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小说中影射与嘲讽过不少当时名人的钱钟书，不幸也成为了别的作家笔下嘲讽的对象，其夫人杨绛也被一并嘲讽。嘲讽钱钟书夫妇的这部小说，名曰《东藏记》。

 

曾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东藏记》，是女作家宗璞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二卷。这部作品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描写明仑大学南迁昆明之后孟越一家和师生们艰苦的生活，刻画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

　　

宗璞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组成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是宗璞创作

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小说《东藏记》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他们刚刚登场的时候，“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意之色。

 

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 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写到这里，作家宗璞忍不住借书中另一个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

 

小说中还有好几处提及这对年轻的教授夫妇。“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作者对这对夫妇的讽刺意味非常明显。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这夫妇两人在书中还吹捧彼此。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而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好不让人羡慕。

 

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这两个人物，显然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

 

小说中还说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

 

钱钟书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本书是古色古香的《石语》，前一半是钱钟书60年前笔记的影印，后一半是笔记经订正后的排印。文字虽少，但其学术价值很高，是钱钟书和石遗老人陈衍的谈话录。陈衍是同光体诗人的代表之一，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有重要的影响。陈衍以民国年间诗坛耆宿的身份与钱钟书有所交往，并在诗话中大加揄扬。

 

《石语》是钱钟书与陈衍在1932年的一次谈话的记述，是钱钟书先生1938年的旧稿。文中钱钟书称陈衍为“丈”，陈呼钱为“世兄”，可见两人关系不一般。其间说到蒹葭楼主黄晦闻“才薄如纸”。陈石遗为同光三老之一，他的诗未必好得过黄晦闻，然而他对黄晦闻的评价却如此刻薄。与之相比，年轻气盛的钱钟书之刻薄也堪为伯仲，两人真是难得的谈话对手。难怪后人会感叹说：“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嘲讽和挖苦，是刻薄者最好的娱乐。”

 

以讥弹时人见长的刻薄大家钱钟书，被宗璞也狠狠地在小说中刻薄了一把，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幽默吧。（刘继兴）

女作家宗璞与她的小说《东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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