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晨，接叶渭渠师讣讯。我没敢给唐月梅老师电话，怕惊扰她。上午，发唁电后，又与两三好友联系。

    1985年秋，我第一次见到叶渭渠先生。叶先生的名字，我们这些学日语的学生都知道。大学时代，读他译的《雪国》，以为译者一定是位老者。没想到，我面前的叶师穿件浅色夹克外衣，头发梳理整齐，显得很年轻。此后，我成了他的研究生。

    那时，导师带学生不多，有的课就在导师家上。那时，社科院教授家里，多很狭仄。尽管如此，叶老师会把客厅腾出来。其实，当时叶师家只两室一厅，叶老师夫妇、一双儿女及卧床高堂、阿姨，共居如此局促空间。尽管如此，我从未听他抱怨，此后多年，我才知道，叶师等身著译，多是在艰难条件下做出的。

    读研究生第二年，我曾冒昧给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去信，没成想，加藤先生是叶师旧识，就这样，我开始与加藤先生通信。毕业时，我提出写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观，叶师很赞同。他说，加藤提出的现代化模式，即“技术文明、传统文化、民主主义”很重要。那篇论文饱浸叶师心血，即使20年后的今天看，叶师所言，仍有现实意义。

    叶师正式入门弟子只两人，其中一人是我。毕业后，两人都离开日本文学研究。我想，这对叶师来说，不能不是遗憾。而我自己，也很懊悔。毕竟那是一个自己无法把握的意外。这些年，在言谈中叶师只一次表露他的遗憾，我内心也感到，自己本应继承叶师的工作，但因那个时代，只能接受现实。

    尽管如此，我仍没有离开叶师的指引。记得去报社工作前，叶师说，做记者应有“新闻眼”，做记者要善于观察。我没学一天新闻，就靠叶师这句话，就跳下媒体这个完全未知的海洋。到单位后，一记者对我说，你只要把看到、听到的，原原本本记录下来，那就是最好的新闻。很多年过去了，今天才知道，“仔细观察”并“原原本本记录”这看似简单的原理，其实却是世界最难的。

    几年前，我与友人选编“日本学术文库”丛书，叶师很支持，同意做这套书的顾问。除精神支持外，叶师与唐月梅老师还为这套书提供了译稿。这套书的顾问，还有加藤周一先生。两年前，加藤先生故去，而今天，叶师也离开我们。今后，前面的路，再没有了叶师、没有了叶师的指导。今后，我将面对一条漫长而孤独的道路。   

    叶师著译等身，这与他淡泊功利，一心问学有关。去年夏天拜访他，问如何利用时间，他说，那些宴会什么的，一般他都推辞。尽管如此，学生、晚辈想见他，他却慨然接见。生毕业后头几年，我工作及住处距叶师团结湖寓所不远。那时，面对危局时有灰心，但每次造访叶师后的归程，总感到无法言喻的温馨。

    到日本学习、工作后，每次回国，只要叶师在京，我一定拜访。叶师每次都送我他的新著、新译。他认真写赠言，盖章。每次，耐心等印泥干后，他才将书给我。那是我身感至福一刻。可惜，从今以后，一切已成回忆，再也无法体验这种幸福。

    今年3月拜访叶师，带一在日中交流团体工作的年轻人同去。那天，叶师很高兴，与唐老师一同回忆起半个世纪前与现代日本作家交往的诸多往事，兴之所致，他找出当年旧照。叶师的日本文学研究轨迹，无比宝贵。可惜，当天未带录音机，那些记忆，今天只有靠记忆一点点拾起。

    最后一次见叶师是今年夏天，那是8月的一个上午，我带一年轻朋友去他家。叶师主要谈日本文化的特点。中午，叶师留我们吃饭，边吃边聊。我知道，叶师自犯心脏病后，中午常小憩片刻，看时间过午，我起身告辞。每次分别，他都紧紧拉住我的手，依依不舍。他的手很温暖，也很瘦弱。许多的那一瞬，都让我记忆一生，而这次，竟是永别。

    这几天，叶师那抑扬顿挫的广东普通话，时时萦绕耳际。对我来说，北京不是那些摩天大厦，而是叶师，还有他钟爱的日本文学研究，他客厅里谈话的温馨。北京，因叶师在，才有意义。我不能想象，北京是没有叶师的北京。在我记忆中，北京与叶师相连。没有叶师的北京，会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