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船事件引发中日关系严重对抗，应该从环境与控制两个角度来看。大环境是中国崛起之后必然面临与周边国家关系调整的问题，而从控制角度来看，以往的中日关系控制手段失灵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1949年后，中国利用阶级原理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冷冻装置”以封存中日冲突在国内造成的积怨。中国政府将发动对华战争责任归结到日本统治阶级。这种学说“冻结”了此前半个世纪日本给中国造成的创伤。

    进入80年代之后，上述冷冻装置日渐失灵。其中有几个原因，从中方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放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当然上述阶级划分理论就无法说服国内舆论。同时，随日本同情中国革命或对二战具有反省精神一代的消退，日本社会对待侵华战争已经失去战后初期的反省。在这种背景下，第一种冷冻装置失去封存中日积怨的效果。

    上世纪80 年代之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发挥了“冷冻”中日关系矛盾的作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方利用这种“冷冻装置”封存了国内各界对日本的不满。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国国内利益集团逐渐增多，社会呈现多元化趋势。这种状况必然影响到中国对日外交政策。第二种“冷冻装置”强调的仅是“经济”这个单一价值，但事实上，发展经济这种要求，无法取代中日社会多元化价值趋向。尤其是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的现实，必然要求市民的呼声在包括外交在内的各种政策领域得到反映。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尽管中国宣言自己和平崛起，但日本以及其它国家仍然对东亚政治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很不适应，甚至感到沉重的心理压力。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美国都在或明或暗调整他们的对华政策，在开展对华合作的同时，也开始“抑制”中国。

    现在尽管一些日本媒体渲染“中国风险”，不少智囊机构提倡“脱中国战略”，但事实上，真正有见识的经济界人士仍然认为，日本只有吸收中国经济发展要素，其经济才有光明前景。尽管中国周边存在一些比较严峻的事态，但是，维护一个开放性的全球体系，不论对中国还是对周边国家，其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应更加积极、尽力维护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消除任何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利的潜在封锁要素，这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通过积极行动，应该能够消除不利中国发展的外部要素。

    进入21世纪后，中日试图通过“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解决两国面临的各种冲突。但是，撞船事件证明，这种关系没有发挥遏制冲突扩大的效用。其中重要原因是这种关系，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考量同样，基本上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关系。所不同的，仅仅是“战略互惠关系”把两国关系提升到全球范围。

    笔者认为，今天，中日两国仍应继续强化“战略互惠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应增加战略互信。例如两国应该选择几项具有象征性项目展开合作，这种合作的利益将不局限于两个国家，而且也应有全球性。具体说来，为了创造两国文化互信，中日完全可以共同投资创办新的大学或高等研究机构，全球范围招收学员，用中日文授课；为了创造经济上的互信，两国可以共同投资创办新能源公司，共同开发技术、市场，其利益两国共享。

    但是，今天中日两国经济利益发展到如此广泛领域，必然将会产生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不论哪一方，今后都必须认识到，仅仅重视经济利益是不够的，必须在物质价值交换的基础上，重视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交流，重视价值观念的交流。只有建立在价值观念共有基础之上的合作，才能有持久的信任。

    当然，中日两个民族国家的冲突、对立，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但是，通过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修补，两国可以建立一个冲突“冻结装置”来冻结某些影响两国关系的不稳定因素。至于中日冲突、对立的根本解决，或许只能等待未来超国家主权的东亚共同体的构建。

    今后，非经济领域交流与经济领域交流，应该成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两轮。中日两国不但应该在全球重大问题上展开经济方面的互利互惠合作，而且还应深入开展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层次的交流，通过双方市民社会的互动，加深理解、增强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