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广州市政府提出城市建设目标任务:“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到2010年一大变” ，借亚运东风，这一目标的实现，差强人意。事实上，在70多年前的广州，就有人实现过“七年一大变”的绘图，这就是素有“南天王”之称的广东军阀陈济棠。
其实，陈济棠创造这一奇迹的环境并不好。陈济棠上台时，正值一场规模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这场灾难长达4年之久，波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欧美失业者达3000多万人。中国对外贸易前沿广东省，不可避免地大受影响，原先作为地方税收支柱的进出口贸易萎靡不振。另一方面，广东经过连年动荡（商团反叛、东征南讨、省港大罢工、国共分裂及粤桂战争等），商业凋零，经济非常困难。广东所欠内外债，从民国元年算起，已累积达2亿元。而且，广东的工业结构中，现代工业的成分并不多，效益较低的传统手工业仍占主体。陈济棠的15万军队和政府机构，却需要巨额经费开支。据统计，1927年以来，广东每年财政赤字达70万元，军队欠饷三至五个月。
陈济棠上任之初，就将目光集中在广东经济建设方面。在他主政期间，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制订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法规。但同时，他也让烟、赌、娼畸形发展，以增加财政收入。他的政策是，对工商业轻税薄赋，烟、赌、娼则重征赋税。受这一政策影响，广在西村和河南两区大力兴办各种企业。西村工业区内的主要工厂有士敏土（水泥）厂、肥田料厂、汽水啤酒厂、硫酸厂、电解厂、燃料厂等。其中士敏土厂的设备购自荷兰；硫酸厂和电解厂的设备购自美国；肥田料厂的设备除少量自造外，多数购自英、美，在当时均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因而，仅士敏土厂年利润便高达1700万元。河南工业区内主要是纺织厂，有棉织厂、丝织厂、麻织厂、毛织厂等。这类工厂通常规模较大，有的厂员工近两千。
在其它区域，广州市也有一批现代工厂，其中办得最成功、利润最大的当数制糖厂。广东自古就是蔗糖产区，只因生产手段原始，土糖无法与洋糖竞争。1929年中国关税自主后，粤海关将洋糖进口税由每担0.32海关两提高到0.8海关两，以后又两度增税，使税率达100%。与此同时，陈济棠指令兴办糖厂同洋糖争利，仅广州就建有市头糖厂和新造糖厂，并附设酒精厂。 1934年下半年，广东缉私舰运回来的“无烟糖”就有3万多吨，共获利345万余元。直到广东本省一个又一个糖厂投产后，走私糖的势头方渐受扼制。广东最早建成的３家糖厂，每年可得利3000万元。广东味精工业也是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广州茶楼众多，酒家林立，民国初年日本“味之素”便行销市场。1923年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上海味精工业随之兴起，当抵制日货运动遍及全国时，上海味精取代了日本“味之素”在广州的地位。 陈济棠主粤时期，还在广东兴办了一批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基础工业、军事工业。基础工业中较具影响的有南石头钢铁厂、火力电厂、自来水厂、南石头造纸厂（后改名广州造纸厂）等。军事工业方面，有当时中国最大的手榴弹制造厂和造炮的琶江兵工厂，并扩建了洋务运动时创办的石井兵器厂。
与此同时，陈济棠对航空等现代企业也非常重视，他拥有一支在当时相当强大的空军（6个中队，100多架飞机），又多次强调要发展民航。粤港澳三地间的交通往来，除广九铁路外，就是依靠内河航运，陈济棠时期方有了航空运输。1930年12月，广州至香港首次通航；1932年夏，广东成立西南航空公司，从国外购置了一批飞机，增开国内和国际航线。
在对外贸易方面，陈济棠很注意谋求侨商的支持，认为这是 “发展国内经济、救济百业之要首”。1933年2月15日，是海珠桥通车典礼的日子，广东国货展览会同期举行。陈济棠利用这一机会，派省港大新公司总经理蔡昌前往港澳，邀请和组织殷实商户回粤参观，以吸引他们回乡兴办实业。2月25日，一个以香港糖商总会会长莫应桂为团长的"港澳华侨回国参观团"抵达广州，成员包括港澳一些行业商会的主席、董事，各公司的经理和教育界、报界代表共100多人。通过一系列吸引侨商的活动，侨资源源流入广东。不计私人银行，1933年广东经官办银行汇入的侨汇就达粤币25380万元，占全国侨汇总额的84.26%。1935年，广东侨汇及华侨投资达55000万元，对本地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工商业的发展在促进民生的同时，也促进了广州市容的改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横跨珠江的海珠桥建成，这是当时闻名全国的一项重大工程。广州人耳熟能详的爱群大厦也是在此时奠基落成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济棠对教育的重视。 1932年，陈济棠颁布了《广东三年施政计划》，明确规定"三年计划系以经济为重心"。又强调“教育是立国之本”，阐明：“物质建设，精神建设，须均衡发展，不宜偏重物质建设。” 陈济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和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大批提拔重用。在他所办的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中，有众多知识分子主持事务，受到的待遇相当优厚。陈济棠办教育，主张“实用”--学生走出校门便能参加实际工作。这一时期，广东的中小学校普遍增设职业课，开办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和成人教育也有很大发展。
这一重视教育的理念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当时，广东的教育经费占全省预算的10.8％。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等10所高等学府的基本建设均得到扩展，还扩建了襄力勤大学、广东陆军军医大学、广东国医学院、省立专科学校等。另外，省立农业、水产、美术、音乐等４所专科学校也在着手筹办。文教事业的兴盛，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陈济棠主政之初，广东官办省营企业只有5万元资本，8年间全省新建省营现代企业20多家，为全国各省同类企业之冠，总资本达7000万元。民营企业也从几百家发展到2000余家，其中新式企业达350余家；总资本从1929年的654万元，发展到1936年的1500万元。这些，是在世界经济全方位不景气的阶段取得的成绩，极为不易。
遗憾的是，广州在这动乱时期难得的有一段短暂的繁荣毕竟敌不过整个国家的风雨飘摇。1931年,日军入侵东北,面对外敌,宁粤统一、全民族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1936年5月12日,随着陈济棠的靠山、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猝死,南京中央和以广东为首的西南联盟之间的矛盾升级。陈济棠不甘心放弃经营了多年的广东,开始联合李宗仁,以抗日反蒋为名筹划发动“两广事变”,意欲取蒋介石而代之。谁料,蒋介石收买了陈的高级将领余汉谋、张达,7月18日,各种飞机共72架先后飞到南昌机场投蒋。空军飞走了、海军拉走了,陆军第一军倒戈,1936年7月17日,陈济棠不战而败,召开紧急会议宣布立即下野。两天后,陈济棠身携2600万元巨款,从黄埔鱼珠炮台登上海虎号军舰,黯然离开广州,踏上逃亡香港的路程。次年,全面抗战爆发,陈济棠从欧洲回国,为蒋介石政府捐出巨额金钱物资。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济棠奉命为两广宣慰使,由重庆回到广州。1949年被任命为海南行政长官,直至1949年4月,海南岛解放,撤往台湾。1954年11月3日,他在台湾为设立德明中学选校址的途中,突然脑血管栓塞去世,时年64岁。
邓小平曾对陈济棠后人说过这样的话：“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这应该是历史对这位军阀的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