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有点婆婆妈妈


    康熙是300年前的清朝皇帝,近年来忽然走红。他的名字和形象,不断出现在收视率极高的央视讲坛、电视连续剧以及排队签售的畅销小说中。

    当然,在这一热潮中,正面的讲述、评价远远多于负面。如这位“模范”皇帝曾不辞劳苦亲征噶尔丹,还六下江南、体恤民情……他的一些“勤政”细节也令人闻之动容,据说他每天都要披阅五六十件奏章,且件件做批示,有时右臂酸疼无法举笔(可能患了“网球肘”、“五十肩”之类),便改用左手——想想自己,让我每天看五六十份学生作业,且篇篇写批语,偶一为之尚可,天天如此则实难做到!

    康熙的丰功伟绩一时难以尽述,历史有名的“康乾盛世”,就是由他老人家打下的基础。于是有人称颂他“康熙大帝”,有人吹捧他“一代雄主”——不过我读他的奏章批示,发现“一代雄主”也有“婆婆妈妈”的一面。

    最初是读他写给曹寅的批示——按红学家的研究意见,曹寅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家自曹玺首任江宁织造,又将职位传给儿子曹寅,以后又传给雪芹生父曹颙及叔父曹頫,前后三代四人,在江宁织造任上经营了六十年之久。

    江宁织造除了为皇家供应丝织品,还有许多其他工作要做。其一就是为康熙充当耳目,随时以“晴雨摺”(密摺)形式向康熙汇报江南情况,如旱涝消息、庄稼长势、吏治贪廉、民间舆情等等。有时康熙还亲自“点题”:某官员退休回乡,近况如何?某案子的审问进展如何,民间有何看法?总之,一切他都想知道。

    这些奏摺都是秘密缮写的,密封后由专人快马递送至京。一次康熙在曹寅的秘摺上批示说:

凡奏摺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

为何要如此“小心”?很显然,让人密奏“晴雨”,是纵容“告密”之举,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堂堂皇帝如此干,更是有失体统。因此康熙叮咛“小心”,生怕事情泄露,坏了自己的名声。此种心态,在康熙写给另一亲信大臣王鸿绪的御批中也有体现:

京中有可闻之事,卿密摺与(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泻(泄)漏,甚有关系。小心,小心!

这里连用两个“小心”,心虚之态昭然纸上——康熙当时若预想到数百年后“大内”档案也有“解密”之时,肯定会斟酌措辞,避免说这样露骨的话!

顺带说到,前举嘱曹寅“小心”的批语,是据康熙御批的影印件引录的。另据排印本《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75年版)所引,此段在“小心”之后又添了三个“小心”,不知出版者有何根据?是何意图?

不过一词叠用倒是康熙的惯用书法,在奏摺批语中常见。如康熙多次南巡,给负责接驾的曹寅、李煦(他是苏州织造)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补偿,康熙让两人交替兼任两淮巡盐御史,那是个肥得流油的差使。然而拆东墙补西墙,织造的账倒是平了,盐务上的窟窿却是越捅越大。朝臣中弹劾曹、李的声浪渐高,康熙也有些“兜”不住了,于是不得不告诫曹寅:

两淮弊情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一连便是四个“小心”!这不像九五之尊的玉旨纶音,倒像是蓬门老妪的叮咛絮叨了。这四个“小心”沉重地压在曹寅心头,终于要了他的命。不出两年,他便以五十强壮之躯染病不治、一命归西了。

对苏州织造李煦,康熙的警告口气就更重:

风闻库帑(即国库银两)亏空甚多,却不知尔等作何法补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

一段话中竟连用了五个“留心”!不过李煦的抗压能力要比曹寅强得多,他大概更熟悉主子这种婆婆妈妈式的话语,仍顶着压力跟主子要“政策”,请求康熙把浒墅关税卡交他代办十年,当然遭到拒绝。——康熙一死,雍正登基,这位小主子可没老爹那么心慈手软。第二年李煦就被抄了家,那罪名仍是“亏空”。

康熙还是个精明的商人,譬如他是天下最大的人参“囤积商”——人参产于东北,入清后成为皇家独家垄断的商品。康熙对这批“紧俏货”看得很紧,宫中哪怕动用一两人参,也要给他写书面汇报。清宫档案中就存有内务府的报告:

据查,去年十一……二十四日,副总管太监刘进忠李进朝遣清茶房大太监孙国安明自忠来,称取去内用参一两;二十八日,副总管太监刘进忠李进朝遣清茶房大太监孙安国明自忠来,称取去内用参一两。……

这样的奏报,把取参的日期、人员(包括指派者、执行者)、所取品种及重量,都写得一清二楚,不可谓不细;这里反映的,仍应是主子的性格。——所谓“参”,是指人参上的根鬚,与下文中的“芦”(人参中类似人头的部分),都是人参中药效较差的部分。清茶坊领取鬚,想来是给皇帝后妃熬参汤用的。就是这样琐细的事,康熙也认真批示道:

知道了。此后各处取参,著将芦、掺合发给,若仅给参,没有力量。

一位大国君主,心细到如此地步,一方面让人对他的精力充沛、做事认真有了更深的了解,一方面又不免对他的崇敬打了折扣:怀疑他每天所处理的奏章,是否有相当一部分是此类内容?——当然,在同一条批示里,康熙还有更重要的话要说:

……再将库存人参,除留二百斤外,其余著发交曹寅变卖。所得价银,俟伊冬季回京时带来可也。钦此。

原来他要心腹臣仆曹寅为他发卖宫中人参以变现。据档案记载,此后康熙又多次命江南三织造替他贩卖人参,总量多达数千斤,所得银两超过十万两(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万元),然无一两上缴户部国库,全都收入内库,也就是内务府的皇帝“小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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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不禁想到,当我们歌颂“康熙大帝”时其实中国历代帝王没有“大帝”这个称号,“大帝”只用于宗教神明,如“伏魔大帝”“真武大帝”等),还应注意到“大人物”也有“小”的一面。

     这又让我想起十几年前跟中文系一位老教授的聊天,老人谈到,他曾到法国的博物馆参观,由法国历史联想到:十七、十八世纪之交,世界上有三位雄主:法国的路易十四(1638—1715)、俄国的彼得大帝(16721725)和中国的康熙皇帝(1654-1722)。然而那两位在位时,都为自己的民族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唯独康熙皇帝,反而关闭了通往世界的大门。原因何在?

我想,从这位皇帝对“参鬚”的关注与批示,或可略窥端倪。

(本博客文章均为原创,如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部分插图来自网上,下图左为路易十四肖像,右为彼得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