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社会所盼，执政党的新五年愿景和承诺中，收入分配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前提法相较，还加重了语气。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十七大报告中，对两个比重的用词是“逐步提高”。
本次全会还宣示，“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是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据新华网等舆论管道反映，对此，“网民普遍表示支持并深受鼓舞”。
不过，就在全会召开之前不久，本刊曾报道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的判断：收入差距由拉大到缩小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引得众说纷纭，不少网民担心被“忽悠”。
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但鸿沟如何填平、短期能否破局，却面临较大分歧。
今年年中，曾有人提出借鉴日本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是其代表人物。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则对此表示质疑。杨宜勇的说法颇有“降温”的味道：“不能一味地追求快。”
但“务实”的杨宜勇也认为，改变收入失衡格局的时机已不容错过，他认为，应把收入分配调控作为“十二五”的一个约束性指标，这样，“软改革就会硬起来。”
与公众、专家的表现出的关切相应，今年8月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全国人大财经委也通过专题调研报告建议，尽快制定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此调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十二五”规划进行的专题调研之一。
“陷阱”抑或“拐点”？
今年7月，曾有媒体组织公众与专家会诊一个缠绕国人多年的问题：“中国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吗”？
国际上一般认为，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腐败丛生等现象。
2009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600美元。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的研究，衡量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后继续向0.5的红线靠拢。
他的研究显示，近十多年来，收入分配向政府、企业（或雇主）倾斜，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已由原来的55%以上降低到40%左右，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滞后于GDP与财政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
收入分配问题显性化非一日之寒，决策层和有关部门亦早已对此进行筹划。如200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
另据报道，从2004年开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已6次易稿，但至今未能出台。
郑功成日前发出警示：“收入分配问题源于民生与经济层面，事实上却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纠结在一起，成为现阶段影响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大因素。因此，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作为该领域的又一资深专家，杨宜勇近年也多次呼吁，“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
学界多认为，我国收入差距的最大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大，李扬计算其对基尼系数有40%的贡献度，杨宜勇则认为60%与此有关，其他的因素是垄断、不公平、腐败等。
李扬表示，城镇化率达到45%时，就是收入差距逆转的拐点。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46.6%。
按李扬的说法，城镇化率到达这一程度后，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初步完成，各项商务成本趋向提高，资本和劳动力不再单向集中，而是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此外，第三产业的崛起也使得城市优势消失，有时农村条件在发展三产方面更加优厚，这会导致配置在乡村的资金收益率有可能比城市更高。
按李扬的说法，城镇化率到达这一程度后，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初步完成，各项商务成本趋向提高，资本和劳动力不再单向集中，而是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此外，第三产业的崛起也使得城市优势消失，有时农村条件在发展三产方面更加优厚，这会导致配置在乡村的资金收益率有可能比城市更高。
但逆转过程不会自动展开。李扬认为，创造条件加速这一进程便是政府的重要任务，比如如何确保农民能够分享土地带来的收益，“显然，这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制度安排。”
“倍增”可能“被增”？
今年6月，人保部专家苏海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以借鉴在日本成功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列入“十二五”规划或政府工作计划，“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不妨提出这样的目标。”
“倍增计划很诱人，但结果可能是‘被倍增’”。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王小广撰文回应。他认为，居民收入倍增意味着需要比GDP增长快近一倍，要做到这一点理论上有两个办法：一是向居民多发货币，但是这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稳定，并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执行过此类政策；二是通过经济存量的调整来实现，比如将国有资产分配给居民，但是这样做的阻力非常大，执行难度也很大。
他不客气地指出：“中国连物业税的征收都做不到，在当今社会从富人或富裕地区拿钱补贴穷人比虎口拔牙还难。”
郑功成也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多年难见实质行动，首要原因便是利益格局已经形成，既得利益者或特殊利益集团不可能自动放弃在财富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
就在学界争议、决策层未予表态之时，日前已有地方先行提出“收入倍增计划”。
今年8月，吉林省宣布实施“富民工程”，其目标是，到2015年，实现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工资收、农民人均纯收入都翻一番以上。为实现这一目标，吉林制定了13个部分53条措施。
上海浦东新区也计划从今年起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是到“十二五”期末，浦东的农民收入能够比2009年翻一番。为此，浦东新区分别针对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提出了具体目标。
此外，今年富士康公司在“N连跳”后大幅提高一线工人工资，也让特定人群短期内收入倍增不再是梦想。
全国性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尚未得到广泛共识，但在未来尤其是“十二五”期间，像对节能减排一样，确定一些收入分配领域的量化指标，则在相当程度上被认可。
杨宜勇说：“基尼系数不能再扩大了，在2015年要达到什么标准，2020年要达到什么标准，必须得有一个说法，必须要锁定一个目标，然后不遗余力实现。”
郑功成也公开表示：“特别希望‘十二五’期间能够明确相关的指标，比如基尼系数降到0.45以下，到2020年‘十三五’时期降到0.4的国际警戒线以下，必须要有这样的目标才能算账。”
他认为，目前的分配格局是30年来形成的，用10年来恢复到相对合理、公平的格局，即可给予高度评价，“大家应该让国家能够理性的、稳妥的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国强”转向“民富”？
五中全会前后，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的一个分析得到热捧：“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有着本质差别，过去规划较多追求“国强”，而“十二五”规划则在追求“民富”。
去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庆，已将国家富强姿态在世界面前充分展现。今年，中国GDP更是超过日本，跃升全球第二。
比GDP增长更快的是财政收入，过年多年，两者俱大大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为63039.51亿元，同比增长22.4%。财政部表示，增长主要原因是经济较快回升，特别是与税收关联度较高的一些经济指标增长较快。
杨宜勇称，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应该让税。
备受关注的个税改革，有人认为应该提高起征点，有人认为应该降低税率。总之，几乎都在呼吁让税。
据有关统计，2008年，在我国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而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只有30%左右，一些高收入者往往成为逃税的大户。
与个税要降一样，财产税要增，也得到多数专家拥护，被认为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如王小广认为，开征物业税，既可抑制房价泡沫化，又能让富人多交税。
社保与税收同属二次分配。郑功成表示，过去社会保障没被当作财富分配的重要方式来看，实际上其影响举足轻重。
他介绍，发达国家用于社会保障上的资金占到GDP的25%到30％，财政收入中的40％甚至更多的份额用于社会保障，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全口径支出大概只占GDP的6％、财政支出的12％左右。
在初次分配领域，近年政府之手也频频介入。如今年，由江苏开始，全国多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一些省份超过20%。郑功成认为，现在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只相当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20％-30%，如果能提高到40％－60％的国际标准，必定能对提高劳动报酬比重起作用。
作为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另一重要手段，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也将成为“十二五”期间有关部门着力推动的重点之一。全国总工会曾明确表示，力争到2012年在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实行集体合同制度，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常修泽认为，当前劳资矛盾集中爆发的背后是“利润蚕食工资”，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劳权的弱化。
但在他看来，比较而言，收入分配向非劳动者、向政府部门、向垄断性行业的三方面倾斜中，倾斜度最高、利益约束最严重的，仍然是政府。“由政府自己改自己，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儿，恐怕是最难的，”常修泽说，“这涉及深层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问题。”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也表示，要做到从“强国”到“民富”的成功转型，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再分配问题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