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大师曹禺的戒心与痛苦

    戏剧大师曹禺一生出版了九部戏剧作品。解放前六部,以《雷雨》《日出》《原野》为代表。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三部经典作品,至今好像无人能逾越这一高峰。解放后出三部:《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多为遵命之作,成就和影响不大。《王昭君》一剧写得很有功力,台词很美,但因政治性太强,演出一场之后再未重演。才气横溢的曹禺,竟成了一位“好好先生”,不敢逾“规”一步。

    画家黄永玉不客气地写信给他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成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于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

    1994年6月,吴祖光曾写了一篇文章《掌握自己的命运——与曹禺病榻谈心》。那时曹禺患病住院,吴去看他，曹禺浑身不自在地谈起自己一生写作上的失落。吴祖光脱口说了一句深藏在心中的话:“你太听话了!”曹禺的反应异常强烈,也脱口说出了藏在心里的话:“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太听话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时候还得揣摩领导的意图……可是写作怎么能听领导的?”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了曹禺的遗著《没有说完的话》,这本书选录了曹禺的日记、书信和谈话。其中有这样的话:“一个作家到了老年,回顾一下,看看自己走过的道路狭窄,窄呀!道路狭窄,这是痛苦的,很痛苦。”“我自己正想写点东西的时候,需要的资料没有多少,就悔恨,就难过。”他的夫人在《后记》中写道:“他真，但他胆子小，常常害怕，不知怕些什么。曹禺是一个太复杂的人。”

　　吴祖光在《掌握自己的命运》一文的,最后写道:“我认为,解放后,极其聪明和敏感的曹禺,大概很快便察觉到当今只许‘舆论一律’的政治空气,他大约不得不被迫收敛起他所有的才子锋芒,小心翼翼地应付甚至迎合这个严峻、严酷的现实社会。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啊!”

    曹禺内心中是否真甘心做一个听命的“好好先生”呢?当然不是。1998年曹禺写了一首题为《如果》的诗:“如果大家戴着盔甲说话/我怎亮出我的心/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火热的人怎能与我接近?/我愿死一万次/再不愿终身/这样存有戒心。”但是曹禺最后还是在摆脱不掉这种戒心的情况下痛苦地逝世了。

    那么,吴祖光本身又怎样呢?吴祖光也可算得上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1953年2月25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谈他自己的写作生活。他说:他在1949年前的十二年中写过九个多幕剧，一个独幕剧，创作或改编了六个电影剧本,十个散文集,都得到了发表、演出和出版。1949年后的三年,“我几乎停止了创作,只改编并导演了一个电影片《红旗歌》,编写了一个评剧本《牛郎织女》,再写了一些短文。”他说:“在旧中国的黑暗年代,在创作生活里我没有感到过题材的枯窘,相反常常是在写作某一个作品时便酝酿或完成了下一个作品的主题了……解放后,我的创作源泉好像突然堵塞了。”

　　著名演剧家赵丹,他临终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样写文章,演员怎样演戏”,“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最后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是多么沉痛的话!

　　就是一些做党政领导工作但也动动笔杆的人,也不脱这种心态。韦君宜的《思痛录》写她的丈夫杨述说:杨述青年时代也是下笔千言,“但是,到后来他在党内工作的时候越长,地位越高,写东西便越谨慎,文字也越短,思想越来越放不开了”。怎么会放不开呢?因为他习惯于“摸精神”,摸到“精神”以后就按所摸的来行文,不越雷池一步,文章“索然无味”。

　　这种现象,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逐渐积累起来,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点。有人问,我们的社会为什么只是出军事家、政治家,而出不了思想家和新时代的大师呢?我想，这个原因恐怕也要从上述社会状况去找寻。在只能按领导意图去写去想的条件下,除了滋生“遵命文学”和“风派”以外,如何出得了思想家和大师呢?

　　请读马克思《评普鲁东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惟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作者吴江，中央党校教务长，著名哲学家。原题《知识分子何以有“戒心”》，为2000年2月旧作。刊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0-10-5 发布。本文为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