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 - 那人,那事 (一)


前天,参加了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六十年校庆。看到已经不再熟悉的新学校的面孔,嘈杂和被彻底商业化的环境,以及饱经沧桑的老教师的面孔,心情没有激动和澎湃,只有一些难以名状的复杂。

 

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原名“北京工业学院”,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名”风潮中,“被”改名和升格了。所以它的附属中学原名是“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简称“京工附中”或者“京工附”,用老北京的腔调可以念得非常“痞”。当然,它在1950年成立的时候,是“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一听名字就很有那个时代的烙印。

 

学校的地址几经变迁,从天坛搬到地安们,再到甘家口,然后是巴沟的小南庄,最后才是现在的车道沟。所以有老师就总结说,“京工附”是:“由天入地,由地出口,由口奔南,最终入沟,最后陷入车道沟无以自拔”。

 


现在的学校早已“鸟枪换炮”了


 

我上中学的时候北京还没有三环路,位于西三环路以外的“京工附”已经算是“荒郊野岭”了。从学校所在的地理位置,大家就可以判断出它的“质朴”和“原生态”。学校所在地叫“车道沟”,它的北面是“厂洼”和“北洼路”,东面是“魏公村”,西面是“蓝靛厂”。那时候,所有的学生都是就近入学,所以,“京工附”俨然就是一个都市里的农村中学。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厂洼大队”的董大妈给我们刚入学的小学生作报告说:“毛主席一挥手,俺们队的大白菜就轰轰烈烈的长起来了…”。

 

除此之外,学校所在的具体位置也很偏僻。“京工附中”并没有紧挨着大路,从前门进去之前要经将近一里地的菜地,从后门则要走三里多地的农村土路。学校前门后门的农田边上,都有农村沤有机肥料的粪堆 – 那时候化肥还远不像今天这样被普遍应用,农业种植全靠有机肥料,所以我们每天上下午的上学、放学都要紧紧屏住呼吸,快速穿越“有机”与“蝇歌燕舞”的世界。

 


校庆现场一角 - 三百米周长的运动场是我们的最爱之一

 

学校中总会有一些趣闻和趣事,这里给各位挑几件印象深的说:

 

打架

我上中学后就没再打过架,最后一次打架是在小学五年级。不过,在“文革”期间,“文攻武卫”的风气自然会影响到我们中学。“京工附”周围的“愣头青”、“肌肉男和“犀利哥”们谁也不服谁,相约“茬架”(找由头打群架)是常有的事情,“武无第二”嘛。不过那个时候的打群架以拳脚,板砖和棍棒为主,而且也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目的是争胜负,绝不是为了“斩尽杀绝”。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阶级仇、民族恨”,所以打群架归打群架,真正动刀子、动火枪的很少。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蓝靛厂以“人多势众”和“后继有人”而逐渐胜出。所以当时学校里就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京工附中,四面透风,没事停电,黑咕隆冬,学生打架,老师抽风,前门后门,都是粪坑…”。

 

宣传队

这曾经是“京工附”最引以为傲的项目。那个时候全国都没有专项重点学校,“京工附”由于地缘的关系,“总政歌舞团”,“中国军乐团”的子弟都在我们学校上学,自然就聚集了一大批文艺专项人才。那时候,除了单项的节目之外,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还排练演出了全套的“长征组歌”。“文艺宣传队”高峰时候有近百人,单单四十多人的管线乐队就是一道耀眼的风景线。弦乐组有小提琴和中提琴提琴二十多把,大提琴六把,还有低音贝司、竖琴等;管乐组有小号三把,单簧管三只,此外还与双簧管、圆号、长号、巴松、长笛、短笛,等等,这些绝不是一般的中学所能装备甚至见识的了的。在我们的“宣传队”中,后来成为“腕儿”的就有:被称为“中国摇滚乐之父”的崔健,当时他是学校宣传队的第一小号手,他平时说话不多,经常憨憨地笑,当时也没有感觉到他在后来所表现的思想;还有一个是担任“长征组歌”男生诗朗诵的叫刘宁,他平时说话也是中气十足,他现在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主任,他们姐弟上同一个年级,姐姐在我们班;女生诗朗诵的同学叫李晓丹,后来也是“军艺”毕业的专业话剧演员。他的妈妈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饰演潘冬子的妈妈的演员,所以我们都说她是潘冬子的姐姐。她出国深造回国后专门相夫教子,没有再在文艺圈中继续搏杀了。我的文艺水平历来不大灵光,但是因为“合唱队”要的人多,我也在低音部“滥嗓充数”了。同时我也是宣传队的后勤负责人,专门负责指挥每次外出演出的现场搭台。那时候我们百十号人经常被邀请到工厂、机关和学校演出,但是由于各地条件有限,每次都要现场就地取材搭台、布置音响、安排集合、出行、交通等。实用、快速和安全就是后勤组织的基本要义,我似乎从小就有那操心的命…。至于后来在文艺圈成为“腕儿”的杨澜,则是我们毕业以后才进校的“后生”和“晚辈”了。

 


与老校长叙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