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现代化：维新还是“维旧”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至少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物质的现代化已经取得很大成就，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走马观花了繁华的大上海后直截了当地撰文称，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穷国、落后国。

如果说，至少在拉赫曼等人目光所及处，中国在物质层面似乎的确不再穷、不再落后的话，那么在精神层面，中国不但依然很穷、很落后，而且仿佛比过去更贫乏了。

对于此，许多清醒的人士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忧心忡忡，并大声疾呼，中国需要“四化”外的第五个现代化，即精神的现代化，如果只有物质的现代化，而任由精神荒漠化、空洞化，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而会沦为物欲横流、弱肉强食的功利主义世界。

症状虽然都看得明白，对症下药也是人人知道的常识，但各家开出的药方却大相径庭，有人主张“维新”，即继承五四开创的“中国传统反思”道路，进一步深入批判残存的中国传统思想、道德和信仰糟粕，引入西方的、现代的先进思想、道德和信仰精华，从而填补中国社会的精神缺失；有人却主张“维旧”，认为中国近现代的道德堕落、精神空虚和信仰缺失，从根本上是“人心不古”、旧有的道德、伦理、精神和寄托被打破所致，要恢复社会和民众的精神健康，最根本的出路，就是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让传统的精神财富以新的形式再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和人们的心灵指南，这才能真正实现精神的现代化。

一个要维新，一个要“维旧”，貌似南辕北辙的两条路，究竟哪一条，才是引导中国走向精神现代化的康庄大道？或者，两条都不是？

要解答这个问题，恐怕首先要为中国社会和民众的精神状况“把脉”，弄清楚在精神、信仰、道德等非物质层面，当代中国社会究竟缺什么。

“新”的缺失

尽管今天中国人仍然在纪念“五四”，然而正如北京五四大街口的“五四钢雕”一样，这种纪念是残缺的：“钢雕”所塑造的四个人，即李大钊、毛泽东、蔡元培和鲁迅，显然远不足以勾勒五四运动的全貌。

而正如主张“维新”一派所指出的，由五四开创的“中国传统反思”之路，也正如这个先天不足的“五四钢雕”一般，被人为地削删剪裁，变得面目全非。

五四运动所主张的，首先是清算中国传统思想、道德和文化，这个庞大的工程一开始就大打折扣，此后更是几经波折，最初主张“全盘西化”的旗手胡适，晚年却成了个研究《水经注》的复古型学究，而另一个把传统道德、礼教定位为“吃人”，对从二十四史到中医都加以犀利抨击的鲁迅，建国后他在这一方面的锋芒，也被有意无意地套上一个精雕细刻的刀鞘。

五四运动所提倡引进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但时至今日，“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否真的来了？

从各种“养生大师”骗局的一再得逞到全社会对“转基因”如洪水猛兽般的恐惧，从迷信五花八门的外星人传说到“水变油”、“永动机”神话的反复重演，我们看到的不是“赛先生”的深入人心，而是整个社会的迷惘，一些人分不清哪些是科学，哪些是打扮成科学的玄学、骗术，另一些人认为自己受到科学的伤害，索性成了科学知识的拒绝者，而不去细究这所谓“科学的伤害”，究竟是来自科学，还是来自伪科学。

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已趋于普及，累计科学论文出产量更在不久前跃居世界首位，但与之相应的，却是教育质量的严重“注水”，和论文、科研成果的普遍性抄袭、造假和“山寨”。纵向比较，中国社会的科学发展水平，当然是有了很大进步，但横向比较，中国却毫无足资骄傲之处。

尽管自五四运动至今，“有选择地引进国外先进思想”始终没有被全盘否定，但这种“有选择的引进”曾被“有选择地”浓缩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且进一步浓缩为特定派别的马克思主义。当光阴荏苒，风云变幻，整个社会开始对这唯一被肯定的精神舶来品加以剖析、反思后，人们才匆匆开始重新“选择”更丰富的“国外思想”，是否“先进”固是众说纷纭，是否“符合国情”，更是笔至今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

“赛先生”如此，“德先生”的引进也好不到哪里去。到了今天，当代中国的任何政治派别，任何舆论，都不敢公然唱民主的反调，只是给民主加上各种属性、各种“但是”的前缀，但事实上，不论“国情派”、“体制派”还是“民主派”，在宣扬自己思想理论，攻击“异端学说”方面，都没有真正体现民主的真谛——既说自己的话，也让别人说话，而自觉不自觉地陷入非我即敌、非黑即白的二元论窠臼。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世界的确缺乏“新”的元素。

“旧”的萧索

那么，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世界又缺不缺“旧”呢？

如果说，拆迁和城市改造所消除的，是人们对故乡的印象痕迹，那么在精神世界里，这种“精神拆迁”所消除的，就是自古相沿的传统价值观、是非观和道德观。

千百年来，从最浅薄的《神童诗》、《三字经》，到四书五经、朱子语类，反复灌输、宣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修养道路，是三纲五常、九族十义这些道德规范、社会准则，是以家为国，以国为家的家庭理念、社会理念和国家理念，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知识观念，是“父母在，不远游”和“为君讳、为亲隐”和“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忠孝观念、道德法治观念，是“敬鬼神而远之”和尊奉天地君亲师的宗教信仰观念。这些价值观、是非观、道德观通过国、家、宗族、乡议四大途径（或称“四大绳索”，看您站在什么立场）交织缠绕，不仅从精神层面，更从世俗的、现实的、利益的层面约束、规范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影响着人们的道德判断和是非黑白，照着这些“规矩套子”去做，便是“二八月、春秋题，虽不中不远”，反之，则可能被整个社会所唾弃、孤立，不仅成为精神孤儿，也会在现实世界里举步维艰。

然而这种精神-世俗交织的传统世界，在19世纪后半叶不断遭到挑战、冲击，坚船利炮的来袭，泰西文化的冲击，和科举的废除，已让传统思想在世俗、现实和利益层面节节败退，不得不退守精神世界，土地所有制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社会生活对传统家庭、宗族的冲击，尤其是“文革”那横扫一切的“破四旧”，则让最后的精神堡垒也土崩瓦解，曾经的骄傲一度变成耻辱，曾经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一度变成“黑话”，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规范、精神寄托和评判人、评判事的标尺，一度都成了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东西。

事过境迁，时过境迁，如今人们已不讳言“复古”（或“维旧”），倡导“国学”、提倡复兴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声音又开始高涨。

然而这种“维旧”同样是“水汪汪”的。半通不通的当代“文言文”被奉为典范，以抄袭剪裁为能事的“国学奇才”被传诵推崇；修家谱、修庙宇的风气到处吹遍，却连篇像样的祭文也凑不出，真古董修成假古董的笑话更是层见错出；一些人高谈阔论“新儒学”，却既对儒学和儒教、儒学和理学的异同闪烁其辞，复对战国时就“分为八”的儒学究竟该取法哪一家语焉不详；一些人高喊着“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或宽袍大袖“汉服”招摇过市，或长辫黄服“皇族”自居，可“弘扬汉文化”的连汉朝掌故都一知半解，自称“皇族”的连皇帝辈分都能搞错。难道所谓“维旧”，就是在现代社会的高楼大厦间，点缀一堆算不上高仿的潘家园假古董？难道深衣曲裾吃自助餐，或长辫瓜皮帽跳街舞，就能重新找到失去的精神寄托？难道这样的“文化复兴”，就能让中国在精神层面自立、自强，就能实现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现代化？

百家争鸣 渐进自择

不难看出，中国当代社会精神层面的空虚，既缺乏“洋和新”，也缺乏“中和旧”，从这个层面上讲，维新和“维旧”都没错，都是对症下药。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近百年的沧桑巨变，使得“四旧”被砸烂，“四新”也未树立，“孔家店”固然被一部分人批臭、唾弃，“洋家店”同样被另一部分人视作洪水猛兽。长期的斗争、对立，又让“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思想在精神生活层面根深蒂固，各种思潮、理论间缺乏兼容、磨合和在争论中共生的容忍度，而是急于将自己塑造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将其它思潮、理论贬斥为祸国殃民的政治砒霜，当翻来覆去的精神“圣战”，最终让社会和大众对任何思潮、道德标尺都无所适从、不再有神圣感时，他们就本能地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当做处世哲学，而不再接受任何“精神鸡汤”的强补硬灌。

事实上不论古今中外，精神的现代化从来都不是一个强制的、大一统的过程。

许多人都会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才让儒家成为中国主流思想、道德框架，而实际上，早在此前漫长的百家争鸣时代，儒家已经悄然占据了思想制高点：法家、名家、墨家等学派或直接脱胎自孔子传承，或在与孔系门徒的论难中沿袭了孔子的思辨逻辑，即使被认为和儒家距离最远的道家，其真正奠基人——庄子的内外篇里，也充斥着不知名的“得道者”和孔子互动的半真半假故事，等到大一统成为既成事实，儒家这种最适合大一统社会、在当时最“现代化”的思想体系，也就自然占据了上风。

中国古代如此，西方也同样如此。让西方进入近代文明和科学时代的，是文艺复兴和政治世俗化，而这并非一帆风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封建王权和宗教势力很快卷土重来，而在西欧一些国家里，新教的清教徒派系则试图用一种既反对罗马神权、也反对自由思想的“新思想专制”取代旧的思想专制，“德先生”和“赛先生”在西方的普及并非依靠强制或“大一统”，恰相反，它是一个思想与社会不断相互磨合、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漫长过程。

中国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百家争鸣、渐进自择的过程，新的、旧的，外来的、本土的思想、道德、信仰，都要在这个急遽变化中的现实世界里充分展现，彼此碰撞，最终完成精神现代化的凤凰涅槃。对此，当代中国人所需要的除了耐心等待，积极参与，就是对异议的尊重，和对权威的怀疑精神。“欲速则不达”，任何想要立竿见影完成中国“精神现代化”的主张，恐怕都只能是“胡庸医滥用虎狼药”。

宗教 重要么

许多朋友喜欢将当代中国的精神缺失归咎于“宗教信仰的缺失”，认为只要将中国人大多数变为教徒，精神痼疾便不医自愈。

这种说法恐怕是没有说服力的。

事实上宗教的缺失并不等于信仰的缺失，中国始终没有一个垄断性、全国性的主导宗教，但中国人历史上并不缺乏信仰，天地君亲师、祖先、道义、礼法，乃至文昌魁星、送子观音，何尝不是信仰？

在周代以前，中国是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皇上帝”的，但随着“君权神授”的夏天子、商天子相继被“下克上”，这种 “独一真神”便再难服众，从而逐渐被更能自圆其说的五行终始、天人感应说所替代，原本“神性”十足的“上帝”，也在“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解释下，逐渐蜕变为哲学化的“天意”。

还应清醒地意识到，宗教的支配未必一定带来思想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中国历史上强推道教支配地位的宋徽宗，最终让自己和北宋都城汴梁，双双葬送在道士林灵素的咒语下；设立喇嘛教“国师”的元朝，因喇嘛强掘南宋皇帝陵墓，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和族群对立，几乎酿成大变；唯一真正的政教合一政权——太平天国，更是一度营造出“全国只有几十本书可以读”的文化和精神荒漠。在西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是对思想和社会发展的钳制和禁锢，而精神和世俗的现代化，恰是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的。

固然，在明清之际，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洋传教士在送来圣经的同时也送来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但一来后者只是为方便前者传播的“权谋”，二来利玛窦等人采用了将自己打扮成“西儒”、“学者”，尊重中国尊孔祭祖等传统精神文化财富的灵活手段，而这种“西学东渐”的被打断，始作俑者并非中国的皇帝或士大夫，而恰恰是天主教中的“原教旨派”：到达中国传教较晚的圣方济各会出于争夺在华传教主导权的目的，不断在教廷和整个欧洲挑起对孔学的争论，目的是把孔学打成异端。其代表人物利安当（黎玉范）于1643年向教廷提出17项指责，将孔学贬为异端，尊孔称为偶像崇拜，要求教廷下令禁绝，他甚至喊出“我们到这儿（中国）是要传播福音，不是来做孔子门徒”的口号，使争论白热化。在这些声音的挑唆和压力下，教廷几经反复，终于在1704年11月20日，由教皇克勉十一世发出禁约，把孔学称为异端邪说，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并对违反禁约纵容此行为的传教士作出开革出教的威胁。此举最终激怒康熙，导致天主教在中国的被禁。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朝代有兴替，世事有盛衰，不论是讲究现世报、因果报应，或是“末日审判”的宗教，都很难在这种“自古无不亡之国”的环境下，长久占据整个社会的精神寄托层面，它们或如佛教般本土化、哲学化，或如基督教般成为一部分人的心灵寄托、道德准绳，或干脆如犹太教和“食菜事魔教”那样，悄然消逝在历史长河里。这种信仰世俗化、多元化的状态，和中国漫长的世俗社会历史息息相关，是自然演变的结果，“破四旧”后的今天如此，100年前、1000年前同样如此，硬要用一种宗教“拯救”中国社会的精神，其性质无异于要发动一场精神领域的十字架东征。

精神的现代化理应且必须包括对宗教信仰的宽容和自由，但这种宽容和自由必须是多元化的，人们有权信仰、也有权不信仰宗教，任何将“多数人的宗教信仰”与“精神的现代化”刚性挂钩的论调，都不符合当今世界的主流思想认识和潮流，也不利于中国社会真正迈向精神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