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作为“腐败的中国人”的续篇，本文提出了“腐败五因素”、“文化主导论”、“文化五要素”及“文化博弈论”等观点，认为文化是最重要的腐败外因，制度却应对政治腐败负更大的责任，通过动制度去动文化是“先易后难”、顺乎人性，但对“制度运行”的文化性要有清醒的认识，“文化滞后”终将限制任何新制度的良好运行。本文提出的“文化博弈论”解释了中国人在不同情景下的腐败行为，是对现有理论常识的一种重大突破。

    前不久回北京办事，我在一个地方办完事出来叫出租车，看见有一男一女已经分别在招手叫车，就跟在后面等。这时来了一辆出租车，最靠前的那个男士正要上去，突然不知从哪冲出一个外国女郎，一副美国人的样子，争着要抢占来车。那位男士迟疑了一下，便跟半个身子已在车中的她争执起来。好强悍，敢欺负人？有人上去说了一句：“还轮不着你呢，下来”。见态度强硬，她透着美国口音连忙说了声“对不起，真有急事”。“都有急事，你最好跟人家说对不起”。也巧，说话间又来了几辆车，她便泱泱地让出车来往后去，大家各上各的车走了。

上了车我才回过神来：这些天，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大家打车时不都一直是这么抢的吗？现在想想，那个美国人怎么就这样“变坏”了？在美国没见这样的，但美国人和美国人在中国类似的情况下也这样么？中国人对中国人在美国类似的情况下又是怎样？

提这个“社会腐败”的故事，目的是为分析“政治腐败”作个铺垫。我在“腐败的中国人”、“有权、没约束、不腐败，天理不容！”和“谁得了法治空想症？”等文章里已经涉及了政治腐败的主要因素，只是因为主题的限制，没有专门讨论腐败各个因素的相互关系。现在这篇文章，一方面是为了把这个论题补上，另一方面是想把理论上的一些关键问题理清楚，从而把“文化比制度更多地决定腐败”和“治腐败只能先动制度”的道理说得更透彻。

1，“腐败五因素”与“文化主导论”

    关于腐败的原因，我归结为“腐败五因素”：贪欲强度、公权范围、公权制约度、文化环境、文化规则，等等。换句话说，腐败的原因可以分成个人原因、制度原因、文化原因三方面。个人原因是“人之初，性本贪”，这个腐败的内因虽强度因人而异，却是凡人皆有，是制度与文化的外因造成了一个社会腐败程度的差异。如何估计制度与文化的作用，却可以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

(1)文化决定论：认为文化近乎完全决定腐败程度的差异；

(2)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近乎完全决定腐败程度的差异；

(3)文化主导论：认为文化比制度更多地决定腐败程度的差异。

    有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认为：“贪腐不是共产党的事,也不是中国官员的事,而是全体中国人的事。……共产党也不过是这个全民潮流当中的受害者”，所以，“别将贪腐的罪名塞给共产党”[1]。这种观点令人想起2009年落网的原“云铜股份”的一把手邹董的“万言悔过书”：“我被指控的18桩受贿案基本上都是别人主动行贿，没有一起是我自己暗示或者主动要求的，这18位行贿者向我发出了18个糖衣炮弹。一个人真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谈何容易，我其实就是这个‘被污染的社会环境’的受害者”。

邹董倒打一耙地把自己的腐败行为说成了“被动腐败”，自己是腐败环境的“受害者”，但他毕竟没敢直说“别将贪腐的罪名塞给我”。如果他胆敢这么说，“共产党也不过是这个全民潮流当中的受害者”自然也就成立。可这个“腐败受害论”既不被法律所接受，也不为道德所接受。问题出在哪呢？很简单，“腐败受害论者”把“腐败的原因”与“腐败的责任”完全混为一谈：当腐败者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政府应该为政治腐败承担责任时，“腐败受害论者”反倒大言不惭地跟我们讨论起腐败的原因，仿佛腐败的好处是自己的，腐败的制度是无辜的，腐败的个人责任和制度责任不是个人和政府的，反倒应该是社会的。可见，如果不是清楚地把“腐败的原因”与“腐败的责任”区别开，“腐败受害论”的荒唐逻辑还真可能令人难以应对。

“文化决定论”的“责任观”无法成立，它的“因果观”能否成立呢？“制度决定论”和“制度主导论”坚决否认“文化决定论”的“因果观”，有代表性的说法是[2]：

• 中国的腐败完全是专制制度造成的。至于腐败跟文化有关，那文化又是什么？文化也是制度的产物。如果只有一个法律文件，当然无法约束人的行为，但有了一套体系，就能把人约束起来，不至于犯法、犯罪，产生腐败。
• 腐败确有文化土壤，但不受制约的权力是腐败的关键，不搞制约权力的制度建设，反腐败才是假大空。
• 建立先进的制度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是我们进步的开始。现代社会是一个讲究规则的社会，讲求契约的社会，不建立先进的制度，弹谈何打破落后的传统？
• 变制度不会立竿见影，但是这是从根本上的改变，你能考虑到用2000年去改变基因吗？
• 什么叫更是文化，难道要把一切垃圾归罪于老祖宗不成？
• 把“腐败的原因”归结到中国的“文化密码”，大谈“腐败的中国人”，而把“政府的责任”排除到“原因”之外，这才正是导致产生“腐败受害论”的直接“原因”。
• 难道香港台湾不是中华文化，他们为何没有大陆这么烂污？日本韩国不是儒家文化，他们为何就能治理的井井有条？难道大陆中共不是奉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难道这一系列的理论体系都是贪污腐败的文化？
• 调查一下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如果这些人也是事事想着走后门，和在国内的一样，那么才能认为腐败有文化基础。我所知道的在国外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和外国人没有区别。请不要为国内的腐败找其他的借口了。
• 拿文化说事还不如拿制度说事实在些。文化所牵涉的事太多，包括几千年的历史，你说几千年的历史里有没有丑恶的事，肯定有，但是你要是把当下现实中的事去跟历史上文化中的事去比附，把现实中不顺心的事往文化里一推，总感觉是大而不当，说了等于没说，而且容易转移现实中问题如何解决的目标。再说自五四以来，一味从文化里找碴，效果也不好。
• 人人有腐败心理，文化是传播腐败的载体，人人又处于文化的氛围内，但是，腐败归根结底来自制度，确切地说，来自专制制度。正如风疹的原因不是风（即媒体或载体），而来自病毒，又取决于自身的免疫系统。制度就是自身免疫系统。防止传染病的方法很多，消灭病原体，隔绝传播途径，加强自身免疫能力，等等。反腐败的最好方法是加强自身免疫能力，就是制度建设

    “文化决定论”说文化决定腐败，“制度决定论”说制度决定腐败，“文化主导论”则与这两者完全不同。“文化主导论”认为：个人在腐败的原因和责任上都逃不掉；在此之外，原因方面，问题出在制度上，更出在文化上；责任方面，问题落在文化上，更落在制度上。就是说，“文化主导论”把个人与社会、内因与外因、原因与责任等三个关键层次区分开来，在内部原因和内部责任上强调个人，在外部原因上强调文化，在外部责任上则强调制度，从而避免了“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逻辑混乱。

这个“文化主导论”为什么能成立？本文要展示的是：与其他两种“决定论”看上去无关紧要的细微差别，反映的却是完全在两个层次上的重大认识差距。与“制度决定论”对照，这种差距体现在能否看出上述“制度决定论”观点的问题来：

• 以下观点混淆了“原因”与“责任”的本质区别：“把‘腐败的原因’归结到中国的‘文化密码’，大谈‘腐败的中国人’，而把‘政府的责任’排除到‘原因’之外，这才正是导致产生‘腐败受害论’的直接‘原因’”。
• 以下观点混淆了“原因”问题上的主次差别：正如风疹的原因不是风（即媒体或载体），而来自病毒，又取决于自身的免疫系统。制度就是自身免疫系统。
• 以下观点忽视了制度的具体运行及其文化特征，把“人性-民族性-个性”压缩为单一的“普世人性”：“有了一套体系，就能把人约束起来，不至于犯法、犯罪，产生腐败”。
• 以下观点混淆了原因分析与反腐操作，低估原因分析对认识反腐操作艰巨性的意义：“容易转移现实中问题如何解决的目标”，“不建立先进的制度，弹谈何打破落后的传统？”“你能考虑到用2000年去改变基因吗？”
• 以下观点误读了文化的现时性：“要是把当下现实中的事去跟历史上文化中的事去比附，把现实中不顺心的事往文化里一推，总感觉是大而不当”，“难道要把一切垃圾归罪于老祖宗不成？”
• 以下观点混淆了“书面文化”与“现实文化”，不理解文化的“博弈论”含义：“拿文化说事还不如拿制度说事实在些”，“难道香港台湾不是中华文化，他们为何没有大陆这么烂污？日本韩国不是儒家文化，他们为何就能治理的井井有条？……难道（中国）这一系列的理论体系都是贪污腐败的文化？”“我所知道的在国外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和外国人没有区别”。

    这里先说说“文化主导论”对责任的分析，关键之点依然是区别“腐败的原因”与“腐败的责任”。为腐败制度辩解的人，借用原因分析上的“文化主导论”把腐败的责任通通推到文化身上，他们是糊涂的“腐败受害论者”。但是，抨击腐败制度的“制度决定论者”，当他们指责“文化主导论”的原因分析导致了“文化决定论”的责任推托时，他们却是更加糊涂的。为什么？

    很简单，“制度决定论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文化主导论”在个人与社会、内因与外因、原因与责任的“三层区分”。更加重要的是，在混淆“原因”与“责任”时，“制度决定论者”还忽略了“实证”与“规范”、“动机”与“结果”、“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的微妙区别。

“原因”是事物因果关系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什么，属于实证分析的范畴。“责任”则是导致负面结果的行为主体所必需承担的责罚，属于规范性质的范畴。腐败行为可以有个人原因、制度原因和文化原因，可如果没有行为，原因永远是潜在的；正是由于行为会有后果，行为主体才必须为后果负责，否则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编造原因来逃避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看的是“行为结果”而不是“行为动机”，因为“行为动机”具有“不可观察”的特性，所以即便是“行为动机”明显好的情况下，坏结果的道德责任可以减轻，但其法律责任仍不能免去。

不管腐败是出于“人情世故”、“照顾面子”，还是“替人办好事”、“为经济发展”，这里的要点是“动机的不可观察性”。我们可以不问动机，但谁也别想逃脱责任。说文化是政治腐败的主要原因，制度要对政治腐败负主要责任，这是在腐败者个人必须承担法律和道德责任的基础上说的。个人的内在原因和责任永远是第一位的，文化与制度的外在原因和责任是第二位的，否则个人永远可以编借口胡来。

为什么文化是主要外因、却要由制度负主要责任呢？因为文化的主体是虚的，是共同体的全部成员；而制度的主体是实的，是统治文化共同体的政府。人人有责可能导致没人负责，而“政府有责”却是因为拥有统治权的政府应该“权责对称”，更何况政治腐败的主体本来就出在政府内部。

就是说，“政府有责”不仅是一种规范要求，而且还是集体行为的“外部性”（人人有责可能导致没人负责）所客观要求的。正因政府在消除“外部性”上有优势、有义务，不要说政府应该为政治腐败负主要责任，就是政治腐败之外的社会腐败，政府也有责任，至于责任多大可以另外讨论，但问题肯定不能简单化为成龙说的“中国人需要管”。“国民性”有问题谁都知道，关键是集体行为的“外部性”使“国民性”几乎没法治。实际上，“政府卸责”也是当前中国社会腐败日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忙于升官发财的政府官员当然无暇顾及社会腐败，社会腐败却因此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政治腐败。

    总之，原因与责任可以不对称，因为原因可以很复杂，而责任却必须有明确的主体来承担。分析了“制度要对政治腐败负主要外部责任”，现在我们就进入本文的重点：为什么文化是最重要的腐败外因？

2，“文化五要素理论”

    上面提到，“制度决定论”忽视制度的具体运行及其文化特征，误读了文化的现时性，其根本原因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一般中国人所固有的“反分析倾向”，二是许多人在“文化”概念上的糊涂和含混。

    一般人的求证精神总是让随机感悟所压倒，理论思维总是让形象思维所压跨；许多人往往是解气、尖刻、华丽、模糊有余，同时又是理论、分析、逻辑、实证不足。一般中国人表面上都能头头是道，骨子里却是“反理论、没分析”。其中有一种人，对于自己能看懂的现实，他认为别人都看不到；对于自己不能看懂的理论，他会认为别人很迂腐。实际上，这也是“腐败的中国人”的一种表现，它不仅仅是思维水平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腐败”。从“半部《论语》治天下”开始，中国人的思维就受到“思想专制和思想自我专制”的禁锢。现在的人外貌上可以很“西化”，实质上思维里却可能还是很中国。

    “思维方式的腐败”体现为中国人对精确理论和理性实证的本能厌恶，“捣浆糊”、“弯弯绕”、“干巴巴”、“掉书袋”、“满身酸腐”等等都是形象的挖苦之词，再大的事情在他们那也是“屁大的事”，根本不值得深究。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制度与文化这样的问题上，每每常识的螳螂欢呼雀跃，理论的黄雀就出现了。一般人哪知道，“现实的专制”始于“思维的自我专制”，正如“国之专制始于家之专制”。想真正对专制认真，就必须对“思维的自我专制”认真；想真正对反腐败认真，就必须对“思维方式的腐败”认真。

    这里要重点分析的是第二个原因：许多人在“文化”概念上的糊涂和含混。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一般读者中，也存在于很多学者中，而且，关键依然不是他们的理解能力的问题，而主要是他们的“规范冲动”妨碍了理解能力的正常发挥的问题。为了把道理分析清楚，我下面提出一个“文化五要素”的理论框架，然后以批评秦晖先生对“文化与制度”的解读为例，来说明“文化”概念上的含混。广义的文化可以由一个“文化五要素理论”来把握：

(1)客体的角度---物质文化，

(2)主体的角度---精神文化，物种文化，

(3)主客体之间的角度---技艺文化，

(4)主体之间的角度---制度文化。

    这个“五要素理论”有三个特征，一是对文化进行全面概括的总体特征，二是直指主体、客体、主客体、主体间的结构特征，三是各个要素的个别和关系特征。物质文化是文化的器物实体和生态环境，精神文化包括宗教信仰、审美偏好、价值偏好和思维方式，物种文化指的是主体的种族、体貌和其他生物特性，技艺文化指的是主体习得的语言、文字、技巧、艺术等方面的事物，制度文化包括组织机构、政法规则（硬制度）和习惯规则（软规则）。

    在这个广义的文化定义下，我们平日说的“个人文化程度”或“灌输政法规则的教科书”，应该是侧重于“技艺文化”或“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至于有歧视嫌疑的“人种论”所指的文化，应该是这里的“物种文化”。属于“技艺文化”的“个人文化程度”也未必能决定个人的道德水平，所以在用文化来分析腐败时，如果想到“个人文化程度”，那说明“论者”对文化毫无结构观念。

    在“文化五要素”里，有没有一个比较核心的要素、能使我们一提文化就能知道所指呢？例如，当我们平常说“文化决定什么事情”时，即便没有明确的定义，我们暗指的会是五要素中的哪个呢？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绝不会用“技艺文化”、“物种文化”或“物质文化”来谈论“文化决定什么事情”。答案一定是落在“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上。

    “文化五要素理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思维框架，但是，合乎情理的质疑是：那又怎么样？它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把物质、精神、物种、技艺和制度罗列在一块吗？不就是把制度文化又进一步细分出组织机构、政法规则（硬制度）和习惯规则（软规则）吗？下面，我将通过批评秦晖的“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来说明“文化五要素理论”的价值和含义。

    3，秦晖的“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错在哪里？

    （本节约4600字，因太理论化，暂时从略。本文的重点是下面的4-6节。）

    4，文化如何决定“制度运行”？

    对秦晖“文化观”的批评旨在阐明，文化和国民性的要紧之处，不在信仰、审美、偏好和思维方式等“精神文化”方面，而在于这些“精神文化”的内容是否涉及到了“习惯规则”（“软制度”）的“制度文化”方面。制度是“广义文化”的内容，平常所说的“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指的是“政法规则”（“硬制度”）与“狭义文化”之间的关系，“狭义文化”是以“行为规则”和“价值观念”互为表里的（广义的“价值观念”包含信仰）。

    明确了“腐败五因素”（贪欲强度，公权范围，公权制约度，文化环境，文化规则）和“文化五要素”（物质、精神、物种、技艺和制度），明确了“制度文化”包括了组织机构、政法规则（硬制度）和习惯规则（软规则），明确了“广义文化”（“文化五要素”）与“狭义文化”（互为表里的“行为规则”和“价值观念”）的区别，我们对“制度与文化”的理解就有了一个清晰可靠的概念基础。下面的讨论将直接涉及“文化是最重要的腐败外因”问题。

    有一种貌似正确的观点认为：由于“自利”，就决定了“人人欲贪”，而不论官员还是百姓，也不论中国还是外国。但由于“理性”，就决定了“人人计算”，计算贪腐的成本和收益。民主国家的制度，使得贪腐的成本远大于收益，所以民主国家廉洁。我国的制度，使得贪腐的成本远小于收益，所以我国贪腐[3]。

    这个貌似正确的“理性自利”观点，其实是一个不得“制度经济学”要领的“传统经济学”谬论。这种“懂一点经济学”的观点比一般常识错得更加难堪，一般常识会说：“如果只有一个法律文件，当然无法约束人的行为，但有了一套体系，就能把人约束起来，不至于犯法、犯罪，产生腐败”。常识错了也就因为是常识，但“懂一点经济学”的错了，就会错在更要命之处。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文化比制度更重要”存在一个极其关键的根据，这个根据碰巧是一种“说出来都嫌它太简单、可不说出来许多人都看不到”的大白话，这个大白话就是：制度运行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制度运行有人际摩擦和“文化费用”；贪腐者会计算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反贪者也不得不计算反贪的成本和收益，特别是计算制度运行的“人际摩擦”和“文化费用”；如果制度运行的“文化费用”太高，理论上再妙的制度也不可能“把人约束起来”。

    所以，上面那个“懂一点经济学”的观点错就错在，它以为传说中的好制度一旦确立，制度的运行就能不以文化特性为转移，就能“普世一致”地好，从而“使得贪腐的成本远大于收益”。不幸的是，贪腐的成本能否大于收益，关键不仅在于制度本身，更在于制度的运行。而制度的运行，关键恰恰就在于文化规则的特点。现实中，印度、泰国、墨西哥、菲律宾等国家的腐败依然严重，那决不是你想否认它它就不存在的。如果“运行费用”真为零，可能就不是腐败程度的问题，而是腐败根本就会灭绝的问题。也只有“上帝”出来玩制度，“运行费用”才可能真为零。因此，“理性自利”的经济学公理自然没错，错的是在运用这一公理时忽视了它的暗含前提，看不到制度的“运行费用”。

    我在“腐败的中国人”里说过，“普世价值论”的错误不在于认为有“普世价值”，如果仅是承认“普世价值”，那我本人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普世价值论者”。可“普世价值论”的根本错误却在于“暗中认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或制度，它的具体实践或实际运行会是“普世一致”的。“普世价值论”之所以跟“制度决定论”一样是一种“客观机械主义”，那是因为它根本不考虑，一种制度在不同的文化中会有“运行费用”的差别，而这个“运行费用”则足以毁掉任何普世观念或制度。“制度决定论”和“普世价值论”只有结果意识和客观意识，却完全没有过程意识、文化意识、历史意识、费用意识、条件意识和运行意识。

    “运行费用”的讨论马上会产生两个质疑：第一，说文化是比制度更重要的腐败原因，是否意味着我企图反对新的制度建设？第二，一个制度在中国运行，到底会有什么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文化费用”？

    有些人同意“文化主导论”对腐败责任的分析，却反对“文化主导论”在腐败原因上的分析，因为他们认准了，主要责任一定与主要原因相对应。可如上文所述，在腐败问题上，主要责任和主要原因永远都是腐败者个人，这里所说的不过是在此之外的“主要外部责任和主要外部原因”。主要外部责任应该归到“实体意义”的制度和政府；明确了主要责任，找主要原因的目的也就清楚了：我们要找的是问题的主要根源，不是在替主要责任者找借口；说文化是腐败的主要外因，根本不影响“政府是腐败的主要责任者”的结论，根本不影响“寻找解决问题的好制度”的目标。反对“把文化当成腐败的主要外因”，其实是把义愤用错了地方，它只会有害于认识问题，有害于认识制度运行和反腐操作的艰难性。

    我必须重申：我们要找的是问题的主要根源，不是在替主要责任者找借口、寻托词、移目标。那么，为什么制度运行上的“文化费用”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有权、没约束、不腐败，天理不容！”和“腐败的中国人”两文中，我用了大量的篇幅分析中国人的人情观、规则观、道德观和宗教观，结论无非是两点：第一，作为“演化博弈均衡”的“习惯规则”是文化的核心；第二，中国人的“习惯规则”使制度运行具有难以克服的“犯规特征”，制度得以公正合法运行的费用巨大，以至于基本的“程序正义”根本无法实现。

    需要补充的是，习惯规则对制度运行的干预有两方面：一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习惯规则对制度运行的“权力干预”，二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习惯规则对制度运行的“人情干预”。正是由于“权力干预”和“人情干预”的普遍存在，中国的“硬制度”或正式的政法规则往往形同虚设，正式法律变成了“给人看”而不是“给人用”的东西（“说的不是做的，做的不是说的”）。这里的关键是，反程序的“权力-人情干预”是一种“权力制度”的结果，更是一种“政治-社会文化”的结果（“国的专制始于家的专制”，“现实的专制始于思维的自我专制”，现实的“路径依赖”始于思维的“路径依赖”）。换句话说，即使改变了“权力制度”，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反程序的“政治文化”对制度运行的影响。变“权力制度”本身已经很难，但更难的却是背后的“习惯规则”。

    “制度决定论”的谬误就出在这里，它以为一种制度的功能和运行结果，可以在“操作决定”的意义上不受特定“政治-社会文化”的影响。而“制度决定论”更大的谬误则在于，一旦有人强调“运作新制度的艰难性”，它就马上认为别人是在否定“建设新制度的必要性”（把“认识”和“规范”混为一谈）。然而，学者的任务是清醒，不是过瘾。

        5，“文化博弈论”

    对于“文化环境”和“文化规则”这两个腐败因素，我已经从“个人-社会”和“原因-责任”方面进行了“结构分析”，也从“文化五要素”进行了“定义分析”，还从“制度运行”的角度进行了“功能分析”。下面，我将用一个“文化博弈模型”对一般文化讨论所缺失的“情景分析”展开论述，从而以这“四种文化分析”的方式完成对“制度重要、文化更重要”的论证。

    从“文化五要素理论”的视野看，“制度文化”包含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是“制度内容”上具体形式的不同问题，即“政法规则”的“硬制度”和“文化规则”的“软制度”、以及体现“硬软制度”运作安排的“组织机构”；第二是 “制度形式”相近但“制度运行”不同问题，如南欧与北欧的民主、南意大利与北意大利的民主；第三是“制度运行”中文化的具体作用机制。我已经分析了第一、第二个层次，下面谈第三个层次。

    为什么老有人觉得“拿文化说事有点虚”呢？为什么一提文化有人就会觉得“大而不当”和“要把一切垃圾归罪于老祖宗”呢？文化虽然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但这个文化现在不在老祖宗那，它现在就在每个活着的中国人身上，它体现为一种无时不在的“行为规则”，它是一种“演化博弈均衡”，是约定俗成、“适者生存”和被重复遵循的最优行为方式。通俗地说：文化就是“大家都这么玩”、“不这么玩就吃亏”的“行为规则”。下面举一个例子：

    当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和孙中山开始了在袁世凯看来“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面对袁世凯的北洋军，孙中山清楚胜算不大，但孙中山认准了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清廷、建立共和，他并不在乎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所以提出向袁世凯让出“大总统”一职。袁世凯自知军力强大、有恃无恐，但对孙文的举动还是有些出乎意料。最关键的是，他对孙文的“大妥协”缺乏一种有确定性的“参考点”，因为，无论是依据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还是依据他在清廷几十年的政治教训，他无法断定孙中山是在显真诚还是在耍诡计。袁世凯在“政治出卖”上早已驾轻就熟，但这一回“易如反掌”地出卖清廷就能当上大总统，毕竟多少有点好得不可思议。可满脑子东洋西洋“新文化”的孙中山却是认真的，最后，袁世凯还是以手中有兵的底气“冒了一回无风的险”。

    这个例子说明的是：“一山不容二虎”的斗争规则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权术阴谋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真诚妥协、轮流坐庄决不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实际上，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妥协是服输和软弱的别称，“你死我活”才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尔”的“正解”。面对孙中山的“新文化”，袁世凯自然要发晕、发呆一阵，因为问题是行为规则的“参考点”在孙中山这里变了。但也因为如此，孙中山得了软弱无能的“孙大炮”之名。到了蒋介石、毛泽东这里，行为规则的“参考点”又回去了。据说，1962年哈耶克在台湾要见蒋介石，蒋介石的秘书钱复带他与蒋介石谈了近一个小时，出来之后哈耶克满面红光，告诉杜维明说，他看到了伟人，哈耶克的夫人也说，你看蒋介石的眼神就知道他是仁慈的（是“项羽之仁”？）。毛泽东不同，在见刘少奇最后一面时，他送了刘少奇几本书，让他“好好学习”，含义自然是清楚的：“想跟我玩，你还嫩点”。林彪后来也没学乖，结果死得比刘少奇更加“壮烈”。

    这就是文化，这种行为规则的文化是千百年掐出来的“演化博弈均衡”，行车乘车中的争先恐后、中国人灵活的“规则观”、要面子的“人情观”和里外有别的“小圈子道德”等等都同此理，这些也都是与腐败相关的“国民性”。“文化”与“国民性”不是别的，是实实在在的“行为规则”。所以，不是“拿文化说事有点虚”，而是缺失了理论逻辑就会“有点虚”。

    再举一个网友提到的例子：如果去旅游，看到“某地人民欢迎你”之后，等待你的，可能是低价旅游的钓鱼术，可能是购物骗局的迷魂阵，可能是娱乐陷阱的宰客刀，可能是旅游广告的忽悠法，可能是地接黑社、黑车、黑导的打劫帮，可能是求神拜佛的万元香[4]。

    从上面这类简单却又普遍的例子里（包括本文开篇讲的“美国女郎争车的故事”），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个“文化博弈模型”，它由五个要素构成：行为主体、主体观念、主体关系、博弈策略、外部约束。

    按照这个模型，博弈策略就是“文化”（狭义文化），外部约束就是“制度”，行为主体、主体观念和主体关系则是博弈的“文化环境”（“文化环境”又是腐败的五因素之一，这里的“主体关系”指“圈内外关系”及相关观念）。传统理论侧重于从“主体观念”去定义“文化”，而其实只有体现“习惯规则”的“博弈策略”更能表达“文化”的确定外显形式。明确地说，文化就是特定文化环境和制度约束下，特定行为主体选择的某种稳定的博弈策略、遵循的某种稳定的行为规则。“行为规则”指的是人把“观念或本能”外化成“行为”时所遵循的“习惯策略”。有了这个模型，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理解“文化各要素的轻重”以及“文化与制度关系”中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

    6，制度运行中的“文化细节”

    先说“文化各要素的轻重”。在物质、精神、物种、技艺和制度等五个文化要素中，为什么要去突出“制度文化”中的“行为规则”，并把它当成文化的核心呢？因为物质文化是文化中作为行为结果的客体方面，精神文化和物种文化是文化中作为行为基础的主体方面，技艺文化是文化中有工具意义的主客体方面，只有制度文化、特别是其中的“软制度”是文化中作为行为规则的“主体间”的方面。

    也就是说，制度文化的行为规则直接导致行为结果，而精神文化的信仰、审美和价值偏好等等还需要主体通过行为规则才能展现。行为规则是从价值观念到行为结果的最关键、最确定的环节；有观念不一定有行为，表面的相同行为又不一定发自于相同的行为规则。信仰、审美和价值偏好都能规定和影响行为规则，但行为规则是直接表达价值观、人情观、规则观、道德观和宗教观的“文化实在”。

    用“文化博弈模型”来分析，精神文化是作为背景因素而体现在行为主体观念上的因素，主体关系和制度约束也作用于行为主体，但最终只有博弈策略才是决定行为结果的关键。就是说，文化环境和制度约束都能影响博弈策略的选择，但文化环境和制度约束本身的变化速度和影响力是不一样的；制度可以一夜之间就发生突变，但人心却是肉做的，主体观念和主体关系要发生突变就难得多，习以为常的博弈策略会因此暗渡陈仓、死灰复燃。这就是为什么制度突变是一回事，制度运行又是另一回事；制度约束是一回事，文化环境使制度约束失效或减效又是另一回事。中国的问题是制度没有到位，但更致命的问题却是制度的运行不可能到位。

    下面我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文化博弈模型”中各个要素的关系，以解释“文化与制度关系”中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本文一开始讲的故事了。西汉的刘向在《说苑·杂言》中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晋代的傅玄在《太子少傅箴》中也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说。“美国女郎争车的故事”中的那个美国人，就是入了“鲍鱼之肆”而“近墨者黑”，人家是“到哪座山唱哪个调”，几乎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就是说，在新的博弈环境中，行为主体会通过观察学习和观念调整而改变博弈策略，因为在这种多次博弈的“囚徒困境”中，谁都不愿一直吃亏，道德会随环境而变，再高雅也架不住老被占便宜，而“个人修养”和“文化程度”的作用比想象的要小得多（说“文化程度越高的人，腐败越严重”完全是想象）。有意思的是，中国的“演化博弈”使得“不愿老吃亏”变成了一个大事小事“只占便宜不愿吃亏”的规则（相比之下，美国的“小事吃亏文化”特别明显，而中国的许多大事反而常常是因为“小事不愿吃亏”造成的）。

在这个故事里，关键的因素是博弈策略和博弈环境，行为主体及行为观念反倒是“被决定”的因素，除非行为主体全部都是美国人，因为行为主体的全面变化改变了具体的博弈环境，即便打车的地点仍在中国。这也解释了在美国的华人中，“圈外人”之间的行为仍会有“中国规则”的表现，例如，美国公司里的中国人上司对同是中国人下属的“欺负”，唐人街停车场中国人之间的小争抢，“周末中文学校”里华人的“内斗”等等。

所以，笼统地说“日本韩国也是儒家文化”，笼统地说“儒教是决定社会政治制度的文化传统”（这个糊涂的观点特别流行），一方面是把儒家统一的“书面文化”或“观念文化”当成了也同样统一的“现实文化”，另一方面是不理解行为规则的具体博弈环境。更明确地说，所谓“儒家思想”只包括“书面文化”或“观念文化”，而“现实文化”则是包含行为主体、主体观念、主体关系、博弈策略、制度约束等五方面的“博弈环境”。

同样，说“我所知道的在国外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和外国人没有区别”，说揭中国文化的短是“把人类一般的东西当成了中国独特的东西”，那就是既不理解“博弈环境”的奥妙之处，又不去具体分析行为规则的范围和程度。

中国人到了美国，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都变了，所以他们要再按“国民性”行事就会有极高的代价，他们在政府里工作就不敢腐败，在日常社会生活里就不敢太出格，除非个人贪欲强度偶然很高，或外部制约相对宽松。前不久，我见到了一位二十年前来美国的北京同学，在北京时他给我的印象极“痞”，可如今却完全一副美国人的“憨样”，二十年的时间最终摩出了一个“近朱者赤”。当然，行为规则上美国人比中国人“规范”（最突出的是“演化博弈论”里讲的“先出善着”还是“先出恶招”），但美国的制度与文化问题，却由此转到了有“外部性”（如我所分析的“公地悲剧”问题）和利益尖锐的方面（如贪欲强度高的金融领域），制度环境或公权制约依然无法把人性整顺。

    在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导致了一种不同于中国的“博弈策略”后，人就变得相对自觉，“预期锁定”也使社会信任强化，外部制约反倒相对宽松了（高质量的“社会资本”使“制度运行费用”下降）。这时，“中国人到哪都是中国人”就有可能“冷不丁”冒出来了。例如，在美国，中餐馆里中国人付现金就可以免掉消费税，中国医生开的诊所就可以把对中国人的收费通通弄到保险公司头上（而把病人付费部分免掉）。这些也就是在中国人之间的小“博弈环境”干得出来，在美国人开的餐馆或诊所里则不可能发生。实际上，在这两种场合提出这种要求时的“尴尬程度”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人之间觉得理所当然，互利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吃亏的是不在场的政府和保险公司）；美国人则会觉得这“不对”，即便互利也有“心里障碍”。还有，我始终纳闷（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在美国，为什么档次再高的中餐馆也总是同等餐馆里最脏最乱的，甚至比不上墨西哥和印度的餐馆？你说，这不是那个“易腐”的“国民性”又是什么？外国的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管什么用？可不就是“中国人到哪都是中国人”吗？

       为什么会“老毛病又犯了”？问题就在这，在“政治腐败”而不是“社会腐败”的领域，制度环境或公权制约确实能够减少腐败，但法律约束绝不可能无孔不入，否则制度运行的费用就会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道德自觉总是需要的。社会管理有三种境界：低层次的是“人管人”，中层次的是“制度管人”，高层次的是“文化管人”（即宗教道德的自我约束，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将另文专述）。从古希腊至今的西方法治史的最基本经验教训是：无论如何细密，法律永远不可能穷尽人类的一切情感和一切原则，法律永远不可能穷尽生活的一切情境和一切场合（这就是为什么“大陆法”之外的“普通法”充满了“判例”）。文化环境和文化观念就在这里开始起作用了，直接影响行为规则的人情观、契约观、道德观和宗教观就开始起作用了，“博弈论”里强调的“博弈规模”问题也开始起作用了（见下面关于香港的讨论）。

正是所有这些，使得了不同地方、不同主体的“制度建设”有所区别，并使其“制度运行”明显不同，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伊拉克与菲律宾的民主、台湾与美国的民主、南欧与北欧的民主、南意大利与北意大利的民主在运行上的不同。台湾的腐败是蒋介石的“官文化入侵成功”进一步带出来的，所以，说台湾比大陆廉洁一点，制度环境只是一方面，台湾本来相对廉洁的本土文化是另一方面（涉及“大陆文化”同“海岛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区别，另外，台湾的“外省人”一直只占10%左右的少数）。

    讨论至此，我想起了二十年前与我的多年同事茅于轼先生的一个争论。当时我们两个人，一个认为“法律靠不住，所以要靠道德”（如美国的情况），另一个认为“道德靠不住，所以只能靠法律”（如中国的情况）。现在想想，各个侧面（道德与法律、制度与运行）就是合起来也不全面，因为即便涉及了“制度运行费用”问题和“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问题，它们也都没有考虑“外部性”问题。我一直认为，“外部性”（由于费用和技术问题所导致的伴随性和非市场化利害，如环境污染）是人性的“硬伤”，是卢梭所指的“人的原罪”。

    制度与文化关系问题的另一个“案例”是香港。香港的“廉政公署”赫赫有名，反腐的“突变策略”颇有成效，但香港人当年守英国人的规则，主要不是惧外，而是因为香港人知道英国人这个强有力的“外在权威”只讲道理、不讲情理。这就是“文化博弈模型”所说的博弈环境的不同。晚清中国海关“常关”之外的“洋关”，一直被称为“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因为它在英国人赫德的控制之下。一般都认为，这是因为它实行了不同的管理制度，抓住了“治贪的关键是制度建设”[5]，可在“文化博弈论”看来，关键其实是在包括了“制度建设”在内的“博弈环境”，不信你把同样的制度全部交给中国人试试？

总之，一旦“博弈环境”有了灵活的空间，不管在哪，中国人照样会“旧病复发”。那英国人走后，香港人怎么没有“旧病复发”呢？因为“滑坡”变了，原“行为均衡”所依赖的“初始状态”已经被“突变策略”改变了，原有“博弈环境”的惯性现在还在起作用，原来的博弈策略也还没有偏离均衡点。此外，这里人们还经常忽略两个问题：第一，香港政府是个典型的权力范围有限的“小政府”；第二，香港毕竟只是一个“弹丸之地”，“博弈论”里强调的“博弈规模”，说的是在小范围里，“博弈频率”和“未来重要性”对“博弈策略”的选择起着非常重要作用。

所以，一看香港廉洁就轻断“制度决定论”正确，显然是一种“常识感的谬误”。忽略了“初始状态”、“小政府”和“博弈规模”等三个要素，“制度决定论”就是一个空壳。香港的可学之处是“缩小公权”，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腐败的中国人”里特别强调，“缩小公权范围”是大陆反腐的可借鉴之策。

关于香港“三个要素”的讨论还直接否定了“殖民就是好”是谬论。刘晓波说“中国应被殖民300年”才有戏，要我说，“中国就是被殖民一千年都没戏”。为什么历史上成功“入侵”中国的外族人最后都被汉人同化了呢？一般人只看“汉文化的同化力”，可同样重要的却是由地缘生态决定了的“大陆环境”和“博弈规模”。类似的例子是印度，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带去了“制度”，可印度的“文化规模”（包括“次大陆环境”、“种姓制度”等）却使印度的“制度运行”与英国的大相径庭。另外，菲律宾就未因美国的“殖民”而使反腐好到哪去，而没被“殖民”的新加坡却照样廉洁。

香港和新加坡毕竟是“弹丸之地”，同样的“突变策略”在“泱泱大国”的中国大陆未必就能奏效。那么，“博弈论”所强调的“规模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俗话说，“林子一大、什么鸟都有”，一旦“天高皇帝远”，监督难度和费用结构就完全不同。规模空间一大，机会主义、犯罪倾向、搭便车心理、监督成本等等立刻上升，相应的就是道德感的下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小圈子道德”是节约“规模成本”的演化博弈策略）。对一个大国来说，“初始状态”的确重要，一旦上了“滑坡”，再采用“突变策略”就难了，这就是所谓的“尾大不掉”。

所以，“打死你我都不信”，改变中国的制度环境就能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打死我我也不信”，腐败跟“国民性”无关。但我还是要重申：上述结论不是“在为不改制度找借口”，因为我认为，制度不改，文化永远改不了。这是个“死结”：文化决定制度运行，文化的变迁又因为“外部性”而不得不靠制度来进行“变迁的操作”。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顺乎人性，先易后难，先动制度再动文化，通过动制度去动文化。至于制度怎么动，我认为我的观点无足轻重，这也是我只关心“冷酷实证”而反对自己“规范冲动”的原因。

总之，之所以说“文化是一种博弈情景的策略”，就是因为你不能单单在“中国人”身上找“中国文化”，而要在“中国情景”中找“中国文化”。所以，中国独特的“争抢文化”，就可以在进入了“中式博弈情景”的那个“美国女郎”身上找到，也可以在身处异乡且而进入“中式博弈情景”的华人那找到，还可以在制度约束不同但“中式博弈情景”依旧的港台华人那找到（如香港的“导游发飙事件”和台湾的“立法院闹剧”）。

要点在于，“中式博弈情景”的结构产生了一种“行为结果预期”，这种“行为结果预期”已经在中国历史的经验中形成了某种“演化博弈均衡”意义上的“预期锁定”，正是“预期锁定”把“中式博弈情景”变成了一种“文化磁场”，最终导致了“中式行为规则”在“磁场中人”身上的再现。这就是为什么“海外民运”曾集中了中国“最理解”民主制度的精英，结果却无法“使民主运转起来”。

但更加关键的要点是：在包含行为主体、主体观念、主体关系的文化环境里，制度仅仅作为外部约束在个人的“意识”和“理性计算”里起作用，而博弈策略却是作为习惯规则在个人的“潜意识”和“本能冲动”里起作用。制度是意识，文化是潜意识，这是两个层次的“生命-权力意志”的对抗。“潜意识”更加顽固，更无视理性，这就是在腐败外因上“文化比制度更加重要”的最根本原因。　　

     7，结论：什么是“真正的启蒙”？

    电视剧《金婚》里有一段精彩的对白，由张国立扮演的老公在外头“彩旗飘飘”给逮着了，还企图辩解说：“我干什么了，我？我连她的手指头都没碰”。由蒋雯丽扮演的老婆一点都不含糊：“你没有碰她的手，但你碰她的心了没有？”

严格的腐败是“手碰”，但中国人的腐败问题是“心碰”，而且是“有实质的心碰”。如果没有“有实质的”这个限定，那会是一种“道德上的有罪推定”，但由于存在着“规则人情观”和“道德宗教观”中的“易腐性”，中国人的“心碰”就是腐败。这就是为什么鲁迅会在“纪念刘和珍君”里说：“我向来是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

    如果你不了解中国人的“小圈子道德”和“共同体道德”的双重性（见“腐败的中国人”一文），你就不可能了解中国人；如果你不承认中国人的“小圈子道德”和“共同体道德”的双重性，你就不是一个诚实的中国人。中国的制度由于缺乏权力制约而腐败，中国人的心则由于缺乏道德和宗教的双重制约而腐败。道德制约的失效是一种长期的“演化博弈均衡”结果，这种结果几乎足以使任何“道德的有罪推定”成立。就是说，做肯定是做了，问题只在于给逮着了没有。谁敢说现在的腐败不是泛滥成这样？

中央纪委书纪吴官正曾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6]。要我说，吴官正先生太客气了。在腐败的问题上，中国人只有三种：一是腐败的供给者，二是腐败的需求者，三是腐败的潜在需求者。要是以为无权无势的人就不是腐败的潜在需求者，逻辑上就跟“吴官正先生太客气了”一样。在当今中国，腐败的“诛心之论”不会有大错。至于说“腐败的潜在供给者”，腐败没的潜在供给者，腐败不是“地下党”，根本用不着“潜伏”，“无官不贪”的判断错不了。

    前不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了《走向社会重建之路》的报告，认为我国的“主体性社会”一直未能建立起来，其中一块拦路大石叫做“社会恐惧症”，即“恐惧独立于权力和市场之外的主体性社会，把它误认为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威胁力量，并由此产生对培育、建设和发展它的拒斥。比如权力对社会的恐惧表现为限制、打压或吸纳社会的自组织”（这其实是“非人格化和永久性”的“结社自由”问题）。课题组还特别清醒地发现，对社会自主的排斥反应不只来自权力，同样也来自大众：“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总体性权力的存在、包打天下，造成大众对于单一权力核心的信奉和依赖，造成对社会自主性的怀疑和否定。人们在表达、追求和维护自身权益时，也通常不断诉诸总体性力，却避免公共参与和形成社会自组织”。

    中国的反腐难就难在，要突破文化规则的“囚徒困境”就必须靠外力，自组织没法靠，就不得不靠政府，可现在的政府偏偏好象又靠不住，或者没有让人觉得能靠得住，或者腐败还没到逼使它采用“全场紧逼”策略的地步。

    制度和文化双双都在打压“中国社会的自组织”，微妙之处在于，即便制度变革启动了，文化惯性和其他制度也可能把新制度往回拉，结果就进入一个改也不好、不改也不好的困境。最近的“人大代表专职化”讨论就是一例：真正专职化当然还很难，可专职化只会又养起一批混事的人，这不专职化本来就没什么用的“人大”还有什么用？可不“专职化”下一步的人大改革又怎么走？

这就对我们提出了一个“什么是真正的启蒙？”问题。在“政权垄断最大化”的一党制下，中国的民主，是民主被更多地被纳入政治体系，不是政治管理被更多地纳入民主体系。但是，“真正的启蒙”却不在于理解这层逻辑。这种“个人容易懂的事”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启蒙，“个人容易懂却不容易做的事”才需要启蒙。启蒙不是“思想行为”，启蒙是“涅磐行为”。

近现代“西化”以来，中国知识界的最大错误，就是一直以为启蒙是一种思想行为，所以才有“谁启蒙谁”的问题。中国人的蒙昧心智早就被理性之光照亮了，谁不知道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抵制“颂圣文化”、摆脱“明君情结”？这些早就是老生常谈，可问题是：在“行为规则”上突破“认识到但却被决定”，这才是真正的启蒙。大家早都认识到，却都因为“行为规则”上“被决定”而无法动弹，“论者”还一个劲地谈一般认识问题而不是行为规则问题，这算什么启蒙？

全部的问题只在于：时至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满怀担当“道统”之心，中国人喜欢做表面文章的心智，在知识分子这里表现得太淋漓尽致。人们经常提出一些自己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而极具讽刺的是，这根本不是因为中国人表里不一、口是心非，而仅仅是因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倾向”原本就是分离不对称的“双轨制”。我们一个个在书面上和口头上都可以是“精神巨人”，但这改变不了我们是从“小圈子道德”熏陶出来的“行为侏儒”。话说至此，我要强调两点：一是，这种缺陷同时也使中国人在其他方面有突出的优点；二是，上述的批评适用于看这篇文章的你和写这篇文章的我。

    也就是说，当我们已经知道“自由存在‘外部性’问题”，但还是有人坚持只说“自由是目的”，我们就把自己打入了需要“被启蒙”的行列。当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倾向”是分裂的，“小圈子道德”和“共同体道德”的双重性使他们成为“精神巨人”和“行为侏儒”，但还是有人坚持只说“民主是手段”，我们就再一次把自己打入了需要“被启蒙”的行列。当我们已经知道人是“人性-民族性-个性”的综合，但还是有人坚持只说“人性是普世的”，我们就又把自己打入了需要“被启蒙”的行列。当我们已经知道“制度运行”更加重要，但还是有人坚持只说“制度决定一切”，我们又把自己打入了需要“被启蒙”的行列。

    在一个自以为是“启蒙者”的人自己都还需要“被启蒙”的国度搞反腐败，在一个满脑子想批判别人和批判制度、却缺乏批判自我的精神和能力的国度搞反腐败，你说你想让谁乐观起来？

都说不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复辙，可是，既便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仍无法保证不重蹈复辙，因为历史并不是随机地重复着自己，只有文化性的“制度运行”才是种种历史重复的主要根据。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没有反省习惯的民族，只是中国人经常反省的是别人的错误，即便反省自己的错误，也没能确立一种可以自我纠错的文化机制和制度机制。

问题不仅是“全党腐败”，问题是“全民腐败”。反腐只能通过动“制度”去动“文化”，因为动“文化”太难。但在最终，反腐败要反别人的腐败，更要反自己的腐败；知识分子老想着启蒙别人的思想，可关键是启蒙自己的思想、行动和行为规则；如果在小事情上不学会“先出善招”，我们不能指望中国人在“国家大事”上会“善起来”。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将中国的腐败进行到底，真正的反腐败才可能开始；在此之前，反腐败仍将是一个你知我知的古老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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