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时间匆忙，昨天有些问题没有说清楚，所以今天再说一下，以便大家理解。因为重要性足够，所以值得这样做。
央行用什么“池子”管理流动性并不重要，就算是把股市看成“池子”也不为过。其实，“池子”本来就是一系列的组合工具，法定存准率、央票、债市、股市、期市等等，包括中华烟、茅台酒，只要有人原意高价购买，又不影响国计民生，那都可以被看作吸附流动性的“池子”。
所以，我们看这次讲话重点不应当是“池子”而是其中所包含的“政策深意”。
昨天说，周小川短短1000多字的发言，至少回答了市场现存的“六大疑虑”，而所透析出的总体政策方向是正确的，这也让我如是重负。
所谓“六大疑虑”指的是：
第一， 对多年来货币发行增速远远高于GDP增速的现象，必须在尊重经济学基本常识的前提下正确理解，不能动不动就说是“超发货币”，忽悠不明真相的公众，放大通胀预期。
第二， 判断货币供应量是多是少，要看核心CPI，不能简单以CPI解释通货是否膨胀。
第三， 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确实释放了大量流动性，但这是“异常情况下的正常状态”。现在，只要设法减小其副作用就可以了，更不能简单地把物价上涨归咎于通货膨胀。
第四， 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之间没有简单地等号，物价涨跌未必一定由通货多少决定。
第五， 对“池子”的说明，实际是说：未来提高法定存准，更多地是为了对冲外汇占款，对冲市场上多余的流动性，而不是紧缩货币。
第六， 鉴于世界经济复苏迟缓，不确定因素非常多，中国所处的经济状态不能说是“正常状态”。既然如此，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所有宏观经济政策都不能放松警惕，不能用“正常状态”下的手段加以应对。
进一步解读。
第一，关于货币超发――货币量远大于GDP的问题，周小川首先说“货币超经济发行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概念，因为那时候价格是固定的，用价格乘以实物量就是货币需求量”，这是什么意思？我解释一下，这其实说的是“价格因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理论地说，物价越高，公众购买同样的东西需要更多的货币。
但是，GDP统计通常要使用可比价格，即剔除了物价涨跌因素之后的真实GDP，而货币供应量必须体现价格涨跌对货币需求的变化。所以，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通常会出现货币涨幅大于GDP涨幅。
其二，周小川说：“那时候（计划经济年代）也没有金融市场和服务市场，因此如果用那时候的概念是有问题的”。什么意思？其实，周小川说的是“经济的货币化过程”。金融市场的发育会不断地为“过去的资产定价”，资产每一次涨价，都将相应提高货币总量，但GDP不一定增加。举个例子，假如某公司的全部资产只有1990年购买的100亩土地，当时用了100万元。注意，这100万元是投资行为，对1990年的GDP贡献就是100万元。1994年，这家公司上市了，依然只有这100亩土地，评估价值1亿元。然后，公司出售25%的股权，股票发行收入2500万元。此后，企业用此2500万元投资，注意这时的2500万元归入1994年的GDP。到了2010年，假定这个公司生产销售一切和1994年的情况一样，但100亩土地已经升值到10亿元，股票端反映的市值至少10亿元。
我们算一下吧。1990年到2010年，GDP这一端一共被计入了2600万元的投资，但是，要把股票市值从1亿元推高的10亿元，这其中需要多少货币？至少要远远超过2600万元。这实际就是资产货币化的过程，资产的货币价值，远远高于真实的投资额。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货币需求量总是远远大过GDP。
其三，周小川还说了另外两个理由，储蓄率高低的影响，以及直接和间接融资比例不同对货币与GDP比例关系的影响。
结论：要看清货币与GDP的比例关系，必须懂得基本的经济机理，不可以简单地拿中国的M2跟美国相比，这“不太恰当”。
第二，货币供应量是多是少要看“核心CPI”。这句话有两层内涵：其一，就算CPI上涨到5.1%也不能说货币发多了，这时要看核心CPI的涨幅是否过高；其二，中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适中，因为中国核心CPI只有1%左右的涨幅。
第三，周小川在解释“货币供应量是多是少要看核心CPI”时，用了一个重要的时间定语――“从现在的角度”。说明，货币供应量是多是少要看核心CPI，只是现实的要求，它不代表过去，也不代表未来。未来如何判断货币供应量是多是少，要根据那时的具体情况。这是“唯物主义精神，而非唯书主义”。
第四，周小川最为重要的一个阐述是告诉我们：物价上涨不等于通货膨胀。他说：有些价格跟货币联系较少，比如进口的大宗商品、气候或者其他原因产生的物价变动。所以，未来我们必须注意，不要一看到物价上涨就说是“通货膨胀”，要正确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必须首先找到物价上涨的病因，然后对症下药，而不是一味归咎于通货。
历史事实证明，石油、粮食这两种最为基本的、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它们的价格变动对全社会所有商品都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但是，鉴于这两种商品的信息透明度最差、社会敏感度最强、市场操纵度最高，所以它们的价格变动基本只与美元和美国政府意愿相关，而与货币多少、甚至与市场供求都没多大关系。
第五，周小川说：“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而造成的货币供应量明显加大”。我认为，这不是中国一家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问题。周说：2008年以来，我们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出拳要重，出手要快”，所有这些举措不可能没有超调，关键是这个周期一旦进入拐点时，要及时转变方向进行调整，使其不太过分，一方面达到成功抗击危机的目的，同时副作用又不太大。”我理解，周小川想说：不要总拿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手段说事，那时这样做是必须的，现在只要设法减少副作用就可以了。
什么是减少副作用？就是把“超调”的部分纠正过来，回收“投放过度”的货币，但是，绝不可能变成“反向超调”，即从“扩张”突然转向“紧缩”。记得当年教数学的时候，学生们知道正数、也知道负数，却总是忘记还有一个非正非负的数“ 0”。但往往“0”是非常重要。
正是因为要说明货币政策即“不会无度而松也不会无度而紧”，所以周小川说到了“池子”。注意：他只是在拿外汇储备举例子，说它就个“典型的池子”，而说“典型的池子”，不意味着它是“唯一的池子”。现在，有些媒体或专家把“外汇储备”解释为”唯一的池子”这是错误的。
周小川为什么要用外汇储备这个“典型的池子”说事？其一是为了告诉我们，现在外汇占款已经变成了流动性投放的主要渠道，这和过去两年的情况有很大不同，那时银行贷款是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其二，中国央行需要100%地对冲外汇占款；其三，不要一看到 “法定存准率上调”就说是紧缩货币。
周小川说：“由于贸易顺差的恢复和增长，或者资本流入的增长，或者FDI的增长，这个时候即便没有较高的物价上涨，也需要加大对冲力度，因此这个工具的作用具有不同的角色。”实际就是在说：上调法定存准率更多地是为了回收多余的流动性，而不是为了紧缩货币，更不是在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
第五，鉴于世界经济复苏迟缓，不确定因素非常多，中国所处的经济状态不能说是“正常状态”。既然如此，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所有宏观经济政策都不能放松警惕，不能用“正常状态”下的手段加以应对。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必须“恢复常态”，现在条件并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