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体上看到现在的保障房建设主要由少数国有企业在做，而保障房的基础政策与规划是政府部门在做，未来保障房的社区可能也是用传统的名义组织组织去做。奥斯本与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政府》一书中很清晰地告诉我们，美国政府的公共住宅部的建设效率是如何的低下、管理是如何的死板，而真正的解决需要在服务外包、利用公众的自治力量与公益组织力量方面有大的突破。同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如果不在引入更多的竞争性的建设机制、实行更为开放的服务外包、鼓励更为创新的社区公益创业，那么保障房建设这样一件寄托着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期待的事情，很可能会落到以喜剧心理期待而以悲剧结果收场的境地。

　　我们在某大型开发园区，尝试帮助开发出廉租性质的青年公寓区的社区管理，在这样的区域中如果我们显著地改进空间设计、增加社区公共空间与设置青年活动场所、容纳白领或者蓝领夜校、提供社区工作与社区服务组织的发育机会、设立服务社区的公益基金会、增加青年参与管理社区事务与社区服务的机制，那么这个社区就将成为一个典范的吸引年轻人生活的地方。但是要做好这件事情的创新性、繁琐性、服务性与持续性，足以让在机关里面坐惯了的很多人退缩。

　　有人习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说期待政府重视、加强投入与提升政府的服务效能。政府能够做很多工作，但是政府能做的工作还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其一政府里面充满了考试来的公务员，而比较缺少根据经验、灵活性与反应能力而得以录用的人才，面对种种新鲜的矛盾与问题，政府更可能换说法而较难创新实质；其二政府其本质是个实施公共开支的组织，开支得越多其资源与权力越大，但它在节约开支或者增加收益上的积极性不大，因此政府在其本质上就不会有积极性真正提升收益，因为在本质上与在其中工作的个人无关，而在加大开支的情况下，个人更有机会从其中的资源调配中得到寻租机会；其三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往往是让富有探索精神的人用灵活高效的方法做事情，但是公共组织里面很难容忍人们用富于变通的方法来做事情，而且富于变通的方法也的确很容易被有些人用来谋取个人私利，而在重重规章的约束下公务员就很难做到变通与高效。所有这类问题，不只是在中国社会中，在任何实施官僚与公务员体制的社会中都无法避免，社会就试图谨慎地走出一条兼顾的路线——让政府适度地负责一些私营部门不想掺和的事情，而让私营部门去负责更多它自己更要积极去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适合以商业或者私人部门主导，而政府以某种有限的方式适当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