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为书法研究开出生面
贺宏亮
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的白谦慎教授，是近年来在中西方学界都非常活跃的理论家。他研究书法，以艺术社会学的眼光从傅山入手讨论书法的修辞问题及在明清之际的嬗变，从重庆乡野一个理发店的招牌引出对有关书法经典问题和艺术体制的独特思考。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当代书法现象的评论及对二十世纪书法名家的个案分析。他的专著《傅山的世界》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多篇论文发表于欧美主流汉学和艺术史刊物，极大推进了书法学术研究的深度，使书法研究在人文学科领域获得了声誉。新世纪十年来，白谦慎先生在大陆先后出版了四本著作，分别是：《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初版；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三联书店，2006年版），以及2010年荣宝斋出版社新出的《白谦慎书法论文选》。
新出版的《白谦慎书法论文选》共收入论文二十篇，写作的时间跨度近三十年。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明清书法研究；第二部分是对二十世纪书法现象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近现代书法家、篆刻家的个案研究；第四部分为关于书法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探讨；第五部分是对海外中国书法篆刻的收藏和研究、西方学术体制和规范的介绍。本书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白谦慎先生的学术领域、研究课题及所取得的成就，对所涉及的研究课题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和精彩的论述，得出许多重要结论，为颇为沉寂和边缘的当代书法研究开出了生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笔者以下将对本书的研究特色略加评述。
一、新方法的使用。本书几篇重头文章的最大特色，是在书法史研究中引入当代人文学科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例如，《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使用的材料，与《傅山的世界》和《傅山的交往和应酬》二书颇有重合之处，但理论关怀和视角却有较大不同。本文借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的概念，以傅山为例分析文化精英的日常生活。作者提出，当傅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由于满清入主中原而受到严重侵害时，他的文化声望却一直在持续地上升。文化资本除了有自身的积累和运作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它还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之外。傅山的文化地位和名望给予他大量的文化资本；并且，他对于使用这些资源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具有清醒的意识。文化资本使得傅山在其交往圈中扮演了一个活跃的甚至可以说是主导性的角色。这一主导性的角色直接挑战了艺术社会史研究中的“艺术家——赞助人”模式。该理论模式往往假定赞助人在艺术创作中占有主导地位并给予艺术家极大影响。而傅山个案提供了一个与之恰恰相反的例证：文人艺术家才是艺术趣味的真正仲裁者。《17世纪中国艺术中的疾病、残疾与畸形》一文则在文末明确提出作者受到福柯《词与物》中关于“疾病”、“医学考古学”的启发，论述在17世纪书画、篆刻艺术中那些有关身体的陈述主要是“象征性”的，“在一个萦绕着挫折、愧疚、遗憾和失望情绪的环境中，身体和心理方面的问题被转换成可能带有政治色彩的符号。”本书作者对新方法的使用非常贴切，游刃有余而毫无炫技之感，确实以新视角看出了新问题，获得了新知识。
二、新材料的发掘。作者非常重视新材料的发掘工作，他极力反对那种仅凭几件代表作品和几段摘录文献就大发议论的“万金油”似的治学方式，而采取“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方式去做“竭泽而渔”的文献准备工作。在阅读本书关于傅山和吴大澂等人的研究文字中，读者随时能感受到作者对于相关史料所下的深厚功夫。《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一文中，作者除了大量引用近十多年中新出版的《傅山全书》、《傅山全书补编》中的材料，还使用了已故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九庵所藏未曾公开发表的傅山1650年左右讨论关于经营酒业的信札照片，及作者本人在港台海外收集的许多极为珍贵的傅山资料（如傅山写给魏一鳌的十八通信札）。有关考据的课题，也得益于一些新材料的发现，如关于八大山人花押“三月十九”的考释是靠了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善本书资料的功劳。而在讨论傅山五言诗《作字示儿孙》的长跋时，作者在乾隆年间张耀先刻《霜红龛集》及傅山孙子傅莲苏的友人王又朴《诗礼堂杂纂》中找到证据，肯定了傅山在跋中提到的是“偶得赵子昂香山诗墨迹”，而非《霜红龛集》的不少版本中所载的“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
三、新问题的提出。和此前的有关书法史研究相比较，作者所具有的一个很大特色就是学科跨界的眼光。作者有开放的视野，力求打通文史哲之间甚至书法史和科技史之间的隔阂（如《八大山人花押“十有三月”考释》一文中对先秦历法的讨论），强调所有学科的相互关联。本书所收文章，既有艺术史研究最常用的风格分析，还借鉴了政治学、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印刷文化、学术思想史、身体史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提出了很多前人未曾考虑过的问题。如：“文化资本”如何使用？“文人艺术家”与“职业艺术家”之间有没有明显的区别？明清鼎革后，明遗民的艺术是如何回应了当时的政治情势？政治环境和艺术品味之间有着何种关系？17世纪艺术中的健康问题的陈述的语境和潜在的寓意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把书法史与人文科学的前沿研究紧密结合，极大拓展了书法史研究的课题范围。
在学术风气颇为浮躁的今天，谈玄的著作太多，论学的著作太少。本书是一本认真论学的扎实之作，是当今书法研究的重要成果。本书作者在他的书法史研究中，不但对艺术家和作品极为熟悉，各种相关的文集、信札、杂著、方志等等，也了然于心，信手拈来，把一连串的细节编织到历史的情境之中，为读者复原了明清之际的艺术史长卷。作者对当代书法现象的评论、对现代名家的个案分析，胜义纷披，洞见迭出。他撰写绍介文字，促进中西方学界关于中国书法在学术层面的交流，积极推进书法研究中学术规范的建立和完善。近年来，作者利用假期每年均回到大陆，讲学交流，参与研讨，查找资料，对当代书法研究的推进出力尤多。笔者相信，这部著作的出版为当代书法理论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它所传播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将会对书法史研究和书法理论的发展产生较为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刊载于《中国书画》2010年第10期
为书法研究开出生面
贺宏亮
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的白谦慎教授，是近年来在中西方学界都非常活跃的理论家。他研究书法，以艺术社会学的眼光从傅山入手讨论书法的修辞问题及在明清之际的嬗变，从重庆乡野一个理发店的招牌引出对有关书法经典问题和艺术体制的独特思考。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当代书法现象的评论及对二十世纪书法名家的个案分析。他的专著《傅山的世界》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多篇论文发表于欧美主流汉学和艺术史刊物，极大推进了书法学术研究的深度，使书法研究在人文学科领域获得了声誉。新世纪十年来，白谦慎先生在大陆先后出版了四本著作，分别是：《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初版；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三联书店，2006年版），以及2010年荣宝斋出版社新出的《白谦慎书法论文选》。
新出版的《白谦慎书法论文选》共收入论文二十篇，写作的时间跨度近三十年。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明清书法研究；第二部分是对二十世纪书法现象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近现代书法家、篆刻家的个案研究；第四部分为关于书法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探讨；第五部分是对海外中国书法篆刻的收藏和研究、西方学术体制和规范的介绍。本书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白谦慎先生的学术领域、研究课题及所取得的成就，对所涉及的研究课题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和精彩的论述，得出许多重要结论，为颇为沉寂和边缘的当代书法研究开出了生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笔者以下将对本书的研究特色略加评述。
一、新方法的使用。本书几篇重头文章的最大特色，是在书法史研究中引入当代人文学科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例如，《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使用的材料，与《傅山的世界》和《傅山的交往和应酬》二书颇有重合之处，但理论关怀和视角却有较大不同。本文借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的概念，以傅山为例分析文化精英的日常生活。作者提出，当傅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由于满清入主中原而受到严重侵害时，他的文化声望却一直在持续地上升。文化资本除了有自身的积累和运作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它还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之外。傅山的文化地位和名望给予他大量的文化资本；并且，他对于使用这些资源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具有清醒的意识。文化资本使得傅山在其交往圈中扮演了一个活跃的甚至可以说是主导性的角色。这一主导性的角色直接挑战了艺术社会史研究中的“艺术家——赞助人”模式。该理论模式往往假定赞助人在艺术创作中占有主导地位并给予艺术家极大影响。而傅山个案提供了一个与之恰恰相反的例证：文人艺术家才是艺术趣味的真正仲裁者。《17世纪中国艺术中的疾病、残疾与畸形》一文则在文末明确提出作者受到福柯《词与物》中关于“疾病”、“医学考古学”的启发，论述在17世纪书画、篆刻艺术中那些有关身体的陈述主要是“象征性”的，“在一个萦绕着挫折、愧疚、遗憾和失望情绪的环境中，身体和心理方面的问题被转换成可能带有政治色彩的符号。”本书作者对新方法的使用非常贴切，游刃有余而毫无炫技之感，确实以新视角看出了新问题，获得了新知识。
二、新材料的发掘。作者非常重视新材料的发掘工作，他极力反对那种仅凭几件代表作品和几段摘录文献就大发议论的“万金油”似的治学方式，而采取“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方式去做“竭泽而渔”的文献准备工作。在阅读本书关于傅山和吴大澂等人的研究文字中，读者随时能感受到作者对于相关史料所下的深厚功夫。《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一文中，作者除了大量引用近十多年中新出版的《傅山全书》、《傅山全书补编》中的材料，还使用了已故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九庵所藏未曾公开发表的傅山1650年左右讨论关于经营酒业的信札照片，及作者本人在港台海外收集的许多极为珍贵的傅山资料（如傅山写给魏一鳌的十八通信札）。有关考据的课题，也得益于一些新材料的发现，如关于八大山人花押“三月十九”的考释是靠了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善本书资料的功劳。而在讨论傅山五言诗《作字示儿孙》的长跋时，作者在乾隆年间张耀先刻《霜红龛集》及傅山孙子傅莲苏的友人王又朴《诗礼堂杂纂》中找到证据，肯定了傅山在跋中提到的是“偶得赵子昂香山诗墨迹”，而非《霜红龛集》的不少版本中所载的“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
三、新问题的提出。和此前的有关书法史研究相比较，作者所具有的一个很大特色就是学科跨界的眼光。作者有开放的视野，力求打通文史哲之间甚至书法史和科技史之间的隔阂（如《八大山人花押“十有三月”考释》一文中对先秦历法的讨论），强调所有学科的相互关联。本书所收文章，既有艺术史研究最常用的风格分析，还借鉴了政治学、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印刷文化、学术思想史、身体史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提出了很多前人未曾考虑过的问题。如：“文化资本”如何使用？“文人艺术家”与“职业艺术家”之间有没有明显的区别？明清鼎革后，明遗民的艺术是如何回应了当时的政治情势？政治环境和艺术品味之间有着何种关系？17世纪艺术中的健康问题的陈述的语境和潜在的寓意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把书法史与人文科学的前沿研究紧密结合，极大拓展了书法史研究的课题范围。
在学术风气颇为浮躁的今天，谈玄的著作太多，论学的著作太少。本书是一本认真论学的扎实之作，是当今书法研究的重要成果。本书作者在他的书法史研究中，不但对艺术家和作品极为熟悉，各种相关的文集、信札、杂著、方志等等，也了然于心，信手拈来，把一连串的细节编织到历史的情境之中，为读者复原了明清之际的艺术史长卷。作者对当代书法现象的评论、对现代名家的个案分析，胜义纷披，洞见迭出。他撰写绍介文字，促进中西方学界关于中国书法在学术层面的交流，积极推进书法研究中学术规范的建立和完善。近年来，作者利用假期每年均回到大陆，讲学交流，参与研讨，查找资料，对当代书法研究的推进出力尤多。笔者相信，这部著作的出版为当代书法理论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它所传播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将会对书法史研究和书法理论的发展产生较为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刊载于《中国书画》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