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主义、浪漫主义经济的宿命
胡星斗
醍醐子曰：1949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是完全照搬了苏联的经济制度。从1953年开始，中国进行了三大改造，进展神速，斯大林化了8年时间才完成的国有化和集体化的工作，毛泽东只化了3年时间。这其中当然有群众拥护、配合的因素，但是，当时确有这样一些情况：不管是否适合于国有，适合于集体，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拥护集体化；强制的成分多，一刀切的情况多，盲目攀比、无限上调、一大二公的思想严重，以为公有制甚至国有制成分越高，就越是社会主义；凡是希望保留一点多种经济成分，便是反对社会主义，便是反革命。因此，一些不适合于公有的便民的小商业、农民的小块菜地都被“改造”了。这样，到1956年就建立起来了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以实物周转为中心，以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产、供、销全由政府包办，全国成为一个大工厂，各企业只是生产车间，丧失了经营自主权。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初期是有效的，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这时便滋生了冒进主义和浪漫主义情绪，掀起了惊天动地的“大跃进”运动，要一步跨入共产主义。于是，全国刮风，浮夸，“放五星”，声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河北徐水县发射了一颗亩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毛泽东得知后很高兴，来到徐水，听县委书记汇报：全年要收粮食12亿斤，夏季已收9000万斤，毛泽东说：“秋季要收11亿斤啊！”并不责怪他吹牛，反而问：“粮食吃不完怎么办？”书记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毛泽东说：“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那时，《人民日报》还报道这样的消息：市民唐明科家中养的苏北种老母鸡，从今天早晨六时起，仅用两个钟头，就生了八只红壳大鸡蛋……。看来，鸡也受到人的激情的感动！还有报道三斤六两重一根大蒜，16斤重一个甜瓜，7两多一粒蚕豆的……。《人民日报》报道：安徽舒城县培养出亩产达万斤的早稻。马上湖北孝感声称他们的早稻试验田亩产超过万斤，朝阳乡的一块地亩产达13408斤！
“大跃进”算河南省闹得最凶。西平县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卫星”，新乡地区放出日产钢铁120万吨的“卫星”。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只281亿斤，可省委书记吴芝圃吹牛为702亿斤，于是开展大规模的“反瞒产”运动，为追逼粮食，捆、绑、吊、打、捕。仅信阳地区就逮捕1774人，拘留10720人，其中有700多人被逼打而死。到1960年春，该地区饿死100多万人。
醍醐子曰：“大跃进”的教训是深重的。教训之一是，浪漫主义不可以搞经济。过去，靠发动群众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后来，靠大规模的群众批判运动赢得了政治上的丰收，但是，经济有其内在的规律，不能违反，浪漫空想的诗人气质是从事不了经济建设的。中国有“大跃进”运动，朝鲜不断掀起“千里马”等运动，可是，到头来，经济发展又怎么样呢！可笑的是，一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的人却热衷于浮夸、“假”“大”“空”、瞒骗百姓，看来，这有体制上的原因！或许正因为体制上的缺陷使得人们往往不实事求是，所以要提倡实事求是？！教训之二是，权力不可以没有监督，不能搞一言堂。1956年时，周恩来提出反冒进，可是，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冒进说成是方针性错误，他说：“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象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会上，周恩来、陈云、刘少奇受到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因对“大跃进”有异议，彭德怀受到批判。自此，党内很难再听到不同意见了。教训之三是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如果又放弃行政控制，那就无疑会产生灾难。从经济管理模式方面来说，“大跃进”的特征就是盲目地下放权利。轻工业部门所属单位，除四个特殊纸厂和一个铜网厂外，管理权全部下放；重工业所属部门，大部分下放；铁道部所属工程局、管理局，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邮电部企业大部分下放……，到1958年底，88％的企事业单位权力都下放了。除管理权下放外，计划权、财权、税收权、基本建设审批权等都脱手了，这样就形成了既没有多少宏观计划，又没有任何市场引导，企业盲目生产，地区分割的局面，“三年困难”的到来也就不可避免了。到1961年，国营企业亏损额高达103.2亿元，其中工业亏损46.5亿，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工业税利。教训之四是在所有制问题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取消私有、个体经济，限制集体经济，以为这样很快就能进入“共产主义”。教训之五是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供给制和食堂制，大搞平均主义，刮“共产风”。这些都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的发展，挫伤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1961年～1965年，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实行“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加强以集中统一为主的体制调整，收回下放的权力；调整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加强农业；回笼货币，稳定市场，实行财政平衡；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这样，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到1965年底，各项经济指标都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但是，收回权力的弊端到后期越来越显露出来，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活力被窒息，手脚被捆死，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这就是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市场，只能在权力收放上做文章所造成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病症。
在调整时期，左的思想仍然居于主导地位。邓子恢提出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包工到组、包产到户，结果，受到批判，说成是“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1963年，又发动起“清思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的“四清”运动，以打退所谓的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这时，农业方面大批“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三自一包”，商业方面对市场管严卡死，工业方面批判“利润挂帅”、“奖金挂帅”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政治方面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65年开始，经济工作又转向战备，按分散、靠山、隐蔽、进洞的原则进行基本建设。
1966年，“文化大革命”伊始，就批判起政治与业务结合的“二元论”，只许抓所谓“革命”。尔后，红卫兵大串联，导致运输吃紧，交通堵塞，大批生产物资积压待运，直接影响到生产建设。随着“文革”由“文斗”向“武斗”，由开展“四大”向“打倒一切”，由政治向经济领域进一步发展，经济工作基本陷于瘫痪。上至国务院各部委，下至各厂矿企业领导班子，都毫无例外受到冲击、改组，有的甚至被撤销；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受整埃斗，“靠边站”。长期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和规章制度，如《工业70条》、《商业40条》、《科技14条》等被当作“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加以批判，鼓吹建立不要领导、不要管理、没有规章制度的“三无”企业。厂长负责制被批为“取消党的领导”，总工程师制被批为“推行专家治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被批为“利润挂帅”，“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在经济工作中提倡尊重科学，尊重知识，被批为实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政；搞四个现代化，被批为“为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实行按劳分配的措施，被批为“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关心群众生活，被批为“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被批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到1976年，长达10年的破坏，国民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国有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由1966年的34.5元下降到1976年的19.4元；商业方面，资金利用率下降为9.7％，远低于1957年的20％；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由“一五”时的35元，下降为“四五”时的16元；农、轻、重比例更加失调，由1965年的37.3：51.6：48.4发展为30.1：44.1：55.9；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如果以1952年的平均实际工资为100，那么，1957年为130，1966年为120，1976年为113.9。
醍醐子曰：斯大林的经济模式、极左的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极端主义、浪漫主义试验，中国人为之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它的失败教训后人应当认真吸取！