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高饶事件 （8）
高、饶成了众矢之的
四中全会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人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了他们的问题。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作报告，针对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着重强调了增强党的团结。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位同志作了重要发言，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高岗和饶漱石分别作了一般性的检讨。全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在压抑、烦躁、气闷，浑身不自在之中度过了几天的高岗，终于挨到了会议结束的一天2月10日。当《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致通过的时候，高岗也举了手，但他举起这只手，好象是被一种浪涛浮力托上来的。他这时脑子里尽是周恩来发言中的那些名词、那些短语，什么“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野心家”、“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暗中挑拨”、“非法活动”等等，乱糟糟地在脑子里搅作了一团。
陈云的讲话对高岗的震动极大，他说：“过去出过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显而易见，陈云在警告高岗不要走上张国焘的覆辙。接着，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他明确表示高岗的检查“还不完全，还不深刻”。
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中央书记处决定，2月中旬，分头召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
这两个座谈会的主旨，主要是揭发和核实有关高岗、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材料，高、饶本人，也可以在会上进行交代和作自我批评。
2月25日，在周恩来主持的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周恩来综合43人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进行了总结发言：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章，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八、在中苏关系上，搬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
此外，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
高岗在听完周恩来的讲话后，尤为敏感的是自己已不再被称为同志而是直呼其名，根据党内斗争的经验，问题的性质已经朝着恶劣的方向发展。这个座谈会，他成了众矢之的，昔日的尊严和高傲荡然无存。
2月26日，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为送审周恩来的发言提纲致信在杭州休假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毛泽东。2月28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恩来同志2月25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
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3月3日，中共中央将提纲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书记，党中央各部委部长和主要负责人，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书记，军委各部门首长和军以上党委书记，指示他们亲自收存，准备向各地委书记和军党委以上干部作口头传达时用。
3月4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2月28日致刘少奇信中的指示精神，在有2400人出席的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报告。
饶漱石问题座谈会
就在1954年2月25日，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同时，邓小平(政务院副总理)、陈毅(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谭震林(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主持了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会议共开了七次，前四次着重对证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第五、六次是到会同志对饶漱石的错误进行揭发，第七次是饶漱石进行自我批评，最后由邓小平和陈毅发言。
参加座谈会的是华东的干部，都是些当年在新四军、华中局、华东局工作过的人。
邓小平宣布开会后，就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旁听。因为他不是华东出身。
陈毅因为历史上长期和饶漱石对立，此时也不便过早地讲话。
谭震林脾气急，以主持人的身份动员说：“大家都是老熟人了，发言不要有顾虑。按照（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揭发、批评饶漱石同志的问题。知道什么讲什么，知道多少讲多少，老账新账一起算！……谁呀，谁开头一炮？”
曾是华东老资格的领导人曾山首先打破了沉默：“据我了解，新四军时，饶漱石就利用种种手段，在党内，在领导班子内，制造不和，破坏团结。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和陈毅同志的关系上。”
曾山接着说：“……后来中央来电报，陈毅要走。我即向饶漱石讲：陈走了怎么办呢？饶漱石讲：中央要调，有什么办法呢？我一直蒙在鼓里，最近才知道，原来是饶漱石向中央发了电报。”
曾山话音刚落，曾任新四军参谋长的赖传珠就接上了：“饶陈的矛盾，实质是饶漱石以小人之心对待陈毅同志，争夺个人权力。刘少奇同志临走时，曾向陈毅、饶漱石、我和黄克诚同志当面交代：新四军的领导中心应是陈毅。但饶漱石就是不宣布这一决定。饶漱石这是利用我党书记、政治委员是领导中心的一般习惯，故意造成一种假象，他饶漱石是新四军的中心。‘饶牧师’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权势欲，厉害得很哟！”
赖传珠“饶牧师”的叫法，引起了一点小小的活跃。原来，饶漱石刚到新四军时，留着山羊胡子，穿着长袍，活像基督教的牧师。因而在领导层中，就给他起了个“牧师”的绰号。接着，曾任新四军代军长的张云逸发言道：“我曾不止一次听到饶漱石煽动干部反陈毅。他还散布了许多有损陈毅同志威信的流言蜚语，说什么陈毅历史上一贯反毛主席，现在又反少奇同志……饶漱石一手制造了‘黄花塘事件’后，挤走陈毅已成定局。关于陈毅要调走，那时我有点害怕，那么大部队，我怕担负不了。记得那时饶漱石曾经打电报要我用代军长的名义。我说不要，我的名字没有陈毅同志的名字好。饶漱石轻蔑地说，死了张屠户，就吃混毛猪。怕什么，我支持你！很明显，他是拉人打击陈毅同志。”
粟裕任过新四军一师师长兼政委、华中野战军代司令员，长期和陈毅、饶漱石共事。他发言说：“饶漱石在同志关系上是很庸俗的。我看到很多，也有亲身经历过的。在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的时候，饶跟我讲过几次，‘现在还是陈毅负责，将来你要负主要责任。’职务的事，是中央决定的嘛，你饶漱石说了就算数？你饶漱石凭什么封官许愿？这完全是一种拉拢手段。”
发言的同志一个接一个，揭发的事实越来越多。陈毅再也忍不住了，放开嗓门大声说道：“苍天有眼，今天总算看到事实真相了！”
陈毅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同志们就‘黄花塘事件’揭发了很多情况，为我陈毅说了不少好话、公道话，我很感动。但是，我要说，我陈毅不是完人，‘黄花塘事件’我也是有错误的。我历史上也犯过错误，红四军时期反对过毛主席，反对错了，这个，我什么时候都认账。‘黄花塘事件’中，我的错误是当时对中央有意见，主要是对中央派饶漱石来做华中局书记、政治委员不满意。感到中央是不是对我不信任？倒不是想争一个官做，而是关于井冈山时代的那个斗争我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老干部包袱重，归根结底，这是我的党性不纯！我到延安后感受最深的是，中央对我是信任的。对一个干部不是因为历史上有过什么争执就改变了看法。我这个20年的老党员，有这样那样的猜测完全不对。今天看来，应该感谢黄花塘那一次斗争，对我很有好处，使我以后讲话比较慎重了一点。这就是我的教训。今天我们揭发饶漱石同志，我要先做自我批评，先检讨自己的错误。不能因为饶出了问题就放过了自己的错误。我和饶漱石各有各的账，谁都不能赖。”
陈毅的目光扫遍全场，最后停留在饶漱石身上：“但是，有些话，我今天还是要说明白。有些事实真相，今天也要彻底澄清。黑锅，总不能背一辈子！”
陈毅从身上掏出一份电报，扬了扬，声音激动起来：“就是这份电报，我到延安后，毛主席对我说，饶漱石他们发来电报告你的状，你看不看？要看就给你看，但你最好不看。我说，那我就不看。这次揭发饶漱石，中央办公厅把这份电报公开出来，我才第一次看到。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接着，陈毅念道：“自少奇同志赴延安及中央委托我代书记与政治委员后，陈毅同志对刘对我（甚至有时误会毛对他不谅解），发生种种离奇猜测。”陈毅念完这段，稍微停顿，还没说什么，饶漱石就抢先承认了：“陈毅同志，对你不起，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
陈毅没有理会，继续念道：“在处理干部与各师不团结问题时，常需要我唱白脸而自己唱红脸。但当我顺利地说服解决后，他又暗中以极不应有的态度造成干部对我个人不满（如他对曾希圣、张云逸同志等）。”
当时任新四军第七师政委的曾希圣大声插话：“这是捏造！”
张云逸也大声说：“这不符合事实！”
陈毅白了饶漱石一眼，继续念电报：“今年初军部到路东，陈脱离军部到四十里外地方玩三个月。待我俘韩请求他回来讨论，才回到军部。不久他又赴四师。”念到这里，陈毅恼怒得拍案而起：“饶说我到路东玩了三个月，这完全是造谣！少奇同志在华中时，天天讲：你这个痔疮要治一治。我说环境这样紧张，一开刀以后，假若有一个大‘扫荡’，用担架抬着怎么办？少奇同志走了以后，华中局决定我离开二十天去治疗。后来决定我处理韩德勤问题，派担架接我到了四师。饶漱石，我讲的是不是事实？”
饶漱石被迫点点头。
陈毅接着念下去：“当陈在医院时，即曾和潘汉年密谈，对潘方面广播反我的行为，不加制止，反秘密支持。当政治首长来讨论工作时，潘则多方广播我好个人独裁，好打击人，军长无事可做终日下棋等，而陈更以不严正之态度来证实潘的言论。我虽苦极，但仍力持严正与忍耐的态度，并决心下乡调查，将一切工作交陈负责，并限期警告潘的活动连起来了（原电如此），请他设法制止。”
念到此，陈毅把电报往桌上一丢，批驳开来：“饶下乡回来后……他说：我知道我下乡你们一定爆发斗争，果不其然！这是饶的诡计。现在有很多同志还可以证明，他故意布置了一个陷阱，诱人上钩。”
陈毅抓起电报继续念道：“我下乡不久，陈潘活动即表面化，一方面设法疏远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对我的关系，一方面示意政治部各部长正式批评华中局对军政治部的领导，最后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二十余名各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军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在会议中潘做全面系统发言，陈做结论，指出潘完全是正确的。”
陈毅念完这段，气愤地看了饶漱石一眼，说：“把我和潘汉年联系起来，这完全是冤枉。我今天还要喊大老爷冤枉！潘汉年在苏区，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他到新四军是做客，不是新四军的干部，我怎么能向他讲反毛反刘的问题呢？相反，你们两个在莫斯科是很好的朋友，一起做鬼脸，讲笑话，非常亲近。后来处理这个问题时，你不指责潘汉年，要我指责潘汉年。我做白脸，我批评潘汉年，你装做红脸，说潘汉年没有什么，他是个老同志，说话随便。来了这一套！潘汉年在下面反饶根本与我不相干。我不向张云逸、曾山、赖传珠同志讲，不向谭震林、黄克诚同志讲，对这些负实际责任的同志我不讲，向潘汉年去讲有什么用呢？从这些关系看，饶完全是个阴谋：就是借着反对潘汉年，有意无意地把这联系在我的头上。表面上打潘，但是暗地里打在我的头上。”
陈毅冲着饶漱石责问：“电报说我在医院里跟潘汉年密谈。既是密谈，你又没有参加，你怎么晓得呢？”
饶漱石红着脸，一声不吭。陈毅停下不说了，等他回答。半晌，饶漱石结结巴巴地回答：“……密谈是我的推测……”
陈毅盯着电报看了一眼，轻蔑地“哼”了一声：“‘我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好一个无愧！饶漱石同志，你这样对待我，这样对待同志，还大言不惭地说德方面无愧，还有党性吗？还有天理良心吗？当时我就警告过你：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的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事实怎么样？真是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2月23日，座谈会安排饶漱石做自我批评。
座谈会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
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就座谈会情况报告中央，对饶漱石的问题归纳出四项结论：
一、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二、饶漱石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不是一般性的，有其特殊之点。他善于伪装，多年来以守法克已的伪装，在党内施展阴谋，争夺权位，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在伸手时亦常以伪善面目出现，以各种方法利用别人为其火中取栗。饶漱石的基本思想是不承认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统一的革命政党，而是把党看成派系林立的集团，认为投机取巧，运用手段，就可以凌驾一切。
三、饶漱石在党内进行争夺权位的斗争中采用了与党的作风完全相反的一套办法，把这些丑恶的所谓权术搬到党内来施展。
四、饶漱石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
3月12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在第四页上‘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
3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的报告。次日，中共中央将报告转发各地，转发范围及指示内容与转发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发言提纲完全一样。
饶漱石和高岗一样，被停止一切职务，隔离审查。
饶漱石花了半年时间，字斟句酌地写出一份二万多字的书面检查，主要交代了四个问题上的“错误”：
一、黄花塘事件 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和一向反对政治委员等“罪名”，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
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 1949年底，大区筹建军政委员会，他明知毛主席、党中央要陈毅任主席之职，却在陈毅谦让时，玩弄“合法”手段骗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
三、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的问题 承认当时自己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不信任他，而想从毛主席口中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
四、在中组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 承认当时自己“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与高岗的反党活动作了配合。
检查的结尾处，承认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自己扣了八顶“帽子”：１、利用弱点，小题大做，打击别人，抬高自己；２、造谣挑拨，上欺下瞒，当面扯谎，矢口抵赖；３、运用资产阶级的权术到党内斗争中来；４、宗派主义；５、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６、处心积虑，文过饰非，吹嘘自己，沽名钓誉；７、地方主义，分散主义；８、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此后，饶漱石就无所事事，等候处理，除偶尔去附近的景山公园散散步外，足不出户。
周恩来的发言提纲和邓小平的报告转发后，各地按照中央的指示开始进行传达。传达到了县团级干部。
经过党内5个多月自上而下的逐级传达，向全党传达高饶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195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党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决定将高岗、饶漱石的罪恶行为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进行传达。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在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亦应由党的负责同志将高岗、饶漱石问题向他们作适当的通知。这一传达工作，应在9月底以前结束，并将结果上报。
(注： 欢迎广大网友提供意见，若有意见不便公开说，也可与我联系。联系信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