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论语》之四十 子路第十三（丙）
孔夫子对治理好国家很自信
13．10【原文】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读解】孔夫子对治理国家是很有自信力的，他曾多次表示，如果真有人让他治理一个国家的国政，不管是鲁国、齐国，还是其他诸侯国，只要一年的时间他就可以推行良好的施政方略，三年时间就可以见到治理的成效。当然，孔夫子这句话说得有点满，跟下面这两段话对比起来，还有点差别。
孔夫子和他的学生就是“影子内阁”
13．11【原文】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读解】这三段我们可以结合起来看。在上一则里孔夫子说过，三年就可以见到治国成效；这则后面又说“必世而后仁”——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使仁德普行，其间又引一段前人的话说“善人为邦百年”。这其中的差别有点大，但这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时间上的差别。孔子是圣人，圣人“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中间一段是善人所为，“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最后一段是王者所为，“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我们最好从这个角度加以区分。王者未必是圣者，而孔夫子是圣人。现在，国家的执政者往往是四五年选举一次，执政期满，重新换届。国际上通用的执政期限是四年或五年，个别国家是三年或七年。一个执政党如果在执政期间不能把国家治理好，下次选举就会落败，让位给新的执政党。
孔夫子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口气，是因为他有实力。如果套用现在的政治术语，孔夫子和他的学生就是当时社会的“影子内阁”，是一个潜在的庞大政府机器。他的学生中什么样的人才都有，政治家、教育家、搞经济建设的、搞文化建设的，连种庄稼的都有，在孔夫子周围聚积的人才是春秋时期最大的人才库。孔夫子并不想当国君，他只是想做一个能实施治国方略的导师而已。如果让他来执政，他可以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用现在的话来说，一个月就可以拿出改革方略和具体的实施方案，三年之后就能见到改革成效。毕竟春秋时期的国家都是方圆百里、三百里、五百里的小国，方圆千里以上的只有齐国、楚国、晋国、秦国和后来兴起的越国这五个国家而已。如果按人口算，当时的鲁国还没有现在山东的一个中等县大。让孔夫子来治理这样的国家，当然三年就会见到成效。
下面又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所谓善人在《论语》前面的章节已经说得比较多了。为什么说“为邦百年”？如今，中国企业的百年老字号还看得到吗？同仁堂算是一个百年老号，但是公私合营之后，这些老字号也只是一个招牌而已。这里我们用老字号作个比喻，关键是要大家明白，治国要有长远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方针，如《道德经》所说：“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修道成仙如此，为国为政也需要如此。“善人为邦百年”——国家的行政措施需“深根固柢”，对民众要有长时期的教化，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通过几代人不断的“富之”、“教之”过程，才能把社会上的种种是非、争斗，弱肉强食、欺凌弱小的现象从根本上加以消除，这就叫“胜残去杀”。调教社会上刁蛮的人，需刑法与教化并用，以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恩威并重地加以整治，这个整治过程是长期的，并不是一两天就能够生效的。
最近二十多年，国家集中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多次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但“严打”之后，社会犯罪率并没有降低；每天打开电视，都可以看到这里遭抢那里被杀的报道，吸毒、贩毒的人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该如何料理？如何搞好社会的综合治理？如何构建和谐社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如何治理？如何教化？还有很多盲区需要我们去突破。这一方面需要政府的职能部门做更多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员、国家的公民也应该有责任心为国家排忧解难，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书院的有些学员朋友曾经这么说：“我自己的能力有限，通过学习孔孟之道，提高自己的修养，能料理好自己的家庭，进而影响邻里，影响社区，这是我能做到的。”我觉得这样就很不错。我们毕竟是小老百姓，没有当官，没有自己的权力范围，不是企业家，也不可能在自己的企业里有所作为；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修为影响自己的家庭，影响自己周围的人。这是我们每个人学习圣贤之道的益处所在。
下面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什么是王者？王者就是统一天下的贤王，春秋时期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孔子去世一百多年后，直到进入战国时期才有魏文侯的孙子称王，称为魏惠王，接着有齐国的齐威王。当然，楚国国君早就称王了，但那时楚国不在中原，被称为荆蛮之地，而且严格按照春秋时期周天子分封诸侯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楚国只是一个子爵。他自封老大，妄自称王，所以引起中原诸侯的反感，整个春秋时期中原诸侯国都是十分排斥楚国。直到战国时期，大家才承认楚国也是华夏的一员。春秋时期，只有宋国是公，因为宋是成汤之后，齐国、鲁国、晋国是侯，秦国、吴国是伯，最小的爵位是男，男已称不上封国，只是很小的采邑。
真正的王者，“必世而后仁”，要经过三十年才能完成仁政，行王道。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国家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如果再有一个三十年，我们的基本国策不变，那么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将走上良性发展的健康道路，中华民族的前景将充满阳光。
执政者气质端正，从事政务时会少麻烦
13．12【原文】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读解】这样的话孔子在《论语》里已多次说过。这里的关键是正心诚意。一个人首先要做好表率，把自己的行为放端正，特别是执政者、政府官员必须在语言上、行为上、形象上都把自己放端正，从事政务活动时，才会减少困难与麻烦。说老实话，机关里上班是按既定的程序运行，早晨准点上班，晚上定点下班，该拿钱的时候拿钱，该做事的时候做事，这个程序本身是很好操作执行的；难以料理的是自己的喜怒哀乐，是自己的心病，是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是是非非。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形象气质、语言行为摆端正是了不起的功夫，你一旦把自己身、语、意三方面都摆端正了，那么再料理外部事务可以说是举重若轻。用王阳明的话来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啊！最难降伏的是自己。老子也曾在《道德经》里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所以说，关键是你能不能自己战胜自己，“苟正其身”是自己战胜自己一个过程。如果你能够战胜自己，那么面对人与人之间的是非，面对你所要处理的事务，都会觉得轻而易举，所以孔子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假如不能端正自己的言行，又怎能端正别人的言行呢？
“政”和“事”的区别
13．13【原文】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译文】冉子退朝。孔子说：“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晚？”答：“有政事。”孔子说：“是季氏家一般的事务吧。如果有政务，虽然现在我不作大夫了，我也会知道。”
【读解】这里要看到两点，一个是“政”，一个是“事”，注意“政”和“事”的区别。孔夫子见冉有退朝回来，便问：“何晏也？”——你今天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呢？冉有回答说：“有政务。”孔子说：“不是吧？不可能是政务，只是一些事务吧。虽然我现在退休在家，不参与政事了，但如果国家真正遇到大事，有重要的政务，作为国之大老，国君肯定会主动找我商量的，至少要跟我通通气。”孔夫子当时的地位就像现在我们国家顾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不管是政治局还是国务院，国家有什么重大决策首先要跟这些国家元老通通气，尽管他们不具体执政了，但还是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所以，孔子很有把握地说：既然你说的这些事情，我都“不与闻”，国君和执政们没有给我吹过风，那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只是行政上的一些具体事务而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夫子对“政”和“事”是分得很清楚的。以前毛泽东常说要“抓纲治国”，政是“纲举目张”的，作为领导者应分清大事和小事，明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首先要抓大事，分清轻重缓急，不要事无巨细都需事必躬亲，要善于准确地抓住事情的关键处。
一言兴邦与一言丧邦
13．14【原文】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译文】定公问：“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旺，有这样的话吗？”孔子答：“虽然不可以这样说，但也差不多。有人说：‘做君难，做臣子的也不易。’如果知道做君难了，不也近乎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旺吗？” 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亡国，有这样的话吗？”孔子答：“虽然不可以这样说，但也差不多。有的君主说：‘我的乐趣不在于做君主，而在于没人敢违抗我说的话。’如果他的话正确，那很好；如果他的话不对却没人敢反抗，不也近乎于因一句话而导致亡国吗？”
【读解】这段话确实很有趣，鲁定公向孔子请教有没有“一言而可以兴邦”、 “一言而丧邦”的事情。我们也经常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而且历史上的确有这样的先例，殷纣王“一言丧邦”，周文王可以说是“一言兴邦”。当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城也可以说是一句“迎闯王，不纳粮”，一鼓作气就推翻了大明王朝的统治。怎样理解“一言兴邦，一言丧邦”？鲁定公作为国君向孔夫子请教这个问题，孔夫子很实在地作了回答。
“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一言而可以兴邦”，话不能说得这样绝对，但还是有接近之处，只看你如何表达，怎样理解了。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果这句话理解了，做到了，就可以说“一言兴邦”。为君难，如果一个国君临事而惧，“治大国如烹小鲜”，不胡作非为，像周公一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确实可以做到“一言兴邦”。后来的“文景之治”的汉文帝、贞观年间的唐太宗、开元之初的唐玄宗，以及清朝圣祖康熙皇帝，无不深感“为君难”，无不是“一言兴邦”的国君。大家都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当皇帝难不难？无论怎么做都难，而且是非常艰难。
当年，清朝封疆大吏年羹尧从青海打了胜仗回来，不免有点骄傲，雍正皇帝前去劳军，他也想学“周亚夫军细柳”，让军队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令，俨然以军礼与雍正皇帝相见，完全不顾君臣之礼。明清时的绝对君权早就非西汉初年的皇权可比了，雍正皇帝又不是汉文帝，当然心里不顺畅。后来，年羹尧还妄图带领大军进入京城，怎么可能呢？雍正皇帝命他驻军通州，不过还是赐了他黄马褂，许他紫禁城里跑马。一次，雍正皇帝在养心殿招见年羹尧时，一言不发，只是拿着笔自顾自地在那儿写字，写了几十幅字都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年羹尧终于忍不住了，问道：“皇上，您在写什么呢？”雍正拿了一张给他看，上面写了三个字“为君难”，再看地上，地上的几十幅写的都是“为君难”这三个字。年羹尧一时脑袋头转不过弯来，吓得汗都冒出来了，却不知如何应对。雍正皇帝看在眼里，第二天一道命令，放年羹尧为两江总督；年羹尧尚未到达南京，又一道命令，贬他为杭州提督；正在去杭州的路上，又被贬为骁骑营教头；人还没有到任，又把他贬成了一城门卫兵的班长，当了守门头。年羹尧就这样被“挖墙脚”、“搬石头”、“掺沙子”一步一步地被消减了实权。
那个时候，年羹尧没有把《论语》读熟，要是雍正给他看“为君难”的时候，他能够及时回答皇上“为臣不易”啊，多磕几个头，给皇上认个错，君臣之间心意一通，心结自然就打开了。年羹尧本来是雍正皇帝的嫡系，但是他功高盖主，自以为深得皇帝宠信，与雍正无话不说，再者他手握重兵，飞扬跋扈，把朝中大臣都得罪完了。很多时候，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亲了，太密了，忽略了应该注意的分寸，而分寸一旦失去，就会留下很难堪的后果，使本来很好的人事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所以，孔夫子说“为君难，为臣不易。”这句话做到了，君臣关系处理好了，能做到上下齐心，君臣同力治理国家，郑重其事地料理国家事务，那么“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由此可见，驾驭中国这条大船是何等的艰难。春秋战国时期，哪怕是治理一个小国家都很难的。像鲁、郑、卫这样的小国，周围都是超级大国，要想保持自己的独立都是相当艰难的。想一想现在的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家，难不难？执政者不是得罪这个超级大国，就得罪那个超级大国，要不就是得罪老百姓，总之当政者难。懂得这个“难”，人就不敢胡作非为，就不敢率性而为，有了这样的警惕性，就可以做到“一言而兴邦。”
鲁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同样回答：“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话不可以说得这样过头，但这话还是有道理，有点接近。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人们常说：“我对做国君并不觉得快乐，只是我说的话没人敢于违抗而已。”有了这个前提，孔夫子下面的话就很重要了：“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作为国君，如果你说的都是嘉言懿行，都是为国为民有利的话，没有人违抗你，这当然是好事；如果你说的不是好话，不是为国为民的善言，而大家都不表示反对，或者说是没人敢于反抗，那岂不是接近于一句话导致国家亡败吗？
以前搞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时候，彭德怀站出来说了几句不同意见，结果被打成“反党集团”，置之于死地。之后，再搞“文化大革命”，还有谁敢说反对意见？哪里还听得到反对意见？没等你把反对意见说出口，你已经被丢到牛棚或监狱里去了，这些就是“一言丧邦”的典型例子。再如西周末年那位周厉王止谤的故事，不是差点把好端端的周王朝推入绝境了吗？自己也死在流亡之地。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国家的政策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制定的。改革初期，邓小平说，他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没有先例，是非、对错也没有先例，只有走一步算一步，逐渐积聚经验以谋发展，一旦发现失误，马上刹车，及时修正。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这些年国家所实施的各项政策还是很不错的，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