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应该算是我至今看到的最能反映资本市场风险的一件事。因为对于当时刚刚开始认识资本市场的我来说，虽然已经有了对国内股市反复大起大落的认识，但毕竟没有看到过，一个对股市楼市如此有信心的环境，竟会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就转变成普遍弥漫恐慌情绪的环境。更没有看到过被极度追捧的股票可以在几天内就跌去90％以上的。在1997年上半年，香港恒生指数的升幅有50％以上，而在回归后的7月份，竟然又11次创出历史新高。这段时间内的香港同胞都普遍地沉浸于纸面财富快速膨胀的喜悦之中，要想清醒一些也实在不容易。现在想来，这就好比一个人行走在一个狭窄的挤满人的通道中，周围人前行卷起的风就足以推动你不知不觉地往前走。所以要在一片炽热的气氛中保持清醒或许是需要终生修炼的。
实际上，在香港被卷入金融风暴前，还是有不少反映风暴可能来临的蛛丝马迹。只是在一片狂热中，大众不仅没能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嗅出一场大危机爆发的征兆，反而把它们解读成进一步鼓舞市场信心的事实。如在1997年5月泰国发生金融危机，特区政府决定向泰国政府贷出十亿美元，帮助其度过难关时，就没有多少人感到了潜在的危机，香港是否会因此遭受牵连？反而从特区政府的行动中体会到了一种安全感――至少香港现时的经济是无需忧虑的。由于甚少有人从泰铢的大幅贬值中感到危机的临近，所以香港的股市并没有因此停止上升的步伐。
在我的记忆中，港股速跌发生在1997年的十月中下旬。正在深圳的我听到了恒生指数急剧下跌的消息。周围的一些买了港股的同胞，也相互纷纷转告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许多人还指望着股市能够像前几次大幅回落后那样起死回生。我就听到身边有位老兄感慨地说，这时如果有资金就威了。或许这位老兄以前曾靠越跌越买赚过钱。不过这也说明他这时已经没有多少现金了。在十月中下旬，香港恒生指数有好几天都日跌数百甚至上千点，这使得那些依靠孖展炒股的投机客顿时损手损脚，更有人全军尽墨。当时，把十年的炒股盈利在金融风暴中全部陪进去的不在少数，甚至有不少通过高借贷比例炒股的人士还不得不因负债过度难以偿还只好以破产收场。但是，这些个案还仅仅是个体财务出现问题，算不上是金融风暴带来的严重后果。因为银行贷款的偿还有滞后性，股市的急速下跌尚不会马上引起银行出现坏帐，至少楼市还在高位徘徊，股市还有人抢反弹，企业在前期过热时接的订单还可以支撑一个短时间的开工，失业率也不见得立即升高，所以，这时股市泡沫的破灭还没有马上引起经济衰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由于恒生指数短期内下跌过度，在1998年初又大幅度反弹，并创出了历史新高。正当人们憧憬香港经济能够恢复到以前的景气状态时，世界级对冲基金看到了香港经济中的一个主要弱点，即房地产和银行股票占据了很主要的地位。一旦这两方面的泡沫破灭，股市就会出现问题。同时房地产泡沫造成的经济环境恶化，通胀逐步积累，会使得港元远期有贬值压力。如果能够通过大量抛售港币，引起市场对港元贬值的恐慌而争相抛售，特区政府要维持联系汇率的成本就会很高昂。于是对冲基金确定了攻击港元的策略：沽空港元，卖空港元期货，同时，在股市抛售港股，大量沽售期指合约，以此来达到击跨香港市场信心的目的。
沽空港元可以减少市场的美元存量，打击市场对港元的信心；卖空港元期货，可以在港元下跌时大获其利；在股市抛售港股，可以使恒生指数下跌，促使港股的投资者沽货离场；沽售大量指数期货合约，可以在恒生指数下跌后获利，补偿低位抛售股票可能产生的亏损甚至获利。
现代资本市场的虚拟经济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并早就在很大程度上蜕变成投机者的冒险场所。这样的市场最怕的是资金的净流出，最看重的是市场信心和资金的净流入。因有信心就有资金流入，相比之下市场信心就更为重要。对冲基金要靠港元贬值获利，就要设法迫使特区政府放弃联系汇率。只有加速港元的抛售，促使大量资金外流，让特区政府无力承接港元的沽盘，才可以迫使特区政府放弃联系汇率。对冲基金通过沽空港股期指和沽空港元，来重创股市，动摇投资者信心，促使大量资金兑换成外币流出香港，又可以在港元贬值时，大获其利。这样的策略能否奏效，就看特区政府承接港元抛盘的能力了。如果市场真的像对冲基金预期的那样变化，港元大幅贬值，金融市场崩溃，那么对冲基金还可以进一步用获利的港元对那些陷入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进行收购，从而攫取更多的盈利，香港同胞通过多年辛勤劳动积累的财富就会轻易地被人卷走。这就是当时特区政府面对的一个严重后果。
香港历来以具有高度的自由经济环境而著称。在每年世界性市场自由度的评选中，香港总是榜上有名的。所以对冲基金在计算市场的抵抗力时，估计没有想到要把政府强行干预股市的能力计算进去。这或许应验了中国的一句古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所以当特区政府在1998年8月动用手中的外汇储备与对冲基金奋然一博时，几乎全香港人士都大跌眼镜了。特区政府一是通过市场大量买入港股中的指数股，使得恒生指数能够在7000点上下持稳；二是大量承接港元沽盘，保持住联系汇率，三是动用政府权利，大幅提高银行间隔夜拆息利率。这样三招，既可以使对冲基金早先建立的那些期指沽盘难以获利，又可以迫使对冲基金为融资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资金链出现断裂。当双方的招数都使出来后，谁胜谁负就看各自的实力了。
事隔几年后，绝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认识到，香港的金融市场当时之所以能够起死回生，躲过一劫，除了靠特区政府的全力一博外，还与大陆政府的强烈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在当时看来，香港特区政府手中虽有上千亿的外汇储备，经济环境也好过东南亚国家，可世界级投机大鳄在东南亚和台湾等地连连得手后，底气大增，实力也已非同一般。况且在资本市场上，政府干预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特区政府的干预确实带有极大的风险。所以在特区政府出手的开始几天，普通投资者都还不敢贸然加入战团。只是老百姓一时都没有想到，特区政府后面还有大陆政府的3000多亿美元储备作为后盾，同时，特区政府又拥有提高隔夜拆息的权利，可以阻碍对冲基金进一步融资。或许后来对冲基金也意识到大陆政府的潜在力量。所以只好收起原先的狂妄劲，就此收兵，不再斗下去了。
尽管在孙子所谓的庙算阶段，特区政府感到胜算的可能性较大，但在恒生指数节节下挫，港元沽盘汹涌似无止境这样一片悲哀声中，要决定出手干预，也绝对算是兵行险境，要具备巨大的勇气和智谋。按照香港政府的运作程序，如此行动不能秘密操作，必须公示。然而，让人有所不解的是，政府在公示中竟然劝渝市民不要参与他们与大鳄的较量，避免遭受损失。为什么不采取发动群众，壮大己方力量的策略，表面上看是为了避免万一干预失败，而引起法律上的后遗症，实际上也起到了一个威慑对手的作用，即特区政府自信仅靠自己的力量就足以抗衡对冲基金。不管怎样，政府的公示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特色，即把避免法律纠纷，作为全盘考虑中的不能遗漏的重要一点。这就好比股评家在推荐完股票之后，总要加上“以此入市，责任自负”一样。
事后，当特区政府手中的股票大幅增值时，很多人深悔没有跟着特区政府在那几天倾囊入市，否则就可以赚取巨大赢利。实际上，投机市场追涨杀跌的特征，决定了大多数人都会在局势不明朗时选择观战。再说，不是到了大众真正的极度悲观失望，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股票被沽空，港股又怎么会跌到如此地步呢？实际上，类似的情形在几年后香港发生非典时又一次重现，但仍然没有多少人在这期间敢大量建仓。要能够在众人恐慌时保持清醒镇定，敢于出手，或许又是需要终生来修炼的。
香港特区政府干预股市汇市的做法虽然在事后曾被不少人指责为干预自由市场，但因为特区政府的干预事实上挽救了香港的经济，避免了东南亚各国的悲剧在香港重演，也避免了亚洲区货币出现轮番贬值的恶性循环，所以这些指责引不起多大的涟漪。相反，罗德里·琼斯，这位10年前索罗斯亚洲战营中最主要的操盘手之一，现在都坦率地承认特区政府出手是正确的。香港现特首曾荫权曾是当年的财政司司长，是决定进行干预的主要策划者，他现在能够听到当年对手的赞誉之声，我想他一定会有足慰平生之感。
索罗斯一直被指责为是制造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但索罗斯也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说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在金融风暴期间，所有的舆论自然都会偏向受害者。但细思索罗斯的理由之后，也应该承认，当时亚洲地区的经济泡沫确实给人以可乘之机。现在事过十年，我们又从中吸取了什么教训呢？
通过罗德里·琼斯的回忆，我们知道了索罗斯攻击亚洲货币是用了10多个月来部署实施的。这让人感到了现代金融战的一个特点，即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环境中，速战速决似乎已经难以奏效了，不管是要造成市场恐慌或是要造成市场疯狂，都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布局、诱惑、挑动、麻痹大众，最后在市场的极度疯狂中或是在极度恐慌中满载离场。明白了世界级机构的操作都需要用时间换取想要的离场环境，这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
7．结束语
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发生的事，已离我们渐行渐远。但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却是难以磨灭。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有名的金融中心，围绕着经济问题发生的事件似乎更易引人注目。弹丸之地影响大，这或许就是上述几件事让我难以忘却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