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收到一封来信（化名为“JY”），谈及阅读拙著《吴敬琏风雨八十年》（原名《通向彼岸之路》）之后，对“郎咸平现象”以及一些“极左”言论的困惑。对郎咸平我不想针对性地说太多，但对后者，我还是有三言两语，一吐为快：

【JY来信】

尊敬的朱老师：

您好！

非常懊悔自己这么晚才拜读到大作《吴敬琏—风雨八十年》，写这封信时已经阅读了第一遍。吴老先生的高尚品格与铮骨气节堪比历代贤臣，令人敬佩不已。他是当之无愧的民族的脊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现在的心情只能用您所说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来形容。

我才大学毕业不到半年，阅历尚浅，没有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转型期，读了这部大著，心中的困惑越来越多，陷入了混乱的思想矛盾中，无法自拔，所以写这封信向您请教，恳求您的帮助。

我对文中的“郎旋风”启示一节比较感兴趣，很多大学生通过网络对此事有一些了解。郎咸平于2002年6月在《新财富》杂志发表《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一文，文中郎将顾雏军在科龙董事会领12元年薪一事与美国地产大王川普破产后午餐不超10美元相类比，并说：“我听到很多流言说他太过矫情，只是做做戏给股东看而已。当然，我是局外人，不可能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但是当我回顾川普的例子，感觉顾雏军12元的薪酬与川普10美元的午餐费及K-Mart的采购相比，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个善良管理人应该做的事。”，饱含赞美之情。两年之后却以《在“国退民进”的盛筵中狂欢》炮轰顾，态度反差甚大，媒体追问其缘由也未给出正面回答。从这一点看，也许宋秦的“高价请郎捉刀”之说并非空穴来风。郎很可能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同时，我也怀疑郎咸平为国企开出的药方——“信托责任”的效果。仅靠道德约束怎会打破垄断，造福民众？那样做最后只会国企不“国”，成为权贵资本繁衍的温床，国有资产流失会更加严重，官员腐败冠冕堂皇，纯属亡党亡国之举。

然而，否定郎咸平却使我更加迷茫，因为“郎顾之争”最后以顾雏军锒铛入狱收场。郎咸平顺势获得了“民心”，尤其是广大产业工人，对他推崇备至。虽然其八大罪状与国企改革并无关联，但国企改革的公平性与正义性受到质疑。如果“国退民进”就是这么简单的MBO，实在太令人心寒了。

我将心中的困惑向同学倾诉，他便极力推荐了“乌有之乡”这个网站。浏览一下发现里面充斥着“极左”言论。以左大培、郎咸平为首的“经济学者”肆意放大社会矛盾，借机叫嚣“国进民退”。和该同学争辩国企改革时，我感觉到他们其实十分清楚大型国企垄断的危害（比如中石油），但主张涉及国计民生的垄断国企必须垄断，却不是现在这种“垄断为己”的垄断，而是使用毛泽东时期的管理办法——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以“人治”代替“法治”，实行计划定价，如此一来集权领导人将原油单价降下几毛钱、几块钱也不是难事，不仅百姓得到实惠，企业也有利润空间，再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一举多得；同时以目前互联网等手段监督一个人（集权者）很容易，相较于监督若干个民企，监管成本低很多，而且无需政治改革。这种观点和吴老先生提倡的“法治化的市场”完全南辕北辙，但自己理论水平有限，不知该论断的根本症结所在。目前我不再登陆“乌有之乡”了，因为自己的境况不好，母亲也饱受民企压榨，再听他们的说教恐怕会滑向“极左”边缘。虽然如此，上述的困惑却仍然无法释怀。

另外，吴老先生和张维迎院长在《未来30年》一书中均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恰当其时，应以民主、法治保卫改革开放胜利果实；《炎黄春秋》杂志也积极响应温总理深圳讲话，谏言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学生斗胆请教一个问题：这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如顾准先生所提倡的“多元主义”，更确切地说不要“直接民主”，而是“精神贵族”们轮流坐庄？如果不是，那么未来的政治体制是怎样的一幅蓝图？；如果是，那么目前薄熙来市长以“毛泽东思想”指导重庆工作，高调恢复红色传统，大有全面“复古”之势，习副主席均表支持，这是否多少反映了习主席的想法？有何应对之策？

这本大著读之越深，越感自己学力不逮。我一定仔细阅读，改造思想，努力做一个您在后记中所言的“智者的同道者”。被“极左”思想毒害的青年很多，恳请您的指导，为受蒙蔽的大众指引方向。信中如有不敬之处，请您原谅！

祝您：

      事业有成！

                                                                 学生：JY

晚十二时

【我的回信】

JY兄，你好！

来信已阅。兄曰“求助”，愧哉！在下才疏学浅，对诸多问题难以通透，岂敢妄自尊大，充当人生导师？仅与兄试做如下交流。不当之处，诚望见谅。

兄之所感所虑，余亦心有戚戚焉。信中引述的一些“极左”言论或情绪，恰具某种危险的民粹倾向。国人素来有将个人幸福寄托于清官、明君的传统，本质上这是对专制强权的迷信。专制强权的对立面，是以宪政法治和市场经济为基石的现代民主制度。由于宪政法治和市场经济在一个积重难返的后农业社会建立和完善起来很难、很慢（故有“转型”一说），眼下看来还很乏力，甚至被尚存的传统所扭曲，从而局部异化（例如：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以及种种腐败、违法、失信等不良现象），导致人们（尤其是有着更强烈的公平诉求的弱势群体）对建立之中的宪政法治和市场经济、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功效产生了不信任感，以至于怀疑其方向的正确性。在被扭曲的情境之下，回过头去怀念旧体制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就会认为，还是专制强权（人治）更适合中国（本质是认为那样对老百姓更“公平”），而距离当下最近、也最容易拿来比较的一个时期，无疑就是毛时代了。这就是“极左”或民粹倾向的群体之所以存在并高举“毛”旗的原因，也是上串下跳、左右逢源的“郎咸平们”真正庞大的“市场”所在。

对此，必须看到硬币的两面。一方面，这种情绪背后强烈的公平诉求我们必须正视，毫无疑问于社会进步还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因一时功效而断然否定改革方向，就这一点来讲，我们又确实很难去理性地告诫什么，只好援引上世纪初一位著名民主革命家的谆谆之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可以相信的是，诚如诸多“复辟”者早已化作历史的尘埃，从更远的未来再看今天的话，返回毛时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退一万步讲，即便“返回”，也不过是短暂的回光返照）。

但就眼下看，危险的确又实实在在地潜伏着。中国改革已至深水区，全球经济则阴霾未散，值此内忧外患之际，令人担心的，恰恰是权贵与民粹的“朝野互动”，可能使近现代中国“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重演（尽管如前所言，以更宽的历史尺度来看，“复辟”的确会是短暂的）。倘若毛氏强权（所谓“大民主”）卷土重来，中国（核心是“中国人”）必将再度经历一段“痛史”……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要终结权贵资本垄断朝野的现实，防止权贵利用民粹让历史倒退，实现“民富国强”（其中关键是“民富”），唯有真正建立吴敬琏、江平等疾呼的“法治市场经济”（其中“法治”必须上升到宪政层面）。前三十年，中国主抓的是“经济改革”，由于缺少“政治改革”的配套推进，导致了前述扭曲或异化。因此，政治与经济的改革并驾齐驱乃当务之急。政治上，亟需启动基于宪政和法治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收入分配公平；经济上，关键是继续建立、健全、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如此，则社会和谐稳定与经济持续发展可期。

对于明天，盲目的乐观和盲目的悲观都不可取。只能说，“希望她好，准备她坏”吧！就身处洪流之中的个体而言，你我都是如此渺小，不过至少我们可以选择：是随波逐流、盲信盲从，还是搏击风流、顺势而为？

当清醒者逐渐多起来、多到糊涂蛋们“不好意思”的时候，我们就无须再向谁“求助”什么“答案”了。

你说呢？

祝好。

朱敏凌晨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