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讲到底是“农民”问题，再准确地说，是“农民穷”的问题。正因为“农民穷”，就地位低，就成了“劣等国民”，就成了有些人所鄙视的“乡里宝”，就会影响“小康社会”建设。

　　其实，我看“农民”也是分层次的，不说“农民企业家”，现在中国的农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群体：已经进了城的“农民工”和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民”。前者，一般素质较高，年富力强；后者，则相反。当然，在后者中，也有年纪轻，能力强的，但他们大都也已经不把种地作为其主业了。所以，现在的农村，真正以农为业，特别是以种粮为业的，即“种粮农民”，往往是那些“死农民”，即“老实农民”。

　　“农民工”问题，学界已有基本共识，是“市民化”的问题，至于他们到底是中国社科院张晓山所长今天上午在其主题报告中谈到的，是继续城乡“两头都挂”，还是马上“两头都不挂”？我的看法是，最好放到《城市化论坛》中去讨论。而类似我们这样的《三农论坛》，应该把“种粮农民”的问题，作为我们的主要讨论对象，他们是中国最穷、最苦的农民，这与上午农业部宋洪远主任的“粮食主产区最贫困，山区次之”的说法，是一致的，我们要下大力气研究这些农民的增收问题，尤其要研究如何提高这些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问题，因为粮食安全从来就是政府和人民的“心头大患”！

　　那么，为什么种粮农民“穷”？我的分析，主要有两条：一是，中国农民的人均土地面积太少，除非地里长金子，不然，他们是难能富裕得起来的；二是，土地上的收益太少，农民每100斤稻谷的收购价，买不了一包极品“芙蓉王”，或者周久耕们抽的“九五至尊”香烟，看不了一次感冒病，付不了一次小儿补课费！举个例子，06年有一次，我请我的研究生去饭馆“吃饭”，学生说，“好！那就廖老师您出‘饭钱’，我们出‘菜钱’。”后来买单时，“饭”则便宜得不收钱！

　　我们一天到晚的“马克思主义”不离口，“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学原理，天底下最辛苦的农业劳动，生产出了天底下具有生命价值的粮食，理应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让价值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得到反映。但我们什么时候是真正地“理论指导实践”了？

　　这些年来，人们经常说，“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首位问题。我们想过没有：种粮的农民，往往是憨厚的“农民伯伯”！他们只有粮食收益的“一线天”！什么叫“一线天”？大家可以会后去世界遗产地的邵阳新宁崀山看看便知。粮食收入是种粮农民参与国民财富分配的基本方式，要他们“拓宽增收渠道”，等于是“画饼充饥”，说句对不起农民的话，等于是“对牛弹琴”！所以，我反复主张，提高农民的种粮收益，才是农民参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增收的可靠的乃至唯一的途径，但到此刻为止，我们“三农”问题的主流专家们，又有谁在这个问题上哼哼了一声？

　　粮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具有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为保“粮食安全”，管制了耕地的用途，政府的事让农民来承担，政府当然要通过“粮补”为提高种粮农民的收益买单。我非常赞成中央党校王东京教授的说法，“粮补”的实质是政府向农民购买“粮食安全”。那目前粮食补贴的情况如何呢？我看，第一，是补贴数量太少，大概是800亿元左右。800亿是个什么概念？我看报道，昨天除权的三一重工A股总市值已经超过1000亿！第二，补贴方式太差，粮补变成了地补。按承包地补贴，种与不种，种多与种少，种好与种坏，一个样；外出打工把地抛了荒的，在家摸麻将不安心务农的，都是一样的补。

　　我到处呼吁：要在现有粮食收购价的基础上再提高10倍，其中的大部分，交由加大国家补贴强度去实现，另外的部分，则交由市场去消化。全国粮食1万亿斤，商品粮三分之一，提高5－8倍补贴，大概也就是1.2――2万亿元。国家财政难道承受不起？目前，我们的外汇储备是2万亿美元，光购买美国的国债就是1万亿，折换成人民币是多少？不是说“要让农民也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吗？这些外汇成果为什么不可以让农民也来分享一点？据说中国的公款消费很大，贪污腐败很多，光小小的益阳琼湖储备库主任宋耀涛就贪污了2200万元！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整肃吏治，把这些钱挖出一点来惠及广大的种粮农民？

　　我想，倘若以上措施得以落实，“农民穷”的问题何愁不缓解？何愁内需不扩大？政府真正关心的粮食何愁不安全？18亿亩耕地红线何愁守不住？结合本次论坛主题，何愁城乡不统筹？何愁城市化难推进？何愁“新农村”不会建设好？进一步说，何愁地区不统筹？比如本次会议所在地，是生我养我的家乡，湖南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从来是不在这里的，比如“一点一线”，“环洞庭”，“长珠潭”，就是新来的徐守盛省长提出的“斜十字交叉战略”，都扯不上邵阳。但如果我们把种粮农民的收益提高了，农民增收了，何愁邵阳不稳定？何愁邵阳也不发展？

　　多年来，为解决“三农”问题，光是“全国著名专家”，我们就出了许多位，那为什么“三农”问题总是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省委组织部黄建国部长在上午的开幕词中说，湖南的城乡差距已从06年的7115元扩大到了09年的10174元。我把它戏说为一个“比基尼”问题。“比基尼”，又称“三点”式，其特征是，暴露的都是“重要”的，而掩盖的却是“致命”的。我一直在疑问，我们的“三农”问题研究，是不是深深地掉入了羞羞答答、想入非非的“比基尼陷阱”？是不是我们没有直面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的“致命”处？是不是缺少对这些利益最有效、最到位、最易行的实现路径的研究？是不是我们把本来十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最后，我要在此再次呼吁：“种粮农民”与“农民工”已是两个不同的群体，要分别放在不同的环境、语境下进行研究。我们尤其要帮助种粮农民去追逐致富的希望之光，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和资格说：“我爸是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