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语言文字及语法的因素
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因在于沟通成本的下降及沟通效率的提高，沟通包括信息沟通和物质沟通。
信息沟通效率和成本有赖于软硬环境和水平。硬件水平有赖于通讯工具，软件水平有赖于信息编码和译码方式及相关技术。
人类的语言是一种信息编码，语言语法严谨 可以提高信息传递的精度，提高沟通效率和减少沟通成本。
信息沟通模式图
沟通效率的提高中包含缩短沟通时间，提高信息传递准确度和精度，减少误差和沟通次数。
1、语言与大脑、思维的关系
认知主义学习理论: 认知理论不仅认识到了大脑的作用，而且研究了大脑的功能及其过程。在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学派看来，学习个体本身作用于环境，人的大脑的活动过程可以转化为具体的信息加工过程。生活在世界上的人既然要生存，必然要与所处的环境进行信息交换；人作为认知主体，相互之间也会不断交换信息。人总是以信息的寻求者、传递者、甚至信息的形成者的身份出现，人们的认知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信息加工过程。人们在对信息进行处理时，也像通讯中的编码与解码一样，必须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转换和加工。
语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很大。语言是思维、交流的工具，语言与逻辑是密切相关的。哲学、科学的产生与逻辑推理密切相关。科学的继承和发展、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与文字密切相关。
根据现代对大脑的研究，人的大脑中的神经元网络(Nerual Net)是由大量神经元互连而成的网络，从微观物理层面面看就像块高级“集成电路”，或从其思维能力看有点象服务器互连而成的国际互连网(Internet).，人类的思维是通过大脑内的数以千亿计的神经纤维、神经突触组成的神经网络中运动的电信号进行的，神经元之间的联结靠突触，每个神经元平均与10000个其他神经元互连，即 1015联结数，这就构成了人类智慧的直接物质基础。
突触是神经细胞间信息传递的关键部位。信号从一个神经元传递到另一个神经元需要经过突触这一“关卡”，突触前的神经元兴奋后释放出谷氨酸，在突触后膜上需有相应受体感受到，信号才得以完整地传递。
神经元网络是根据生物的神经元组成而得来的，有两态工作，即有兴奋和抑制两个状态。神经元之间信号专递，有个阈值。阈值作用，超过某个阈值，神经元兴奋。神经元接受多输入，单输出，树状突起获得众多输入，轴突单输出在空间、时间叠加，神经元之间是可塑性连接，突起的连接强度可调节。
（神经元的）神经突触在抑制和兴奋两种状态进行导通或关闭信号传输，其基本原理和运动形式与现代计算机内的电子线路和二极管进行的二进制运算相似。
大脑中的语言中枢
运动性语言中枢：位于额下回的后部，又称Broca区。此区受损，产生运动性失语症，即丧失了说话能力，但仍能发音。
听觉性语言中枢：位于颞上回后部。此区受损，患者虽听觉正常，但听不懂别人讲话的意思，也不能理解自己讲话的意义，称感觉性失语症。
视觉性语言中枢：位于角回，靠近视区。此区受损时，视觉正常，但不能理解文字符号的意义，称失读，也属于感觉性失语症。
书写中枢：位于额中回后部，靠近中央前回的上肢代表区。此区受损，虽然手的运动正常，但不能写出正确的文字，称失写症。
研究发现，中文的语言区更接近于大脑运动功能区，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常用的是后脑的威尔尼克语言区，但使用中文的人，此区几乎用不到，常用的是前脑的布鲁卡区。由于中文语言功能区与运动区紧密相连，要想学好中文要多看、多写、多说，靠“运动”来记忆，而学习英文则应注重营造一个语音环境，注重多做听说的练习，因为英文的那一个语言功能区更靠近听力区。（我科学家揭开中国人难说英语之谜——http://news3.xinhuanet.com/st/2005-04/20/content_2854113.htm ）
北京解放军306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教育部“认知科学与学习”重点实验室脑成像中心主任、中国航天医学研究所硕士生导师金真说，研究发现，使用中文的人，平时主导语言功能的主要是前脑的布鲁卡语言区，后脑的威尔尼克语言区平时几乎用不到，因此功能极弱，在脑影像图上不易找到。而前脑的布鲁卡区与运动区紧密相连。
而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常用的是后脑的威尔尼克语言区，布鲁卡语言区几乎用不到。而威尔尼克语言区更靠近听力区 。
而大脑的思维运行是用语言来操作的，就像计算机里的操作系统。
因此，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就像操作系统对计算机的影响。
严谨的语言文字及语法体系，容易形成严谨的思维模式和思维习惯。
拼音文字发音过程
 To speak a word that is heard, information must first get to the primary auditory cortex. From the primary auditory cortex, information is transmitted to the posterior speech area, including Wernicke's area. From Wernicke's area, information travels to Broca's area, then to the Primary Motor Cortex. 要说听到的词，信息必须先传到听觉皮质。从听觉皮质，传导到威尔尼克区。从威尔尼克区再传到布鲁卡区，然后到初级运动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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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speak a word that is read, information must first get to the primary visual cortex. From the primary visual cortex, information is transmitted to the posterior speech area, including Wernicke's area. From Wernicke's area, information travels to Broca's area, then to the Primary Motor Cortex. 要说看到的词，信息必须先传到视觉皮质。从视觉皮质，传导到威尔尼克区。从威尔尼克区再传到布鲁卡区，然后到初级运动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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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文字 语言生产过程（Speech Production）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peech production developed by William Levelt (1999))
(心理词汇（mental lexicon）或内部词汇（internal lexicon）是指存储于人脑的有关语言中词的知识的心理表征，它是词汇知识在永久记忆中的组织。)
拼音文字语言理解过程
人类走向高级的发展阶段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所以大脑在进化过程中，首先发展通过听觉神经细胞解译语言编码。所以人在理解语言时，要通过听觉性语言中枢来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听觉性语言中枢区受损，患者虽听觉正常，但听不懂别人讲话的意思，也不能理解自己讲话的意义。
眼睛是视觉信息输入大脑的主要通道，眼睛摄入信息时相当于相机拍照，是并行输入。语音信息主要由耳朵输入大脑，相当于串行输入。逻辑思维是线性思维，拼音文字是反映语音的字母的线性关系组合，更适应大脑听觉性语言中枢（威尔尼克区）对语言编码的解译方式，即大脑的自然线性逻辑关系的思维方式。
中文是视觉文字，与发音无关，导致使用中文的人 平时使用不同的语言功能区（即布鲁卡区）。
2、文字
人类在好几万年前，便使用图案、记号和图画等多种方式传达简单的信息，但我们还不能把它们称为文字。真正的文字是指一套公认的、有具体形式的记号或符号，用以记录人们希望表达的思想和感情[3]。
由于文字的产生，一种可以跨越时间、跨越空间传递信息的工具出现了。
有了文字，人类有了记载的历史，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更加确切和完整；有了文字，以描述人类感情和命运为使命的文学不再是口头形式的了，因而流传和影响也更为广远；有了文字，人类就可以把劳动生产经验和科学技术知识记载下来，避免这些知识在人类世代更替的自然过程中丧失。
世界有三种最古老的文字都是由象形文字演变的，一是 公元前3500年前两河流域（现伊拉克境内）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二是 公元前3000年前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创造的圣书字，三是 公元前1300年前中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4]。其中，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与埃及的圣书字 经过在地中海周边众多民族的繁荣商业交流活动中，也在大约公元前1300年变异出了拼音字母，成为拼音文字。
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
刻有迈锡尼时期的线形文字B的泥版文书
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
中国的汉字形体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被后人总结为：甲骨文，金文，篆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汉字的造字方法一般依据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划分为六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汉字从笔画的数量上可分为繁体字和简体字。
中国汉字基础由象形文字演变的而来，与发声无直接关系（虽然后来造了很多形声字，但表音的偏旁也比拼音字母多且复杂难记，也需要靠视觉记忆）。另外，中文有约400种单音节字，字数有几万，同音字很多，有些借助语音音调识别，但书面字一般都不标音调。而且中国古代没有简易的注音符号，帮助读音，要识汉字，就要靠老师教、靠视觉记忆。每一个字都必须要学习辨认甚至需要死记硬背，大多数不能举一反三，如果无学习教材，又无人教导去一字一字地学，是不可能掌握识字的。这样一来，使汉字的识字量大，难度大，推广普及应用非常困难。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5年11月8日报道:汉语在美成为新的热门语言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11 月9 日 | 文章来源：新华网
汉语热在全球不少国家兴起。汉语在美国也迅速成为新的热门语言。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1月8日对美小学及大中院校学习汉语的热潮做如下报道：
芝加哥麦科米克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不知道汉语是一种很难学的语言。这些孩子在家说西班牙语，对于他们大多数来说，汉语正在成为他们的第三种语言。他们从幼儿园开始学习汉语听说，现在当一个陌生人走进教室时，他们习惯热情地用汉语“你好”来打招呼。
这种情景有些不同寻常，但也许这将很快成为美国学校的普遍现象。汉语正在迅速成为新热门语言。政府官员长期以来希望人们更加关注汉语等有利于国家安全的语言，而来自他们以及商界领袖、政客和父母的压力促使汉语教育计划的数目迅速上升。
芝加哥就是将汉语列为美国公立学校课程的最大推动者。该市目前的汉语教学计划涉及到20所学校和3000名学生，另外还有很多学校在等待加入该计划。汉语教学计划还扩展到休斯敦、洛杉矶、纽约和北卡罗来纳等地。
该计划的支持者认为，正当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变得愈发重要之际，了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很有帮助。亚洲协会教育部主任迈克尔·莱文说：“汉语变得热门起来是因为‘学汉语是一个开始与世界下个超级大国打交道的有趣方法’。问题在于，学校何时，而不是是否，调整其课程设置。”亚洲协会已经新建了5所开设汉语课程的公立中学。
学汉语的学生总数与学法语或西班牙语的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但有报告指出，1992年至2002年间，上大学以前学汉语的学生总数由6000人增加到24000人。
去年美国大专院校委员会在中学进行了一项调查，问它们是否愿意开设高级汉语课程，本以为可能只会有几百所学校感兴趣，结果却有2400所学校表示希望开设汉语课程。尽管需求很大，但扩大计划却并不容易。众所周知的首要障碍是，没有足够的汉语教师。
汉语本身也带来一些挑战：汉语被认为是学起来最花时间的语言之一。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每周学习30小时，要学63周才能达到能够运用的熟练程度———这几乎是学西班牙语或德语达到同等水平所需时间的3倍。)
在中国古代识字人的大多是上层的达官贵人，普通百姓家庭拼命读书也是为了当官脱离劳动，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参加劳动的大多数劳动者不识字，不能记载更多的生产实践活动为后人所用，后人不能更多地从书本上汲取前人的生产经验和知识而总结升华为理论从而形成系统的科学。因此，大多数劳动者只能靠经验积累和口头传输或拜师学艺等方式。年龄越大，经验越多，所以，中国长期以来是个尊经验、尊老、崇尚拜师学艺的国家。
中国古代的很多创造发明，是劳动群众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经验积累基础上的偶然发现（如：中国的四大发明），没有促成系统的科学理论的建立，也没有在系统理论指导下的有计划有目的的科学活动。
包括中医，都算是经验医学，中医师总是越老 越受人信赖和尊敬，被称为“老中医”。
中国古代所谓的灿烂文化，有一部分 如：琴棋诗画，是供达官贵人享受的奢侈文化，没有更多地应用在生产实践中。物质文明发展到今天，可以被更多人享受时才能显现出起更多的意义，可称之为休闲文化。
再来说说拼音字母吧：
第一个字母系统是由西奈半岛的闪族商人发明的。他们用自己通晓的一些埃及字符来表示辅音，有用许多别的符号来标示单词和音节，因而他们的文字未能发展成为严格的音标文字。真正的音标文字是有腓尼基人完成的，他们与公元前13世纪将原有文字发展成由23个辅音音素符所组成的字母系统。
公元前十一到十世纪的腓尼基铭文
大约公元前8世纪，这一字母系统于经希腊人改造并增补元音字母而进一步完备，形成希腊字母。从公元前8世纪起，在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以及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人中，又开始形成了国家。一二百年之内，陆续出现了一批历史学家称为“城邦”的小国，希腊的科学思想就是在这之后的时期内产生的。[5]
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与语言发音相关，是把人说的语音分解成音节，甚至再分成音素。只要记忆几十个（如 英文有26个）易记的字母，大多数文字都能通过熟悉发音 拼写出来，极易被大多数普通人掌握。根据发音规律去拼写就可以举一反三地认识大量的字，这使推广传播应用文字变得大为简单容易。如果普罗大众能识字，就能记载更多的生产实践活动，使经验升华为理论，从而又指导实践。这样良性互动，使得自然科学得以迅速发展，从而大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发展初期，简单文字易于推动科学发展。
拼音文字分析分解语音的方法，不仅带来识字、记字的巨大方便，还给了人带来了一种把复杂问题分析分解成为简单系列问题的研究自然世界的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
比如，希腊早期的物质有原子构成的原子说。
原子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最大的成就之一。这个派别的创始人是留基伯，主要阐述者是德谟克利特(460-370B.C.）和伊壁鸠鲁，该派别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是肉眼所不能看见的物质微粒，永恒运动是原子的本性，自然界变化的实质是原子的聚散及其运动，整个世界由原子和虚空所构成。古代原子论是欧洲最早最完备最接近于近代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的哲学猜测。
文字符号对数学发展的影响
另外，有了字母，给人们表达数学公式提供了有利的工具。如，早期勾股弦定理，中国人要用一大段文字描述，而用三个字母代表直角三角形的三个边和其他数学符号，就可以简化为 a2 + b2 = c2 ， 从而可以更简易地演译形式逻辑。
字母本身是个无具体含义的符号，正由于此，它可以用来代表任何从客观自然世界里提取乃至抽象出来的事物或元素。
而中国的文字来源于象形文字，总和具体的含意联系起来，使中国人很难形成用抽象符号代表其他事务和元素的思维习惯和方式，虽然中国古老的易经中用了一些比较抽象的方式来表示过「干、兑、离、震、巽、坎、艮、坤」八个卦，但它主要用来占卦或描述一般自然现象，而没有揭示事物内在的客观规律等。
易经八卦
所谓「易经八卦」，就是指「干、兑、离、震、巽、坎、艮、坤」八个卦。分别具有个别不同的意义，我们用下面的表格做说明：
古巴比伦（公元前19世纪～前17世纪）解决了一次和二次方程问题，欧几里得的《原本》（公元前4世纪）中就有用几何形式解二次方程的方法。我国的《九章算术》（公元1世纪）中有三次方程和一次联立方程组的解法，并运用了负数。3世纪的丢番图用有理数求一次、二次不定方程的解。13世纪我国出现的天元术（李冶《测圆海镜》）是有关一元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16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发现了三次和四次方程的解法。
代数学符号发展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公元前三世纪，对问题的解不用缩写和符号，而是写成一篇论文，称为文字叙述代数。第二个阶段为三世纪至16世纪，对某些较常出现的量和运算采用了缩写的方法，称为简化代数。三世纪的丢番图的杰出贡献之一，就是把希腊代数学简化，开创了简化代数。然而此后文字叙述代数，在除了印度以外的世界其它地方，还十分普通地存在了好几百年，尤其在西欧一直到15世纪。第三个阶段为16世纪以后，对问题的解多半表现为由符号组成的数学速记，这些符号与所表现的内容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称为符号代数。16世纪韦达的名著《分析方法入门》，对符号代数的发展有不少贡献。16世纪末，维叶特开创符号代数，经笛卡尔改进后成为现代的形式。
数学的发展包括了两大主要活动：证明定理和创造算法。定理证明是希腊人首倡，后构成数学发展中演绎倾向的脊梁；算法创造昌盛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印度，形成了数学发展中强烈的算法倾向。统观数学的历史将会发现，数学的发展并非总是演绎倾向独占鳌头。在数学史上，算法倾向与演绎倾向总是交替地取得主导地位。古代巴比伦和埃及式的原始算法时期，被希腊式的演绎几何所接替，而在中世纪，希腊数学衰落下去，算法倾向在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度繁荣起来；东方数学在文艺复兴前夕通过阿拉伯传播到欧洲，对近代数学兴起产生了深刻影响。事实上，作为近代数学诞生标志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从思想方法的渊源看都不能说是演绎倾向而是算法倾向的产物。
中国古代是一个数学很先进的国家，以擅长计算、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风格和特色著称于世。但是在13世纪以后却进入了停滞状态。
我国在殷商时代就有了十进制值制，由于缺乏简单的符号，一直到元朝都采用筹算法。筹算法所使用的算筹，是一种“径一分，长六寸”的竹片。计算时，在一个方形的木盘上，将它们按照一定的方法摆来摆去。熟练此法者，运算起来也相当快，但无法运算高次方程。筹算还有一个不足是，许多数学问题有答案而无解答过程。这自然不利于数学知识的广泛应用与传播。
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即使在今天也绝非易事。历史上最早对多元高次方程组作出系统处理的是中国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朱世杰的《四元玉鉴》(1303年)一书中涉及的高次方程达到了4个未知数。朱世杰用“四元术”来解这些方程。“四元术”首先是以“天”、“地”、“人”、“物”来表示不同的未知数，同时建立起方程式，然后用顺序消元的一般方法解出方程。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创造了多种消元程序。
解方程的数学活动，必然引起人们对方程表达形式的思考。在这方面，以解方程擅长的中国古代数学家们虽然在当时是走在了前列。在宋元时期的数学著作中，已出现了用特定的汉字作为未知数符号并进而建立方程的系统努力。这就是以李冶为代表的“天元术”和以朱世杰为代表的“四元术”。所谓“天元术”，首先是“立天元一为某某”，这相当于“设为某某”，“天元一”就表示未知数，然后在筹算盘上布列“天元式”，即一元方程式。该方法被推广到多个未知数情形，就是前面提到的朱世杰的“四元术”。
欧洲人因为使用罗马字母进行数学运算，遇到了分数简直寸步难行，所以古代欧洲人代数最薄弱。但是，当阿拉伯数字传入欧洲之后，欧洲的四则运算简化了，再加上一系列其它简便符号的运用，代数学很快兴起。美国数学家克莱因在谈到欧洲数学的进展时说：“新的欧洲数学第一次重大进展是在算术和代数方面”，欧洲“代数上进步是引进了较好的符号体系”，“事实上采取了这一步才使代数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
“＋”、“－”号第一次在数学书中出现，是1489年魏德曼的著作。不过正式为大家所公认，作为加、减法运算的符号，那是从1514年由荷伊克开始的。1540年，雷科德开始使用现在使用“＝”。到1591年，韦达在著作中大量使用后，才逐渐为人们所接受。1600年哈里奥特创用大于号“＞”和小于号“＜”。1631年，奥屈特给出“×”、“÷”作为乘除运算符。1637年，笛卡尔第一次使用了根号，并引进用字母表中头前的字母表示已知数、后面的字母表示未知数的习惯做法。至于“≮”、“≯”、“≠”这三个符号的出现，那是近代的事了。
从内容来讲，我们学现代数学，也就是现在西方的数学，主要的内容就是证明定理。而中国的古代数学，根本不考虑定理不定理，没有这个概念。它的主要内容是在解方程。西方数学主要的来源是来自古希腊，有演绎传统，重演绎推理，即以定理证明活动为主。算法传统——重实际应用，为解方程以算法创造活动为主。
中国重实用，轻推理和理论，没有看到现实的实用价值时，几乎就没有人感兴趣研究。
3、语法
再说说影响人思维模式的语法。
简单地比较了一下印度、希腊与中国古代语言学的研究情况。我们在此种比较之下得到的主要结果可以用下面的表表达[9]：
印度语言学 希腊语言学 中国语言学
词法研究 ● ● ○
词汇研究 ● ○ ●
语音研究 ● ◎ ○
句法研究 ◎ ◎ ○
文字研究 ○ ○ ●
说明： ●有过这方面的研究 ○没有过这方面的研究 ◎有过这方面的“原始性”的研究
我们看了这张表后可总结如下：
u印度语言学者主要研究词法、词汇与语音
u希腊语言学者主要研究词法
u中国语言学者主要研究词汇与文字
古希腊语言学
有文字记载的语言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当时的语言研究是在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展开的，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就对语言问题进行过两场有名的大论战。第一场论战是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之间展开的。论战的焦点集中在语言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上。
“自然发生派”认为，单词的形式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事物的名称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他们以语言中的象声词为依据，得出语言是自然发生的结论。“约定俗成派”则认为，事物的命名是人们在实践中互相约定的，和事物的性质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语言中的象声词是极少数，即使没有它们也不会影响语言交际。由此，他们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产物。这场论战持续了很久。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它促进了对词源的研究，对词的各种关系的分类产生了兴趣，可以说是开创了在哲学这个总的框架中研究语法的先河。
第二场论战与第一场论战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在“变则派”与“类推派”之间展开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语法结构是否规则这一问题上。“变则派”认为，由于语言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也是不规则的，并以语言中许多不规则现象作为立论的依据。“类推派”则认为宇宙间日月的运行、四季的轮转是有规律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法则支配的，语言也不例外。它虽然有不规则的现象，但总体来说还是规则的。由于希腊语既有规则的成分，也有不规则的因素，所以论战的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双方都对语法理论的产生有较大的贡献。“变则派”的贡献在于他们辨别出了主要的语法范畴；“类推派”的贡献则在于他们确定了主要的屈折变化形式。
早期的希腊学者对语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词源学、语音学和语法学三个方面。其中语法学所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对传统语言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8—348年）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的论战中持中立态度。他认为，有些词直接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但有许多词，其语音形式与意义之间究竟有些什么联系是无法判断的。他在分析单词与意义的关系时，把词分为主词和述词两大类（大致相当于名词和动词），是西方语言学史上第一个对词进行分类的学者。
古希腊语言学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语法范畴的确立和词类的划分。他们研究语音学，把语音分为元音和辅音，又从辅音中分出半元音。亚里士多德还建立了“格”的概念，用来指动词和名词在语法形式上的变化。格的变化可以表示关系、数、语气等语法意义的变化。
在古希腊时期，对传统语言学作出较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The Alexandrian School）的特拉克斯（约公元前一世纪）。他在名为《读写技巧》的只有15页的小册子中，把词分为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和连词八大类。
汉字的特点
中国的字，可以比喻为一个照片。一段文字组成句子，可比喻为按序排列的一组照片。
比如在描述某个会场场景时，如用语言描述，会使用很多文字，很费事费时，拍张照片就很容易清楚全貌。但照片里的人在想什么，刚才做什么，却需要用语言文字来精确描述。
每个汉字具有平面图形特点，好似一张照片，其表意功能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但汉字形体具有独立性、整体性和刚性，汉语句子是由汉字依原形、按序排列的组成，不论放在哪里，都保持独立的原形，形成了中文的独立语系的特点，语法属独立语系。
而拼音文字的语法不同，用在句中的词，根据主语、动词时间、作用对象等 有不同变形，句中的词之间包含某些逻辑关系，如英语动词分时态，名词分单、复数，有些代词还分阳性和阴性，分主格和宾格：如：He (他)， She（她）是主语，her（她）是宾语，还如：原形动词act (意为：作用、动作)，acting 表示现在分词（正在进行的动作）或动名词，action 为名词，active 又成为形容词，等等 。 而德语的几乎所有名词不但分单数和复数，还分阴性、阳性，每个词都有四种变格，语法比英语更严谨。因此，我们看到德国人思维逻辑严谨，产生的哲学家也多，做事认真。但德国人却显得呆板，似乎没有英国人、美国人灵活。因为，德语句子不易产生歧义，不易造成误解，因此，由此产生的笑话也少。
汉字，虽然表意功能具有较强的概括性、直观性，但汉字字形的整体性、独立性（某些字甚至是刚性的，如日 和 曰 就不能随便变长短），不象拼音文字那样由字母排列组成词干，有前缀、后缀及词尾等局部变化 来表示词在句中的定位和属性。汉字在句中不能随时态或语态等进行变形或变性，句中的汉字和组成的词，不管在什么位置，不管单数或复数，不管做主语，或宾语，或定语 等，都保持原形（不象拼音文字那样有单复数变化，或词性变化，或时态变化，或变格），不包含时态、主从或附属等逻辑关系，独立在句中的汉字有时常可以做不同分解和组合而因此产生不同的意思，有时甚至借用同音字，常造成歧义（在古文中，甚至没有标点符号），造成语言不精确，语法不严密，逻辑不严谨。对同一句话，更是各有各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有很多文字狱的事情发生。
(汉语容易产生歧义，有如下例子：
汉语中有些模棱两可的话，可让道学家看出道，也可让色鬼看出淫。比如某书商说“我做爱做的书”，一人理解为他做他喜欢做的书，另一人则听成这是“我做爱……做的书”；又如乍见《西方现代性研究》一书，一人理解为“西方的‘现代性’的研究”，另一人则认为是“西方现代的‘性’的研究”。
还比如：雅文化俗，俗文化雅；现代化学的研究与发展)
汉语虽有较强的表意性和概述性，但表述不精确、语法不严密、逻辑不严谨，造成中国人善观表象，善宏观思维，注重全貌，却忽略细节。思维模式粗犷、模糊，思维逻辑不严谨，思想追求混沌和虚无。造成了后来的文人，不去开拓研究新问题而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揣摩前人模糊、没讲清的东西或意思。比如，有了个《易经》，引起后人前赴后继地研究解释《易经》，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研究它。把很多自然界表象的宏观概述和总结、但对微观的朦胧、朴素、模糊的解释，当成事物的内在规律、当伟大圣典，令一代一代的后人崇拜祖先所谓的圣明，谈起中华文明的伟大好象永远是发生并停留在古老的过去。
另外，习惯于汉字的表意性、整体性及独立性的中国古人，缺少象使用拼音文字的古希腊人那样的将事物分解、解析的思维方式，常把事物的表象当元素来用，如：金、木、水、火、土等。常用几个表象作为基本概念去解释另一个现象。用一个模糊的概念去解释另一个模糊的概念，不能进入事物或物质的微观世界，精确解释事物或物质的构成和原因，只在物质的宏观面上打转，是中国前年来的文化停滞不前的核心原因之一。
因此，由于汉字和汉语语法的以上特点，中国人历来就欠缺严谨的逻辑思维习惯及分析分解的思维习惯，中国的古代没有产生严密的逻辑学、哲学及科学。只有，概括性的、模糊的、甚至务虚的宏观论述。虽有自己哲学、逻辑论述，但常通过一个个的独立故事，如：自相矛盾，刻舟求剑等古典逻辑故事， 又如《论语》，也是常用故事说道理。
中国人长期以来自我陶醉、孤芳自赏，没能彻底反省中国文化的自身弱点，是因为中国人处在相对封闭的又有广大腹地的大陆，没有与以拼音文字为基础的国家有过真正直接全面的接触、交流和比较，思维和文化都依赖的汉字及其语法。
中国人常把中华文化中自己模糊认不清的东西甚至是虚无的东西，扮演成高深莫测的神秘东西 来引导人们崇尚、膜拜，也迷倒少数西方人崇敬向往。但中华文化去一直没有成为世界的主流，只是到了中国人主动对外开放和改革自己的现代，才引起了逐渐多的外国人来中国学习。
只是到了近代，少数接触了解一些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才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汉字相比拼音文字的确太难识学和记忆，影响了中国文化普及和国民素质。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有仁人志士致力于改革中国的文字。
事物总是多面性的，汉字虽有上述诸多不足，但也正因为 上述特点（如：与发音无关、组词界限模糊、语法模糊等不严格特点）， 汉字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促进不同地方、甚至不同民族的融合。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一套表意符号或文字体系，如：交通标志。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汉字在未来可能成为世界通用的表意文字，因为它与发音无关，就像日本人使用汉字那样，虽然日语对汉字的发音不一样却不影响表意汉字在日本的广泛使用。
视觉环境的改善加速汉字的传播
发展到现代，电视、无线通讯等视像通讯在中国的加速发展和普及，大大改善了中国人的视觉环境，才加速中文的普及教育，缩小了与拼音文字的识字差距。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正是，电视机等视像通讯高速普及的二十多年。所以我认为中国近二十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真正内在动力是（由对外开放和视像通讯技术启动的）视觉环境的改善，极大地改善了基础教育环境，促进和提高了中国人汉字识字和记忆效率及文化科技普及速度，缩小了与拼音字母的优势差距。 但拼音字母依赖听觉（由于耳朵从来不关闭，因此是信息输入的最畅通道），过去和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是主要依赖说话通过语音交流，其优势依然存在。
虽然目前有很多视像传输（如电视、电影、录象等）系统，尤其是互联网提供了很多视觉的信息，给了汉字提供了某些转机。但中国幼儿教育、初级教育仍面临巨大问题，中国需要加大研究依赖视觉记忆汉字的识字规律的研究，加大幼儿教育研究，加大幼儿智力发展及人脑的研究。
有人，说日本也用汉字，为什么发展很快，成为经济强国。实际上日本是从明治维新开始抓教育，学习西方，才开始加速发展超越中国的，日本自己没有原生的哲学及科学文化。另外，日本虽然借用汉字，但实际是用音节字母（平假名、片假名）组成的拼音文字。语法属粘着语系，即在词的后面跟粘着词，通过粘着词变化表示句中词的前后逻辑关系。总体来说比汉字易学，比汉语语法严谨。
那么，为什么中华文明停滞不前了？中国新一代的人的确学需要更彻底的反省，充分认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找到新的突破口加速中国未来的科技文化及经济的发展。
中国需要加大研究依赖视觉记忆汉字的识字规律的研究，加大幼儿教育研究，加大幼儿智力发展的研究及人脑和语言关系等的研究，加强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为加速教育普及、提高教育效率提供有力的理论、方法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