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参加了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六十年校庆。看到已经不再熟悉的新学校的面孔，嘈杂和被彻底商业化的环境，以及饱经沧桑的老教师的面孔，心情没有激动和澎湃，只有一些难以名状的复杂。

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原名“北京工业学院”，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名”风潮中，“被”改名和升格了。所以它的附属中学原名是“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简称“京工附中”或者“京工附”，用老北京的腔调可以念得非常“痞”。当然，它在1950年成立的时候，是“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一听名字就很有那个时代的烙印。

学校的地址几经变迁，从天坛搬到地安们，再到甘家口，然后是巴沟的小南庄，最后才是现在的车道沟。所以有老师就总结说，“京工附”是：“由天入地，由地出口，由口奔南，最终入沟，最后陷入车道沟无以自拔”。

现在的学校早已“鸟枪换炮”了

我上中学的时候北京还没有三环路，位于西三环路以外的“京工附”已经算是“荒郊野岭”了。从学校所在的地理位置，大家就可以判断出它的“质朴”和“原生态”。学校所在地叫“车道沟”，它的北面是“厂洼”和“北洼路”，东面是“魏公村”，西面是“蓝靛厂”。那时候，所有的学生都是就近入学，所以，“京工附”俨然就是一个都市里的农村中学。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厂洼大队”的董大妈给我们刚入学的小学生作报告说：“毛主席一挥手，俺们队的大白菜就轰轰烈烈的长起来了…”。

除此之外，学校所在的具体位置也很偏僻。“京工附中”并没有紧挨着大路，从前门进去之前要经将近一里地的菜地，从后门则要走三里多地的农村土路。学校前门后门的农田边上，都有农村沤有机肥料的粪堆 – 那时候化肥还远不像今天这样被普遍应用，农业种植全靠有机肥料，所以我们每天上下午的上学、放学都要紧紧屏住呼吸，快速穿越“有机”与“蝇歌燕舞”的世界。

校庆现场一角 - 三百米周长的运动场是我们的最爱之一

学校中总会有一些趣闻和趣事，这里给各位挑几件印象深的说：

打架

我上中学后就没再打过架，最后一次打架是在小学五年级。不过，在“文革”期间，“文攻武卫”的风气自然会影响到我们中学。“京工附”周围的“愣头青”、“肌肉男和“犀利哥”们谁也不服谁，相约“茬架”（找由头打群架）是常有的事情，“武无第二”嘛。不过那个时候的打群架以拳脚，板砖和棍棒为主，而且也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目的是争胜负，绝不是为了“斩尽杀绝”。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阶级仇、民族恨”，所以打群架归打群架，真正动刀子、动火枪的很少。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蓝靛厂以“人多势众”和“后继有人”而逐渐胜出。所以当时学校里就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京工附中，四面透风，没事停电，黑咕隆冬，学生打架，老师抽风，前门后门，都是粪坑…”。

宣传队

这曾经是“京工附”最引以为傲的项目。那个时候全国都没有专项重点学校，“京工附”由于地缘的关系，“总政歌舞团”，“中国军乐团”的子弟都在我们学校上学，自然就聚集了一大批文艺专项人才。那时候，除了单项的节目之外，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还排练演出了全套的“长征组歌”。“文艺宣传队”高峰时候有近百人，单单四十多人的管线乐队就是一道耀眼的风景线。弦乐组有小提琴和中提琴提琴二十多把，大提琴六把，还有低音贝司、竖琴等；管乐组有小号三把，单簧管三只，此外还与双簧管、圆号、长号、巴松、长笛、短笛，等等，这些绝不是一般的中学所能装备甚至见识的了的。在我们的“宣传队”中，后来成为“腕儿”的就有：被称为“中国摇滚乐之父”的崔健，当时他是学校宣传队的第一小号手，他平时说话不多，经常憨憨地笑，当时也没有感觉到他在后来所表现的思想；还有一个是担任“长征组歌”男生诗朗诵的叫刘宁，他平时说话也是中气十足，他现在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主任，他们姐弟上同一个年级，姐姐在我们班；女生诗朗诵的同学叫李晓丹，后来也是“军艺”毕业的专业话剧演员。他的妈妈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饰演潘冬子的妈妈的演员，所以我们都说她是潘冬子的姐姐。她出国深造回国后专门相夫教子，没有再在文艺圈中继续搏杀了。我的文艺水平历来不大灵光，但是因为“合唱队”要的人多，我也在低音部“滥嗓充数”了。同时我也是宣传队的后勤负责人，专门负责指挥每次外出演出的现场搭台。那时候我们百十号人经常被邀请到工厂、机关和学校演出，但是由于各地条件有限，每次都要现场就地取材搭台、布置音响、安排集合、出行、交通等。实用、快速和安全就是后勤组织的基本要义，我似乎从小就有那操心的命…。至于后来在文艺圈成为“腕儿”的杨澜，则是我们毕业以后才进校的“后生”和“晚辈”了。

与老校长叙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