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的同情和同情的理解
—— 袁伟时教授八十大寿庆生简述
山中留影，以袁老师为中心
12月12日袁伟时教授八十大寿庆生会如期在从化温泉宾馆召开，宾馆地处山区，温泉遍布，本已远离尘嚣，再加上小雨的洗礼，空气更加清净。章立凡、徐友渔、雷颐、傅国涌、秋风、郭世佑、陈壁生贺卫方、陈宜中等群贤毕至，广州的学者、媒体朋友也悉数到场。郭世佑老师在会上赠与老寿星一副对联“黍稷何忧葛履顽童追旧账，缣缃有序客家赤子唤新民”，正暗合了袁老师于无声处把握历史以连接未来的工作。读史明智，袁老师在俯瞰尘网的同时，说该说之话，随心所欲不逾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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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老师的发言不仅文采熠熠，而且提纲挈领 |
会议就袁教授关心的三方面内容——民族主义是否阻碍中国社会转型；儒家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与价值；教育、启蒙与中国转型——进行了开放式探讨。上午，袁老师的破题发言以“为什么中国近代每逢关键时期，总是被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所裹挟？”作为结尾，也开启了会议激烈讨论模式。贺卫方老师指出极端民族主义由多方面原因产生：1、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共产主义梦想；2、社会中间阶层的不成熟；3、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难以自立。宪政从未有，推倒重来的革命始终占据上风，一遇民族仇恨即无法遏抑。持同样观点的有陈宜中：如果没有民权，国族主义无法受到相应的约束，最有可能导致暴政；也有老师从国民性的角度分析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对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除了竞争，更多的人认为不要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化。自由主义者应该理解民众的民族情绪，积极引导，民族国家的建立离不开民族主义。最后，翟振明老师一语道破实质：民族主义是一个烟雾弹，现代中国的民族概念其实是党划定的。什么时候每一个国人都能自信的说：“我是公民”，摆脱身份政治的束缚，民族主义才能回归理性平和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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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以舌战群儒的姿态对应“被启蒙” |
上午的讨论气氛较为平静，因为各位对于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基本上能形成共识。下午的议题原本是老调重弹，却因为秋风的一番发言而几乎演变成一场“围殴”。秋风的认为孔孟坚持的就是封建的自由原则，这个理想其实就是自由和宪政的理想。汉武帝董仲舒的时代就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宪政革命，建立起一个用天道来限制皇帝的制度，借助这样的一个信仰，儒家的士大夫构造出了一个士人政府，从这之后出现了中国的一个社会自治，就是大家通常所谈到的地方绅士自治。从曾国藩开始，经过康有为、梁启超到张君劢这么一个保守宪政主义的传统形成，提出了一个构造中国现代国家比较理性的、也是比较完整的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已经取得了成功，这就是现在台湾地区自由中国。最后，儒家作为信仰是宪政不可或缺的条件。
基本上没有人认同这种古已有之的心态，不同的土壤产生不同的政治文化成果，形状相似不代表可以牵强附会。以徐友渔先生的一句话总结，儒家的意义当然不可忽视，但这是中国大陆所谓的新儒家为了逃避问题而制造出来的问题，切莫假戏真做，越做越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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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袁老师一起主持晚上的会议，所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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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的讨论本人充当主持人，作为教育家，自然很看重各位对中国的教育有什么看法。傅国涌先生提到公民教育的急迫性：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公民教育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不完整的教育，而中国从清末到1949年的50多年中，至少有三套以上民间出版社出版的，在整个中国学校占主流地位的公民教科书，一套是商务书局出的，一套是中华书局出的，一套是世界书局出的。此论得到不少出版人士的赞同，中国公民教材的匮乏导致人们从小无法建立公民意识。教育本身就是启蒙的一种形式，对于启蒙，“民主小贩”杨恒均和秋风也出现了分歧，杨恒均认为：我们还要用大家能读的语言来启蒙，如果仅仅为主义而争论，我们自己都不能启蒙自己，谈何上开官智，下启民智。秋风则强调：每一个哲学运动或者宗教的振兴其实都在启蒙，前提是他们认为人们的心志或者被迷信或者被权势蒙蔽住了，要把这个亮光重新照进去。孔子也是启蒙者，胡适也是，梁启超也是，我们理解启蒙的时候，确实需要多个维度去理解它。尤其是我们这些自由主义者，重视提防迷信片面的启蒙，你本来想启蒙别人，结果变成了一个拜物教者。解放的同时需要德行。翟老师随后回应了秋风的发言：我们从自由这个理念出发，重新列了一个价值表，重新定义什么叫道德不道德，对强权要进行抵制，自己的人性要坚持，不要随便丢掉自己的人格。启蒙针对的遮蔽是自己做自己，还是让别人做自己，美德教育于此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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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的年轻人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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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讨论马不停蹄，尽管让人有点精神疲劳，思想碰撞的火花却让人欣喜、让人回味，以理解宽容作为自由的结论最为恰当。会议行将结束之际，袁老师笑着告诫各位，自由、民主、宪政是一个大方向，做好基础工作是关键，不管它以什么方式来到，只有以每一天不懈工作为支持，我们才不会重蹈覆辙。尽管有点分配任务的意思，但是会场仍然响起了不约而同的掌声，不仅有对袁老师的祝福，还有一份责任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