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本报报道，一位房客称从邻近安贞医院的出租房内打扫出大量“孝”字牌，怀疑房子里死过病人，于是起诉房屋经纪公司要求退掉这处“凶宅”。告状的人说，租房后当天晚上，他到出租房内打扫卫生，发现屋内有大量的老人过世时使用的“孝”字牌，为此起诉到法院。他认为经纪公司隐瞒房屋真实情况，欺骗租户签订合同骗取租金，应当双倍赔偿。

    这种事儿，以前各地就有过不少判例，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房屋内有人非正常死亡，而房主或中介公司隐瞒了实情，法院多是支持原告退房等要求。

    但是法律上没有“凶宅”的定义，如何认定某一间房子是 “凶宅”，还没有依据。

    某法学教授认为，应该从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去判断 “凶宅”的标准：“比如你是当事人，买房后发现原房主30多岁就得癌症死了，你住进去是不是很忌讳？如果大多数人都忌讳，那就是有悖社会公德，应该尊重这样的民俗。”

    笔者认为，这个官司或者说类似的官司，关键的争议点是在“房主、中介是否说了真话”，而并不是这套房子“是不是凶宅”。

    什么是凶宅？看起来似乎需要“立法”给它定性，不然法院很难判。但这个定性确实很无聊，是死个人就算凶宅，还是惨死才算？算了凶宅之后，多少年才解除“封号”？

    某教授说“大多数人都忌讳”就算，大多数人都忌讳就成了“社会公德”，那么艾滋病大家都忌讳，而我们的“防治艾滋病形象大使”却主动去拥抱患者的身体，濮存昕、蒋雯丽这些人，偏要跟“公德”较劲儿？

    “凶宅”是用来吓唬人的，没吓到别人，先吓到自己。

    笔者作为年过四十的人，假如知道“原房主30多岁就得癌症死了”，心碎还不够呢，怎么都产生不了一点儿教授所说的 “公德”，最多是为自己“好死不如赖活着”庆幸。

    在香港城市中心有一片墓地，有很多墓碑整齐排放，按理说这地方应该是 “公德”忌讳的地方，但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到那里游玩，甚至谈情说爱，你问其原因，那里埋着自己祖先的香港市民会笑着说“安静、风水好”，有人甚至说 “供桌上有水果和点心吃”。孩子们宁愿相信，那些离世的人，生前是朋友，死后也不会变成敌人，一样可以去他“家”做客。

    人死了，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能量，除了能接受哀思，啥都干不了。而我们对死亡太忌讳了、太恐惧了，生怕轮到自己，才会弄出所谓“公德”来，以至于“恨死及屋”房子都跟着倒霉。人总要走到那一步的，谁都脱不了干系，怎么别人死了你就不依不饶的呢？假如全社会都平静看问题的时候，相信房主也没必要隐瞒了，最多是拉着你聊聊思念亲人的话题。

    伟人死了，旧址成了文物；名人死了，故居成了纪念馆；我们老百姓死了，老屋岂不成了永久的“空置房”？那得浪费多少社会资源啊！好在现在没有“凶宅”的标准，相信将来也不会有，如果真有人弄出标准来，那才是没公德呢！

    怪不得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跑医院，那是怕死在家里使房子变成“凶宅”亲人怪罪，万一是没来得及跑出门，唯一能解除这房子“凶宅”称号的办法，那就是像祥林嫂一样捐门槛了吧。

                                                                          法制晚报评论员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