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出版商务周报》问：《地下世界》与《1Q84》之间
受访者：林少华 著名文学翻译家 学者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采访者：张春海 出版商务周报 阅读与书评部记者
1、读者和研究者对《1Q84》与《1984》这两部书在文本结构和立意等方面的对应关系很感兴趣，您在《〈1Q84〉：不要进入“精神囚笼”》一文中也有所涉及。请问与在您的理解中，与“老大哥”对应的“小人儿”（Little People）指的是什么？
——《 1Q84 》可以说是一个关于善与恶的故事。恶集中表现在其中邪教内部的体制、尤其教主身上。教主最大的恶是奸淫初潮前的多名十岁幼女，致使幼女子宫被毁，再无月经，终生不育。女主人公青豆因此受“老妇人”之托前往东京一家高级酒店除掉教主。不料在同教主交谈当中，教主虽然承认自己强暴幼女，但强调那不是因为自己愿意那样做，自己只不过是“小人儿”的傀儡或“代理人”。“小人儿”令人想起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独裁者“老大哥”。日本有学者认为“作为无处不在的矮小的‘小人儿’，同《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比较而言，基本是村上所说的‘System’（体制）的暗喻。”
那么村上本人是怎么看的呢？接受报纸采访时当记者问及具有破坏力量的“小人儿”这一不可思议的存在时，他答道：“至于‘小人儿’是怎样的东西，是善是恶，那我是不清楚的。不过，在某种情况下或许是制造恶之物语的存在。我认为，住在深山里的‘小人儿’是超越善恶的，但如果走出深山而同人们发生关联，有时候就会因此具有负面能量。”
综合看来，我认为“小人儿”有两个指涉。一个是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体制（System）；另一个可能是人类灵魂深处隐藏的恶，即所谓“本源恶”或“人性恶”。前者为“表”，后者为“里”。二者都是村上所关注的。在这里，莫如说他更想通过追究后者来拷问人类的灵魂。
2、《1Q84》中出现了“先驱”等宗教组织，令人直接想到奥姆真理教。我注意到，也是在1984年，麻原彰晃开设了奥姆真理教的前身——瑜伽道场“奥姆神仙会”。您将要出版村上春树对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采访写成的《地下世界》（或译《地下》）中译本。您是怎样理解这两部书的关系的？如果不经由《地下》而直接阅读《1Q84》，是否会有悖于村上本人的思想和创作脉络？
——《1Q84》显然是围绕邪教团体展开的。而邪教并非纯属虚构，其原型是《地下世界》中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奥姆真理教。村上本人对此也一再提起。他在《1Q84》出版不久接受报纸采访，谈及创作起因：一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二是奥姆真理教制造的沙林毒气事件。在法院听得案件主犯林泰男被判处死刑，村上心情很沉重：“并非犯罪型人格的普普通通的人因为种种流程而犯了重罪。觉察时已经成了不知何时被剥夺性命的死囚——我设身处地想像这种仿佛一个人留在月球背面的恐怖，几年来持续思考这一状态的含义。这是这个故事的出发点。”
日本学者也已明确指出《1Q84》同《地下世界》之间的关联，认为村上从未写过像《1Q84》这样主题鲜明的小说，“主题即是以奥姆真理教为原型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新宗教（cult）集团”，同时指出出场人物多多少少同奥姆性质的“新宗教”有关。甚至认为《1Q84》可以作为以《地下世界》中的奥姆真理教为原型的“寓言故事”来读。换言之，《1Q84》乃是对《地下世界》中的奥姆真理教及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之历史事件的拟写。可以说，没有纪实文学作品《地下世界》，就不会有十几年后的长篇小说《1Q84》。在这个意义上，若想深入理解《1Q84》，就必须回溯《地下世界》（包括《地下世界Ⅱ·在约定的场所》），回溯奥姆真理教和沙林毒气事件。
3、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发生由邪教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这本身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村上春树对此的写作和分析有哪些值得我们记取的？
——奥姆真理教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于一九九五年三月。同年一月发生阪神大地震。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达三千八百人，有的死于非命，有的终身残疾。十个月后村上用一年时间采访六十二名受害者写了长篇纪实文学《地下世界》。随后采访奥姆真理教信徒写了续篇《在约定的场所》。不过，较之作为天灾的地震，他看重的更是作为“人祸=犯罪”的沙林毒气事件。这促使他进一步改变对于社会的不介入姿态，开始深入思考事件的意义及其蕴含的信息：“你没有向谁（或什么）交出自己的某一部分而接受作为代价的‘物语’吗？我们没有把人格的一部分完全托付给某种制度=System吗？如果托付了，制度不会迟早向你要求某种‘疯狂’吗？”
可以确认，自一九九五年发生奥姆真理教事件以来的十几年时间里，村上始终思考这一事件，力图以不同于媒体和日本社会主流的视角加以解读和追索。追索的核心之一，就是制度或体制同个体之间、亦即“高墙与鸡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对任何人都有启示性。
4、您提到，《1Q84》是村上在世界语境下对日本当今社会问题（以奥姆真理教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等为代表）的认识和总结，同时表达了对世界现状以至人类走向的担忧和思考。在您看来，在这个时代追求“灵魂的自由”、摆脱“精神囚笼”，有什么样的意义？又要面临哪些威胁？
——刚才说了，九五年初日本连续发生了阪神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而美国的“9·11”愈发加剧了这种混沌以至混乱。这点既是《1Q84》的创作背景和契机，又同小说的主题密切相关。村上在一年前接受《每日新闻》采访就曾由此谈及这部长篇的主题：“我认为当今最为可怕的，就是由特定的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那样的东西。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奥姆真理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此外也有各种各样的围栏或囚笼。一旦进去，弄不好就出不来了。”
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认为 “精神囚笼”和“高墙”是同义语，即都指体制。而作为体制村上提及两种，一种是日本战前的“天皇制和军国主义”，另一种是原教旨主义。不仅如此，村上作为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底色的自由人文主义知识分子，把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体性视为生命。对任何可能压制和扼杀个人自由的社会体制和价值体系都极为敏感，对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符号系统和非人化的逻辑及“多数暴政”保持高度警惕并自觉与之拉开距离，进而采取批评姿态。因此，即使对“善”的体制也不放弃过滤和质疑的努力。尤其对个体或被动或主动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以至整个灵魂交给体制——纵使善的体制——之后而体制转过来向个体要求某种“疯狂”即吞噬个体公民这点保持忧患意识和临战心态。实际上历史也一再证明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一旦任凭以革命或正义面目出现的“善”大行其道，难免出现例如“肃反”、“清洗”等灾难性后果。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的警示价值即在这里。这也是《1Q84》和《一九八四》之间潜在的精神谱系。正因如此，保持“灵魂的自由”也就分外重要——不能把自己的灵魂无条件交给“高墙”或使之轻易进入“精神囚笼”，而必须时刻保持个体灵魂的尊严及其无可替代性。
5、据说，村上春树先生本人将《1Q84》定位为他目前创作的“巅峰之作”，您怎么评价这部书在他本人创作中的地位？（我注意到您提到这是他创作的有一个转折点。）
——据我所知，村上本人好像并未将《1Q84》称之为“巅峰之作”。他只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正在接近他追求的妥斯陀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综合小说”，并为此感到“十分满意”。我则认为《1Q84》是一部主题有明显缺陷的作品，主要原因是我不能认同其中的“善恶观”。善恶确有两种。一种是绝对的善与恶。一种是《1Q84》中描写的相对的善与恶（如果要从中分出一种作为第三种，那么或许就是所谓超越善恶的善与恶或“本源悪”）。以前者言之，例如奥斯威辛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就是绝对的恶。不承认这一点，不承认和牢记绝对恶的存在，人类社会就没有正义可言，理想主义的追求和达成也就失去了根据和驱动力，而势必永远在“罗生门”中彷徨。原本期待四月中旬出版的《1Q84》BOOK3成为破“门”之作，但看完后我感到相当失望。如果让我举出一部之于村上的“巅峰之作”，《奇鸟行状录》或可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