和居一样经营山东菜，南方风味的菜馆极少，来自浙江的鲁迅，在饮食方面也就无法太挑剔了。况且，他一次次夜奔广和居，主要为了买醉，吃菜反而是其次的。囊中羞涩时，估计点几盘拍黄瓜、油炸花生米（代替记忆中的茴香豆）就可以。

但他的胞弟，周作人，1917年也来北京，陪同鲁迅在绍兴会馆住过两年，却对广和居的厨艺颇有微词：“在胡同的口外有一家有名的饭馆，就是李越缦等有些名人都赏识过的广和居，有些拿手好菜，例如潘鱼，砂锅豆腐，三不粘等，我们大抵不叫，要的只是些炸丸子，酸辣汤，拿进来时如不说明，便要怀疑是从什么蹩脚的小饭馆里叫来的，因为那盘碗实在坏得可以，价钱也便宜，只是几个铜元罢了。可是主客都不在乎，反正下饭这就行了，擦过了脸，又接连谈他们的天，直至深夜……”

周氏兄弟在绍兴会馆接待客人，大都是叫广和居的外卖。点的又尽是些低档的家常菜，质量自然差一点。加上周作人本身就对北京的餐饮有一丝轻视，即使广和居的招牌菜，在他眼中也没啥了不起的。因为心中有南北的比较，他是反对在北京吃鱼的，觉得那是在找难受：“我们只在煤市街的一处酒家，吃过一回便饭，问有什么菜，答说连鱼都有，可见那时候活鱼是怎么难得而可贵了。但是我们没有敢于请教那鱼，而且以后来的经验而论，这鱼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得，那有名的广和居的‘潘鱼’，在江浙人尝来，岂不也是平常得很么？”

跟周作人不同，鲁迅在北京，无论在绍兴会馆、广和居还是后来的八道湾或砖塔胡同，脑子里尽想的是些形而上的事情。所以他很少有闲情逸致评价古都的食色。估计在这苦闷的斗士眼中，太微不足道了，他只需要一箪食、一瓢饮就足矣。食无鱼、出无车，又何妨呢？都不属于他关心的范围。

广和居的高档菜，除潘鱼外，还有烩海参、烩鱼翅、糟溜鱼片、炒虾仁等等。可惜，是上世纪初的“北漂”——周氏兄弟所不敢问津的。广和居的好处在于同时经营一些溜丸子、炒肉片之类廉价的家常菜，才不至于把那些清寒的读书人、创业的外省青年拒之门外。

周围会馆多，是广和居的一大地理优势。南、北半截胡同中，除了绍兴会馆，还有江宁、黟县、山东等会馆。库堆胡同（后并入北半截胡同）有浏阳会馆。丞相胡同（今菜市口胡同）有潮州、中州、休宁会馆。米市胡同有重庆、六安、南海、光州、江阴、中州会馆。七间房小胡同有潼川、吴兴会馆。铁门有广信、宣城会馆。烂缦胡同有常昭、元宁、济南等会馆。“这些会馆中，经常侨居着在京城做官的或者外官至北京联系事务暂住之人。这些官员和社会名流大都饮宴在广和居。像清末洋务派首领、军机大臣张之洞、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都曾就餐于广和居。”（王永斌语）可见广和居俨然已是宣武门外一系列会馆的大食堂。跟那些出入的将相、豪杰相比，当时的鲁迅，乃至其弟周作人，尚且是无名小卒。但若干年代之后，广和居反而要沾鲁迅的光了，因为这是“鲁迅吃饭的地方”。

鲁迅以一个老“愤青”的形象，留在人们印象中。以骂为哭。

很多人不喜欢鲁迅的愤怒。我却是喜欢的，因为我理解，理解他的愤怒。你可以因为他的愤怒觉得他“疯掉”，我却因为他的愤怒觉得他并没有“垮掉”。

只要鲁迅还在愤怒，则证明他没有“垮掉”。只要还有人喜欢鲁迅的愤怒，则证明我们这一代人，还没有“垮掉”。鲁迅的愤怒是双重的，即针对让他看不惯的某些世态，又是基于旁观者或看客的麻木，他愤怒于“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

我想杜甫面对“朱门酒肉臭”时是愤怒的，他努力克制着自己，指引大家：“瞧一瞧，路边还有冻饿而死的尸体呢，吃饱了撑的人该脸红吧？”鲁迅则没那么含蓄，比杜甫更进一步，直接控诉当时的社会是“吃人”的，恨不得当场把那桌以别人为鱼肉的千年筵席给掀翻了。对于世间的种种不平等，敢怒不敢言的人多，到了最后，敢怒的人都不多了。麻木的看客，或者连看都懒得看的人，越来越多了。鲁迅，也就越来越成为少数中的少数，越来越像是异类。鲁迅最终必将是孤独的，甚至是不被理解的，或者被误解的。越来越多的人会因为愤怒者的呐喊扰了自己的清梦而责难：“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至于嘛？……”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已对不平等见怪不怪，乃至视之为必然的常态。

眼里容不得沙子的鲁迅，敢怒，敢言，还敢动手。动笔对于他，就相当于“动手”了。他把笔当匕首、投枪来使唤了。有的人怕他，有的人恨他，有的人烦他。我却是爱他的。我爱他的真性情，包括他的愤怒。我还敬他，说出了我这类人不敢说的话——若把我放在他当时面临的场景里。

跟鲁迅相比，我这类诗人、作家还差很大一截子。若连这份敬与爱都没有，都失去了，我们将离鲁迅更远，离屈原、杜甫那伟大的文学传统更远。那么不过是把笔当成筷子来使唤，挟一点儿名利，挟一点儿鱼肉，使那不平等的筵席多一个消费者而已。那么，我们就不配称作屈原、杜甫的传人，只是他们的叛徒。我们就对不起手中这杆祖传的笔。

鲁迅再怎么抨击历史，抨击的只是历史中存在过的不平等，为了警示现实，他骨子里，并没有叛变屈原、杜甫所谛造的那种有大爱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他没法不忧国忧民，他也就没法不愤怒。

如今，愤怒的鲁迅也进入历史了。我们将如何面对鲁迅已不在了的这个现实？如何面对属于自己的这一段“未来的历史”？

《北京往事》洪烛著周一渤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